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下山果然在地下铁道见着xx本人了吗？我对这一点抱有疑问。我认为等待着下山的已经不是原来约会的那个人，而代之以具有某种阴谋的另外一个人了。

在《“下山事件”白皮书》里，三越的店员新井君子、高田喜美子以及长岛静子等人在证词中都说，她们看到一位像是下山总裁的人，时间都是在上午九点半到十点过一会儿。从这段时间来说，我认为那确实是下山本人。尤其是高田喜美子的供述中有这么几句值得我们注意的话：“有两三个男人跟在一个人后面同时走下台阶，但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同伴。被跟的是个经理派头的人，有五十来岁，身高五尺六寸左右，胖胖的，足有十七八贯。前额宽阔，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戴着眼镜，举止文雅。”

那以后，开飮食店的西村丰三郞说当天在电车里所看见的下山，以及五反野车站站员萩原的供述中所提到的下山，就都不是下山定则本人了。末广旅馆的长岛辐子所看到的旅客也不是下山本人。后来在傍晚六点钟以后在五反野车站附近十几个目击者所看见的也都不是下山。

加贺山之雄推断说“我认为这些人看到的是下山的替身”，就足以说明一切了。加贺山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我要做一些推断，就只当自己是在写推理小说。”就推理小说而言，那应该说是颇带有纪录意味的。

下山本人在三越遇上了原来约会的那个人的替身之后，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徘徊在五反野一带的下山的那个替身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先来谈谈那个替身。

从那人在长岛福子的旅馆里休息时的举止也可以判明他是冒充的。他在这里休息了约莫两个半钟头。下山是个烟不离嘴的人，那个人却连一根也没有吸。从一个烟蒂也没留下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一般说来，凡是吸烟的人越是思虑重重，就越比平时吸得多。他待上两个半钟头，为什么连一根也没吸？简直不可思议！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到下山遇难的现场去采访时，看见不知是谁在下山的遭难纪念碑前供了一盒装得满满的“和平”牌香烟。那盒烟被雨淋得湿漉漉的，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供香烟的人大概知道下山爱吸烟吧。

在旅馆休息的那个人恐怕是有一定的理由才没吸烟的。

不用说，他是为了怕在烟蒂上留下唾液。如果从唾液里检验出他的血型与下山的amq型不一样，那可就糟了。

在后来发生的“女服务员谋杀案”（据《两个推理》（松本清张的杂文集《黑色的笔记本》中的一篇）一九五九年，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女服务员武川知子被人杀害。嫌疑犯比利时籍天主敎神父贝尔梅修已回国，此案至今悬而未决。某敎会的神父即指贝尔梅修。——译者注）中，某敎会的神父曾被传到警视厅去作主要旁证。他怕留下唾液，不肯用茶杯喝水。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了。

女老板长岛福子曾要求那人“在店簿上登记”，他却支吾说“算了吧”，当心不把笔迹留下。不仅如此，他还十分小心，连一个指纹也没留下。枕头上沾着两根头发，据推测很像下山的，但弄不清究竟是不是他本人的。傍晚六点到七点之间，许多人看见下山在轨道旁边走来走去，差不多每一个目击者都把他的服装描述得很准确。以前也经常有人说过，人的眼睛是不可靠的，还提出过关于实验结果的报告。令人惊异的是，事件发生之后经过相当时日，他们还能说出这样一些细致的观察：他的衣服是深灰色的，领带是深蓝地上嵌金丝的。

我并不认为侦查当局对目击者们做了诱导讯问，然而报上连日以大量篇幅报道了“下山事件”。似乎可以说，迗些目击者不知不觉之间把从新闻报道上获得的印象铭刻在自己的意识中了。把这情形与侦查二科在事件发生后立刻对几个目击者进行调查时目击者并没有说出这些细节的事相对照，便觉得耐人寻味。

把下山带到某处去的那个角色和下山那个替身当然不是一个人。从这一点似乎可以判断，这一庞大计划是由几个小组分头进行的。

不用说，冒充下山的那个替身一定是日本人，而不是个二世（在美国出生、取得美国国籍的日本移民。——译者注）。他是从哪儿来的呢？自然不是凭他本人的意志来的，而是接受什么人的命令才乔装起来展开活动的。如今，大概永远也追查不出他是什么人了。

