“‘也许羊癫疯是真的。病人忽然醒了过来，听见了喊声，就走了出去。’嗯，那又怎样呢？是不是他看了一下，就对自己说，让我去杀死主人？但是他怎么会知道里面所发生的情形，既然他在那时以前还一直躺在那里，人事不知？诸位，你们知道，幻想也总得有个限度！

“‘也许是这样，’细心的人会说，‘但要是他们两人同谋，一块儿杀人分赃，那又怎样呢？’

“是的，这的确是个很有分量的问题，而且首先，马上就可以拿出支持这个疑问的极大的佐证：一个动手杀人，承担一切，另一个同谋者蜷卧在床，假装发羊癫疯，——就是为了预先引起大家的疑惑，使主人、格里戈里提心吊胆。有趣的是这两个同谋者到底出于什么动机会想出这样疯狂的计划来呢？但是，也许这共谋在斯麦尔佳科夫来说并不是主动的，而可以说是被动的，不得已的。也许受了恐吓的斯麦尔佳科夫只答应对于谋杀不阻挡，但因为预感到人家会指控他纵容谋杀主人，不呼喊，不抗拒，——所以预先请求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允许他到时假装羊癫疯发作，躺在那里，‘你尽管去杀你的罢，与我不相干。’但即使果真如此，那也同样因为羊癫疯一发，家里一定会引起慌乱，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预先见到这一层，也是无论如何不会同意这个主意的。……不过我可以暂且让步，就算他能同意；但是结果仍是一样的，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终归是凶手，直接的凶手，是他起意杀人，而斯麦尔佳科夫只是被动的参与者，甚至还不是参与者，而只是由于惧怕才违背自己的意旨加以纵容。法庭是一定会区别对待的。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情况是怎样的呢？被告刚一被捕，就一下子把一切都推到斯麦尔佳科夫一人身上，只对他提出指控。并不指控他和自己同谋，却只指控他一个人，说这是他一个人做的事，他杀人越货，是他一手干的！既然两人立刻互相对咬，那又算是什么同谋呢？这是永远不会有的事。而且你们应该注意，这在卡拉马佐夫是极冒险的事：他明明是主谋，而斯麦尔佳科夫却不是，只是纵容者，作案时正躺在隔板后面，而他竟想把一切推在一个躺倒的人身上！那个躺着的人一生气，单单为了自卫也很可能会马上把事实真相说了出来。他会说，这是两个人都参与干的，不过我没有杀人，只是因为害怕才准许和纵容了他。因为斯麦尔佳科夫会明白，法庭一定会马上辨清他的犯罪的程度，因此他可以指望即使自己受到惩罚，也一定会比打算把一切推到他身上的主犯所得的刑罚要轻得多。但要是果真这样，他不用说是一定会直供出来的。然而我们并没有看见这种情形。斯麦尔佳科夫一点也没有露出同谋的话，尽管凶手曾坚决地把他指控出来，一直指控他是唯一的凶手。不但如此：斯麦尔佳科夫在预审的时候反而坦白说，是他自己把关于装钱的信封和暗号告诉被告的，要是没有他，被告将毫无所知。假使他果真同谋犯罪，他会不会在预审的时候这样轻易地说出这话，说一切都是他自己告诉被告的呢？相反地，他必然会一味抵赖，把事实加以歪曲和缩小。但是他既没有歪曲，也没有缩小。只有无罪的人，不怕人家指控他同谋的人，才能这样做。现在他由于羊癫疯和不久前爆发的这桩祸事，害起了病态的忧郁症，竟在昨天上吊自杀了。死后留下了用他那种特别的文体写的一张纸条：‘我出于自觉自愿，消灭了自己的生命，与他人无涉。’是的，最好他在纸条上再添上一句：凶手是我，不是卡拉马佐夫。但是他并没有添上。他的良心对一件事情敢做，而对于另一件事情却不敢么？