这里，我想再引用一下大野达三的文章，以供读者参考

“美国的间谍机关会付报酬给这些日本间谍。对那些山卖机密的官吏，则按照各自的职位加以提拔。不管他们本人有没有意识到，这些亲美分子就这样被组织到政界和官方中去。情报部不仅把警察和检察厅全部彻底掌握住，尤其还像这样把精干的间谍分子抓在自己手里。对高级间谍个别地掌握，下级间谍则组成班，并让他们从事训练间谍的工作。组成班时，通常派一世中尉或少尉担任指挥官。由旧军人、旧特高（特别高等警察的简称。日本战前的一种专门镇压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人士的警察。——译者注）、旧右翼分子组成的机关，地位就更要高些。所采取的方式，一般是先指定一个负责人，由他来召集旧部下。另外还把该机关冠上负责人的名字，供给一切必要的经费。这些间谍及其机关承揽一些任务，以协助美国间谍机关的活动。如今这些机关的组织形式和供给资金的方式虽然改变了，大部分机关却照样继续进行其特务活动。”

在这篇文章里出现了好几个日本人的名字，但这些人今天都还健在，本文不便引用。根据以上记述，我只想说明这些机关的头子都是地位相当高的旧军人，而且还包括右翼分子和共产党的变节分子。

大致可以推测得出冒充下山的替身是从其中哪个机关派遣来的，但是不能确凿指明。总之，这个替身受到某方面的指示，在下山刚从三越消失后，就立即伪装成下山了。这个替身所接受的命令，大概仅仅涉及他本人应执行的任务，他并不知道下山的实际命运如何。

傍晚时分在五反野附近见到下山的人们的上述证词中，关于下山所穿的西服的颜色、领带的花样等几乎全都说对了。我认为西服及领带确是下山的，因为据估计，下山的衣服全被剥光了，尸体上只剩下一件内衣。

前面已经说过，验尸时内衣上粘糊糊地沾着一层黑油。在一般情形下沾油——比方说，从机车上洒下来的油沾在被轧的尸体上——应当是从上衣逐渐渗透到内衣上去。按道理，上衣的污迹应该更深，越是靠里面的衣服，污迹就应越浅。下山的情形则正相反：上衣并没有污迹，越是里面的衣服污迹越深。

下山的尸体上的确只穿着内衣，处于裸体状态。

凶手之所以让下山赤身露体，可以设想得到的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由于杀害方法上的需要而剥下他的衣服，另一个是必须把上衣和领带从下山身上剥下来给替身用。有些目击者还针对五日下午六点四十分这个时间提出了证词，而那时下山应该早已远远到了别的地方。但是目击者们看见的那个在五反野轨道附近徘徊的人身上所穿的西服和系的领带，却是下山本人的。这一点从《白皮书》上的这段话也可以明白。

山崎竹子（四十三岁）的供述：

“我在七月五日沿着常磐线下行线朝陆桥走去，发觉东武线铁道路基的铁柱那边的玉蜀黍地里有个绅士。我感到纳闷：天都快黑了，那样一个人怎么会在地里干活呢？我就盯着他，他也看了看我，大概觉得有点心虚，就蹲下去，低着头播弄起草叶子来。我还看着，他没办法，就走起来，横过轨道从陆桥下面走去。我跟在他后面走，离开两丈来远。那人若有所思地走下缓坡，蹓蹓跶跶地朝火警了望塔那边走去了。”

仿佛是为了证实山崎的证词正确无讹，鉴别科还这样写道：

“据鉴定，在现场所发现的下山总裁的衣服内袋里的乌麦壳和从现场附近采来的乌麦壳是同一个品种。”（《白皮书》）

目击者的话和鉴别的结果的确恰好吻合。毫无疑问，那个替身正是穿了下山这件西服在那里播弄草叶子，并且把乌麦壳放在口袋里的。

那末，鞋呢？

关于鞋，就连这位智谋犯也不免留下了个漏洞。前面已经说过，下山的鞋是咖啡色胶底皮鞋。按照习惯，跟下山住在一起的人每天早晨都替他涂赭红色鞋油。下山从来不在街头让擦鞋匠给他擦鞋。但是找到的鞋上却涂着茶色鞋油。赭红色和茶色是容易混淆的。大概是鞋太脏了，另外一个不知道下山的习惯的人大意了，以为原来用的是茶色的，就给涂上茶色鞋油了。

大概是因为鞋太脏了，才涂上茶色鞋油。这件事也给我们一点启发。下山的鞋上多半沾着不少尘土或垃圾，而且恐怕还是一种特殊的尘土或垃圾，从这上面可以推断出现场——也就是下山被杀害的地方。凶手一定是留心到这一点才把鞋刷干净，涂上茶色鞋油的。在遗物当中，偏偏对鞋下了不少工夫。然而凶手还是不够细心，竟涂上了茶色鞋油，露出破绽。