“可怎么回事呢，刚才又有三千卢布缴到了法庭上，据说，‘这就是原来装在物证桌上放着的那只信封里的钱，是昨天从斯麦尔佳科夫手里拿到的。’但是诸位陪审官，你们自己也记得刚才那幅悲惨的图画。详细情形我不再复述，但我要挑选其中两三个最不重要的情节来说一说我的看法，——正因为它们不重要，所以不是每个人想得到，而且是容易忽略的。第一，还是那套话：斯麦尔佳科夫由于受良心谴责，昨天把钱缴回，自己悬梁自尽了（因为没有良心的谴责，他是不会交出钱来的）。而且不用说，他自然是在昨天晚上才第一次对伊凡-卡拉马佐夫承认他的犯罪，就象伊凡-卡拉马佐夫自己宣称的那样，要不然后者为什么一直缄口不言呢？那么说，他确实是作了坦白，但我又要重复一句，既然这样，既然他明知明天就将对无辜的被告进行可怕的审讯，那他又为什么不在他临死的那张字条里向我们宣布出全部的事实呢？光是钞票不能算做证据。比方说，我和在这大厅里的另外两个人，就在一星期以前完全偶然地得知一桩事实，那就是伊凡-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曾把两张年息五厘的五千票面的库卷，一共一万卢布，寄到省城里去兑现。我说这话的意思是钱在一个时期内是大家都可能有的，缴出三千卢布，并不能完全证明它就是那笔钱，就是从某个抽屉或信封里拿出来的钱。还有，伊凡-费多罗维奇在昨天从真正的凶手那里得到那样重要的消息，却竟会抱着若无其事的态度！为什么他不立刻告发呢？为什么他要拖延到第二天早晨呢？我以为我有权这样猜测：一星期来他的健康失调，曾对医生和他的亲近的人承认他常看见幻影，遇到已亡故的人们，他当时已处于发作脑炎的前夜，而今天果真发作了。在这种情况下出其不意地听到斯麦尔佳科夫自杀的消息，便突然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人已经死了，可以把事情推到他身上来拯救兄长。钱我有，只要拿出一叠来，说这是斯麦尔佳科夫临死时交给我的就行了。’你们会说，这是不光明的事；虽然诬赖的是死人，撒谎总是不光明的，即使是为了救兄长也一样。这话也对，但如果他的撒谎是无意识的呢？可能他自己就这样认为，因为他由于仆人暴卒的消息已完全丧失了理智。你们刚才看见过那幅情景，看见过这人处在什么状态下。他站在那里说话，但是他的理性在哪里？就在这脑炎病人的供述以后，出现了一个文件——被告给维尔霍夫采娃小姐的信，是他在犯罪前两天所写，把犯罪的详细计划都预先说了。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寻找另一个计划和它的编制者呢？事情是完完全全照着计划实行的，而实行的人就是它的编制者，决不是别人。是的，诸位陪审员，‘完全照所写的那样实行了！’他根本没有恭敬而小心地从父亲房间的窗户那里跑开，尤其是因为他深信他的情人就在房里。是的，说他走开了是荒诞不经的，他确实走了进去，把事情了结了。他大概刚一看见他不共戴天的情敌，就怒火中烧，在激怒中杀了他，他也许是一下子，一挥手，用铜杵杀的。但杀了之后，经过详细的搜查，虽明白了她并不在那里，却仍旧不忘记把手伸进枕头底下，拿出装钱的信封，它的撕碎了的空套现在就和其他物证一起放在桌子上。我说这话的意思是让大家注意到据我看来极具特征的一桩事实。假使他是有经验的凶手，蓄意劫财的凶手，他会把空信封留在地上，象在尸首附近发现时的那个样子么？假使这是斯麦尔佳科夫为了劫财而谋杀的，他一定会直截了当把信封带走，不必费事站在尸首旁边把它拆开来，因为他早就知道信封里是钱，——那本来是当着他的面装进去封好的，——假如他把信封完全带走，那就谁也不会知道是不是发生过劫财的事了。我问你们，诸位陪审员，斯麦尔佳科夫会不会这样做，他会不会把信封留在地板上呢？不，会这样做的正是一个已经失了理性的发狂的凶手，这凶手不是贼，在这以前从来没有偷过东西，现在从床铺下抢走钱时也并不象在偷东西，而只是在向偷东西的贼那里拿回自己的东西，——因为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对于这三千卢布恰恰是这样想的，这种想法使他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所以现在他抓到了他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信封时，就撕了开来，看看里面有没有钱，然后就把钱朝口袋里一揣，跑了出去，甚至想也没有想到他在地板上给自己留下了极大的罪证，就是那个撕碎了的空信封。原因全在于那是卡拉马佐夫，而不是斯麦尔佳科夫，所以才会没有想到，没有考虑到。他哪里还顾得到这些！他跑了出去，他听到追他的仆人的呼喊，仆人抓到他，阻拦他，但被铜杵打倒了。被告出于怜悯的情感跳下来看他。请想想看，他竟忽然告诉我们他当时跳下来是出于怜悯，出于一种同情心，为的是看一看能不能救护他。请问，那是表现这种同情心的合适时刻么？不，他所以跳下来，就是为了弄明白：他的罪行的唯一的证人是不是还活着？一切别的情感，一切别的动机都是不自然的！你们要注意，他在格里戈里身边忙了好一会，用手帕擦拭他的头，在确信他已经死了以后，才象丧魂失魄似的，带着满身血污，又跑到他的情人家里去——他怎么会不考虑到自己满身血污，会立刻被人发觉呢？但是被告自己告诉我们，他甚至毫没有注意到自己满身血污。这是可以相信的，这是十分可能的，在这种时候犯罪的人总是这样。一方面精明得象魔鬼，另一方面又毫无头脑。在这时候他念念不忘的只是她在哪里。他必须赶快知道她在哪里，因此他跑到她家去，才知道了一个对他来说是突如起来的惊人消息：她到莫克洛叶去会她‘以前的’‘无可争议的’那一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