如前面所说的，鞋底上沾着叶绿素。警视厅的鉴别科说：“不知道鞋底上沾的泥跟辗轧现场附近的泥是不是相同的。鞋底的叶绿素是植物性的。”侦查一科由此推断“鞋底上沾的叶绿素是现场的草汁”。

但是东京大学药物学敎授秋谷博士说：“经检查，鞋底上的绿汁显然是染料，并且与衣服里抖出来的是同一种染料。”不用说，草汁是自然的有机物，染料则是经过化学加工的无机物。

如果这是与检查衬衫、西服时抖出来的色粉性质相同的东西，那末就可以设想下山曾被监禁在放着这样的染料或色粉的地方或环境里。如果我们能够弄清楚，犯人粗心大意地在下山的鞋上涂抹茶色鞋油之前，鞋上所沾的尘土或垃圾究竟是什么，下山被监禁的地方大概就更容易推断了。

七

这里再来推敲一下真正的下山到哪里去了。下山和某人约好在三越的地下铁道附近秘密会谈。日期大概是五日以前——多半是前一天（四日）。可以想见，对方是供给下山十分可靠的高级情报的人。既高级，又可靠，那末在当时来说，这个人一定是一方面在国铁工会里拥有情报网，另一方面与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或劳动部那边也有情报关系；不然的话，像下山这样一个人就不会特意独自来会他。如果那是个不三不四、普普通通的“包打听”，下山大概连睬也不会睬吧。不过，下山大约不知道这人与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方面另有勾结。于是，下山的悲剧就产生了。下山在裁员问题上对沙格农进行过抗拒，已经使得沙格农忍无可忍。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沙格农又探听到下山在悄悄搜集自己的情报，于是勃然大怒。总之，如果美国占领军想制造什么震动人心的事件，下山就有可能被充作这一事件的主人公。

这个供给下山情报的人究竟是谁，大概是无法查明了。凭着直感，我认为此刻他的踪迹已经永远从地球上消失了。

前面已经挺过，前一天（四日）下午一点，下山和增田官房长官一起去见吉田首相时，下山曾借口有事中途退了席。后来一调查，原来国铁并未召开任何重要会议。与这事实联系起来一想，下山会不会是约好了在这个时刬去与提供情报的人见面呢？前面我已经这么推断过。

但是下山之所以在五日早晨赶着时间从银行里取钱（这是推断），接着就进入三越的地下铁道，是不是因为前一天下午一点钟没有见着那个人呢？也就是说，从这件事可以推断出，对方会约好和下山在四日下午一点钟见面（这次约会非常重要，以致他不惜放弃和吉田首相的会晤），但由于提供情报的人有事，没有见成，就改约在五日上午九点以后（百货商店是九点半钟开门）碰头。这种约会大概一向是利用电话秘密来安排的。

下山一定经常和那个至今已经连名字也永远查不出的提供情报的人会面。（大西司机也说过类似的话。）《白皮书》上引用岛秀雄（下山的朋友）的这样一段供述：“下山当上总裁之后，口气之间有时透露出好像在雇用提供情报的人。”警视厅在括号里照例加上批注说：（其实他并不曾雇用提供情报的人，不过对外面的人说成自己仿佛是在雇用。）但警视厅是不可能知道这事的。也许警视厅知道底细，不过不便发表罢了。这一定是严加保密的，除了下山和那个提供情报的人以外，大概谁也不知道这层关系。

当然，这个人以前也一定经常和下山秘密会见，每次的地点都不同。据大西司机供述，下山仿佛常常与提供请报的人见面。但是下山并不单是在三越会见他。每次大概都轮流变换地点。受到下山信任的大西司机在一定程度上准晓得这些底细。司机当然不知道对方是提供高级情报的人。他也许认为秘密会见的对方是以下山的情妇为媒介的小“包打听”呢。现在好像还有一部分人抱着这种想法。

下山到三越的地下铁道去了。他在那里见着某人了吗？

如果见着了“他”，也许二十分钟就谈完了话，说不定只消五分钟或十分钟。即使不谈话，只要从“他”手里弄到书面情报就成了。但是下山会不会没有在那里见着“他”呢？只要联想到下山那天上午十点钟有会议，约好十一点钟和加贺山副总裁等人一起到美军总司令部去就明白了。

也就是说，下山曾在车子里嗫嚅道：“今天赶十点钟到处里去就成了。”因此，他一定是打算九点多钟在三越的地下铁道见那个人，马上谈完了话，赶十点钟到国铁办事处去。但是实际上下山走下地下铁道后，就被领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为什么下山没有在那里接受情报，却被领到旁的地方去了呢？也可以设想他是被胁迫而去的，但多半不是。据我想，下山没有见到“他”，另外一个人说要把下山带到“他”所在的地方，从而把下山诱拐走了。也就是说，代替“他”而来的人告诉下山，由于某种原因，“他”不能到约定的地点来，因此想劳下山移驾到新地点去。这种遁词编起来十分便当。譬如，如果说那个人生病住院了，想在医院跟下山见面，下山就必然会上当。代替“他”的那个人给下山打电话时暗号使对了，因此没有引起下山的怀疑。

对方一定告诉下山说，要带他去的地方距离很近，可以赶上上午十点钟的国铁会议。下山一疏忽就上了当。如果是个远地方，他大概也会拒绝的。因为说很近，他就爽爽快快地答应了。

那末，我为什么推断“他”本人没有在三越地下铁道出现呢？从头一天下午一点钟“他”就没有践约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一些苗头。下山很想在约定的时间见到“他”，以致下山和增田官房长官一起待在吉田首相官邸时，竟借口有事，中途就回去了。据我的推测，对方（“他”）遇到了严重障碍，当时没有联系上。于是，多半重新约定五曰上午九点以后在三越地下铁道见面。请读者设想一这个障碍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个“障碍”恐怕是指“他”已经落到阴谋者的手里了。给下山打电话通知改变约会的那个人佯称是“他”的代理人，那个人用拷问等方式从“他”口中得到了与下山联络用的暗号等等细节。

据我推想，前一天（四日）下山所以在警视厅总监室、法务厅和国铁的公安局长室等处徘徊，举止非常奇怪，神色惶惑不安，或者就是由于觉察到了“他”遇到障碍究竟意味着什么。“他”遇到障碍——也就是说，与下山失去了联络，使下山威到不安，怕“他”会在工会方面露了马脚，被拘禁起来，遭受私刑。因此，下山在警视厅和保安部门瞎转悠了一阵，但是终于没有下决心说出来。他只是激动地做出一些奇怪的言行。

这时，“他”打电话来联络了，下山等得正急，就赶快去接。与工会的谈判已经到了决定关头，一刻也不能犹豫了。等了好久才盼到的联系电话，是“他”的代理人打来的，转告了“他”的话，这也没有引起下山的怀疑。下山如约来到了三越。但是对方本人呢，却没有来。

八

下山虽然没有见到“他”，却遇上一个可以代表“他”的人——比方说，联络员一类的人。于是他俩就一起走去（参看三越店员的证词），大概没有乘地道车，而是从三井银行总行那边的地下铁道口走出去的。那与大西司视在等着的三越正门的方向正相反，拐了个弯，大西司机是看不见的。从布置阴谋的人们来说，在这段时间内，附近连一个认识下山的人也不能有。

下山从地下铁道另一个方向的出口走上去时，有一辆小轿车已经在等着他了，那人让下山坐上去。这时，下山发觉了阴谋吗？我认为大概还没有发觉。当然，为了防备下山发觉自己陷入了圈套，策划阴谋的人一定毫不疏忽地做下了万全的安排。

读者大概会记起鹿地亘先生被绑架的情况。但是下山的事情是白天发生的，况且下山又是日本的高级官员，总不能连踢带打地把他推进车去。如果下山发觉了，也许对方会从左右两边用手枪对准他的侧腹——这个假想是不无现实根据的。然而幸乎不幸乎，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为了去跟“他”见面，下山坐上了车子。那个人大概告诉下山目的地很近，三五分钟就可以到。

在这种时刻，照例以绑架者所乘的车子为中心，前后都有其他车子掩护。车子毫不显眼，旁人根本看不出是在掩护。绑架下山达一次，三越和三井银行总行之问的窄路上大概也有四辆不引人注目的车子在掩护，但是下山却没有注意到。后文还要提到这一点。

车开动了。这辆车子从三越出发时恐怕用的是日本的白牌照。车子朝某处开去，掩护的车子也尾随着它。半路上一定换乘了车子。这次大概是一辆黄牌照的车子。当时黄牌照标志着外国人使用的车子，日本警察是完全无权查问的。

大体上可以推想得到，下山是在什么地方被迫换乘这辆车子的。大概就是当时美国“反间谍队”总部所在地的邮船公司大厦一带。情报部在这里有专用房间。下山大概半路上方才发觉自己落入了圈套，但为时已经太迟了。一旦进了美军的大楼，就不可能向外界呼救了。

那以后，黄牌照的车子朝哪儿开去了呢？

加贺山之雄写下了大意是这样的话：

“有人亲眼看见下山搭乘的车子，说它是从国会大厦朝狸穴那边开去的。这是与下山面熟的人说的，看来至少比一次也没见过他的其他目击者的话要准确一些。”

当时的副总裁加贺山确实替我们写下了一篇出色的“推理小说”。我的推测和他的也差不多。为什么呢？因为按他们惯用的手段来说，是不会直接朝目的地开去的。一个原因是需要给下山和绑架他的人一段时间在车里谈话，另一个原因自然是为了避免目击者推测出他们到哪儿去。

绑架下山的车子多半是蜿蜒曲折而行，结果是从南到北，横跨甲州公路、靑梅公路，穿过川越公路。

那末下山被绑架到哪儿去了呢？沾在他内衣上的粘糊糊的发黑的“油”和美丽的“色粉”就可以说明了吧。

但是按照行文的顺序，关于下山被杀害的第一现场的推测我预备留到下面再谈。

在现场上下山是以什么方式被杀害的呢？请读者追忆一下本文开头所提到的下山尸体里血液稀少这一点。警视厅说：“由于当天下着雨，血被冲走了。”但是最初发现时，斋藤站长抱起下山的尸体，看到下面的小石子是干的。如果流过血，下面的石子上当然应该沾着血。如果血被雨水冲走了，下面的小石子也应该被雨淋湿才成。然而小石子既没被雨淋湿，也没被血染污，似乎可以证明下山被轧时没有下雨，并且下山的尸体里从一开始血液就非常少。

侦查员们一定把现场的土深深地挖过。但是检查的结果，土里却没有血渗透进去。考虑到血液稀少以及下山尸体的位置，这就使我们猜测到一种杀害的方法。

下山尸体的姿势是俯卧在铁轨上的，左手弯着，右手伸到轨道外面。下山的右肩胛正好摆在铁轨上。只要想一想这个事实就明白了：尸体尽管轧得七零八碎，但只有右臂是从肩胛处轧断的，上臂以下的部分则仍是完整的。也就是说，由于轧断了肩胛，通过右膈肢窝的动脉部分完全被轧烂了。

杀人的方法中，除了使用刀子和注射毒剂之外，还有抽血的办法。日本人行凶时，一般是不会想到使用后一种办法的。那是怎样的方法呢？在外国，常有那么一种抽去全身血液致人死命的方法。在下山的情形下，从肩胛被压烂这一点来看，也许是从右膈肢窝的静脉抽出血去，为了消灭痕迹才把注射过的地方放在铁轨上让火车轧的吧？古畑博士也做过这种推断。

下山其实大概是在赤裸状态中死的，这与那种杀害方法也不无关系。也就是说，是不是他身上只剩了件内衣，由暴徒按住被抽去血液的呢？也许是被踢中要害，昏迷不醒时被抽去血液的。（xxxx和睾丸有内出血。）

不管第一现场是在哪里，究竟是用什么方法把下山运到第二现场——也就是被轧的地方去的呢？

第二现场是在铁轨上，首先令人想到尸体是利用火车运去的，其次大概就是汽车。但是《白皮书》上写着，用火车把尸体载运到现场上去是不可能的。（这里首先要说明这一点。）

其次是汽车。但是看了现场就能明白，汽车开不到铁轨那儿。汽车所能开过去的路，离辗轧的地方很远，因而如果用汽车运，只能在那里把尸体卸下来，然后用人力把它横放在铁轨上。

警视厅侦查一科起初假定下山是被谋杀的，因而做了个实验。他们做了一个相当于下山体重（二十贯）的稻草人，由侦查员搬到现场上去。关于这事，《白皮书》上是这样写的：

“假定是渡过常磐线荒川放水路铁桥，从对岸的千住方面把尸体搬来的。但是侦查的结果，铁桥上的过道只铺着两尺来宽的木板，板子也不完整，有些地方还破损了，因而白天空手走起来都感到困难。上行和下行电车最长相隔二十三分、最短相隔四分钟就经过一次。单独走大约需要十分钟。夜里不能通行。看起来由两三个人搬运尸体走过去似乎也是不可能的。再说，从铁桥沿着轨道旁边走到现场约莫需要三十分钟。如果搬运的话，想来列车、电车的乘务员是不可能看不见的。曾经假定尸体是从常磐线和东武线交叉处的陆桥下面搬运到现场来的二十贯重的沙袋沿着能够通行的道路做了实验，结果断定，可能性虽然是有的，但是极为困难。”

这么看来，不像是用汽车运的。

估计从汽车所能开到的地方走到现场需要三十分钟，搬运尸体是不可能的。那末，除了利用火车以外，就绝对没有旁的搬运办法了。也就是说，只能是这样：列车从现场经过时，从车里把尸体扔到现场的铁道上，先把它藏起来，再让下一趟列车轧过去。

那末，现场的情况符不符合这个推测呢？前面已经提过，现场的枕木上沾有点点滴滴的血迹。不知道为什么缘故，事后美国宪兵曾乘吉普车到现场，把沾在枕木上的这些血迹都刮掉了（据推测，美国宪兵是刑事侦查部派来的）。但是鲁米诺尔反应（鲁米诺尔反应（luminoltest）法医学上用的显证血痕的试验方法。——译者注）试验证明铁轨上确实沾过血迹。从辗轧现场向上野那边——即沿着火车开过来的方向——走二百米的地方有个信号灯，再从那里往上野那边走三十米就是个道口，血迹是在道口下行线的枕木上发现的。血迹的鲁米诺尔反应中断了约莫一百米，但是接近现场时，血迹又出现了，一共发现了五十二处。

枕木以外的地方也有血迹。走下铁道路基，在现场——靠上野右边的洼地上有一间细长的、搓麻绳用的小屋。往麻绳小屋上面浇鲁米诺尔液的结果，小屋的门上也有相当强烈的反应。

东京大学法医学研究室曾经化验过枕木上的血迹（《朝日新闻》记者矢田发现了没有刮掉的部分），看看它是否与下山总裁的血液同一个类型。血迹只剩下一点点，好容易才查明是amq型的——那正是下山总裁的血型，而且是一种稀有的血型。

这么说来，似乎可以做这样的推断：按照血迹的顺序来看，尸体是在最初发现沾有血迹的枕木那个地方从列车上撂下来，由什么人运走的；在半路上，血液滴落在轨道上了。尸体由现场附近被运到麻绳小屋去，暂时藏在那里。这时候是由高个子来搬运的。因此，门上沾的血迹很高，看来像是那些人把沾在手上的血抹上去的。

从列车上撂下来的尸体为什么要先搬到人们看不见的麻绳小屋（当时这间孤零零的小屋里没有人）里去呢？不用说，是为了等待下一趟列车来轧它。

那末是哪趟列车把尸体运到现场来撂在那里的呢？只要看看在辗轧死尸的那趟列车以前开过去的列车就清楚了。

警视厅也曾作了这样的假定，并且对轧下山的列车（第八六九次货车）以前开过的第二九五次货车做过调查。《白皮书》上记述道：

“七月五日下午十点五十三分从五反野现场经过的第二九五次货车挂有空车皮六节、客车二十六节，连同机车和乘务员车，共计三十四节。经过实际侦查的结果，证明关于会利用该列车或所挂车皮（拖至金町车站）搬运尸体并在现场附近撂下来的推断是不能成立的。”

这就是说，经过侦查，并没有从列车往下撂尸体的痕迹。但是紧接着这一项，又有如下的记述：

“这趟列车在五日下午七点五十八分到达东北上行线田端一号线，然后将货车进行整编，九点五十九分由该站三号线发车，下午十点十三分到达北千住车站。停车约三十二分钟，以后在绫濑未停车，在金町车站停车时被第一二〇一次列车赶了过去。当时车上还载有打零工的。乘务员沼田是个模范乘务员。”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问题来了。在轧下山的第八六九次货车前面驶过去的不仅是拖有客货车的第二九五次货车，还有第一二〇一次列车——这正是占领军的军用列车。

“占领军的军用列车是下午十一点十八分从现场开过的。在轧下山的列车驰过之前不久，第一二〇一次下行列车曾甶现场经过，车上有司机荒川九，助手二名，乘务员一名。该列车是占领军有关方面的，一般人当然不能搭乘，它还受时间以及其他方面的限制，所以不容对它怀疑。”（《白皮书》〕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现列表如下：

〈列车〉〈经过现场时刻〉

二九五次货车十点五十三分

一二〇一次列车（占领军专用）十一点十八分

八六九次列车（乳下山的列车）零点十九分

二四〇一m号电车（发现尸体）零点二十五分

既然警视厅进行侦查的结果，第二九五次货车没有往下撂尸体的痕迹，那末该厅为什么没有对第一二〇一次列车（占领军军用列车）做同样的侦查呢？警视厅的记录上写着：“该列车是占领军有关方面的，所以不容对它怀疑。”这样，根本就把它置之度外了。但是无论假定任何办法，除了这趟军用列车，再也做不出更合理的推测。

这里就令人想起沙格农的话来了。他口口声声总是说“我的铁道”，扬言日本的铁道是听任他摆布的。就他掌握的权力来说，譬如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临时让这趟下行线第一二〇一次军用列车发车，也是轻而易举的事。运输司令部是由他主管的，行车时间表在占领军的掌握之中。以当时日本警察的权限来说，也只能像记录上所载的那样，说一句“该列车是占领军有关方面的，所以不容对它怀疑”，不了了之。可悲的是即便嫌疑再重，除此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办法来调查。

占领军军用货车是十一点十八分从现场经过的，而轧人的列车是零点十九分经过的，中间有约莫一小时的间隔。

根据这一点来推测，从第一二〇一次列车撂下尸体以后，还有充分的时间来做准备，把它先搬到麻绳小屋去，然后再把它摆在轨道上，让一个钟头左右以后才经过的列车来轧。

轧下山的现场与当时美军总司令部所使用的宾夕法尼亚铁道公司日历上的照片非常相似，因而成了话题。下山总裁担任运输省次官时，次官室里就挂着这样一幅日历。

但是，也可以认为这是偶然的吻合。问题在于现场的弯道的情况。下山总裁就是在从弯道那里靠近绫濑车站五十来米的地方被轧的。

提起弯道来，“松川事件”和北海道的“芦别事件”（一九五二年七月美日当局，为了镇压日本共产党和左翼工会会员而在北海道制造的炸毁铁道事件。一九六三年，被告地主照井尻正夫被宣判无罪。但其时井尻已因病死去。——译者注）也同样发生在弯道附近。

难道这都是偶然的吗？三次都发生在弯道左近这样一个共同点恐怕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意安排的。也就是说，策划这一阴谋的凶手一定有利用弯道的习惯或是善于使用这种手段。

如果把下山的尸体从火车上撂下来，火车开到弯道那儿时一定得放慢速度。关于怎样利用弯道，凶手事先恐怕做过充分的研究。

但是，日本到处都是这样的地形。不过凶手方面必须把弯道的情况和附近地区的情况都充分估计进去。

假若打算把尸体装在第一二〇一次列车上，五日下午十一点十八分把它撂下去，在拟定计划时需要有绝对的条件。那就是说：附近不能有一个人过路，也不能站着一个目击者。凶手方面想必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在七月五日以前花费几天工夫来调查现场在这个时刻的状况。他们一定业已查明：从东武线与国营电车道（常磐线）交叉的地点沿着东武线的铁道路基朝浅草方向倒着走，是绝对碰不到人的。这一点把握很大。还查清这一带两边住户的房屋都背朝着铁道，尽管路基脚下两边都有小径，但并没有过路的人。也就是说，只要不使用引擎声很响的汽车，谁都不会注意到凶手们在那里干了些什么。

凶手们大概是先在现场征了周密的调查，然后才定下把下山的尸体遗弃在附近的计划的。

那末，在那儿被撂下来的尸体怎样了呢？一定有几个人藏在铁道路基脚下等待列车经过；尸体从列车上撂到现场之后，他们马上就把它抬起来，暂且放进铁道路基侧面的麻绳小屋里。这附近的铁轨上发现有amq型的人血反应，那血大概就是从尸体膈肢窝里被割断了的动脉管中滴落下来的。

尸体就这样暂时被抬到麻绳小屋里去。这时抬尸的那些家伙手上大概也沾了血迹，所以才抹在小屋门上的。在预定的列车开来之前，还有约莫一个小时的间隔。没等第八六九次货车开到，他们就把尸体从麻绳小屋抬到相距一百五十来米的绫濑方面去——也就是说，抬到靠陆桥的那边去。在这个地点也查出了人血反应。从这里到轧下山的现场有六十三米，在四个地方发现了同一个血型的血液反应。

在这种情形下，负责把尸体运来、在现场附近撂下来的任务，以及等着把尸体放在指定的地方好让列车轧的任务，大概是由两个不同的班担负的。这两个班之间没有横的联系，他们各自按照上级的命令单独行事。

利用列车搬运的那个班大约是某地区的特工人员，而接受尸体把它放在铁轨上的班又是另一个地区的特工人员。

有关“下山事件”的全部策划，可以说都采取了这种办法。按照他们的办法，决不让执行任务的各班相互之间有横的联系，也不让一个班去包办全部过程。他们通常都是调集各地区的特工人员，让各班分开来干。

因而，在“下山事件”中也分为：绑架，负责在第一现场杀害，从第一现场（利用火车）搬运尸体，以及收下尸体并放在轨道上等等几个班。他们都是单独接受命令，绝不知道别的班在干些什么，也没有人告诉他们。当然，遥遥指挥这一切的人是坐在某座楼房里面的，他只消按按电钮，使各方面的机能发动起来就成了。那个替身也是另一个地区的特工人员。

这里就令人联想到“下山事件”发生之前，田端机车库里发生过种种怪事。

就在事件发生的头一天——七月四日上午十点半左右，有人给在上野广小路的铁道弘济会总部社会福利部工作的宫崎清隆打了电话。

那人说：“有一句话要告诉你。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我要把吉田（指日本当时的首相吉田茂。——译者注）或下山杀死。你要是吵吵闹闹，声张起来，或是捣乱，你也别打算活命。”

宫崎问道：“你是谁？”

那人说：“别管我是谁。等革命的时期一到来，在战场上见分晓吧。到那时候你就知道我是谁啦。”说完就把电话挂上了。

四日上午十点半，那正是下山总裁失踪的前一天。还有一件事是前面提过的：事件发生的那天（五日）下午七点到七点半之间，东京铁道公司工会分会的一个会员走进分会的屋子里，告诉正聚在那里的许多会员说：

“刚刚有人打电话来说，总裁因汽车出事死啦。”于是，大家都发出了喊叫声。后来调查了打电话的地方，原来用的是部里的铁道专用电话，据接线员说：

“七月五日下午七点到七点半之间，有个电话要六十七号（六十七号是国铁工会东京分会），亮西是交换台左上方的指示灯，不是二二三八号（原为乘务员休息室）就是二二一八号（田端机车库职工休息室）。”

于是，马上就调查起这两处的电话。前一处没问题，可是田端的电话是五日快到晌午才安装的，六日早晨，装有这架电话的屋子的锁被撬开了。显然有什么人在这间屋子里用过刚装上的电话，散布了“总裁因汽车出事死了”的话。本文一开头也提到过，对这件事虽然进行了侦查，却未弄清楚究竟是谁打的电话。

前面已经说过，为了调查五日是谁值的夜班，侦查员把值勤簿调了来。一看，七月一日到五日的部分已被撕掉了。

打电话的恐怕也是特工班的骨干，其任务大概只是打打“下山总裁因汽车出事死了”或是“我要把吉田或下山杀死”之类的电话。

此外，写好“让下山在黎明前祈祷”或“杀死下山”字样的传单，并贴在靠近新宿甲州公路的陆桥上，一定也是特工班干的。这种传单好像在下山总裁失踪的前两三天就已经贴在那儿了。

也就是说，特工班一方面还预告了要杀人，充分制造了下山总裁会死于非命的气氛。这令人想到：下山总裁的命运至少在失踪前两三天就已经决定了。当然，贴传单和打电话的家伙们自己大概并不知道下山总裁真会被干掉。也许还以为上级命令他们发出“预告”只不过是为了扰乱人心呢。

九

最后该谈谈油和色粉的问题了。

《读卖新闻》记者堂场肇的《“下山事件”解谜》一书中对这事有这样的记述：

“据说主张自杀论的警视厅一科完全没有进行关于油的侦查。该科大概一开始就决定对这个问题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只说声‘那是机车油’，就轻轻地滑过去了。（中略）但是秋谷博士的意见却相反。他很有把握地断言：沾在衣服上的油和机车油完全不同。东京地方检察厅和侦查二科根据秋谷博士的鉴定，对油又进行了侦查，据说结果正如下面所提到的那样：查明了这种油与机车油不同。总裁衣服上的油与机车油不同，其根据如下：

“首先，沾在衣服上的油与机车所使用的油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发生事件的那个时期，日本正闹油荒，铁道方面大概也不能经常使用规定的油。但缺乏的只是动、植物性油，矿物油并不那么缺乏。（中略）其次，所沾的油过多。前面已经提到过，从总裁衣服上取下来的油共有三百克。袜子和兜裆布都浸满了油，活像是油缸里捞出来的。被轧死的人也有被车上的机油沾污的，但总裁这种情形，与其说是被油沾污了，还不如说是浸在油里了更确切一些。以后曾经让d五十一号机车轧过三件西服，试验了衣服上究竟能沾上多少油，结果所沾的油少得可怜。后来又派人钻到轧了总裁的那辆d五一六五一号机车下面，用布揩拭了车底。把油好像特别厚的地方揩拭得格外仔细，结果布上却只沾了约莫十五克的油。”

秋谷博士研究的结果，据说明确了以下几点：

一、断定衣服上所沾的油为米糠油和极少量的矿物油。

二、这种米糠油是昭和二十四年春天（“下山事件”发生前数月）榨的油，以后经油脂公团（政府统制油脂的机构，现已撤销。——译者注）东京分所分配给东京都内大约九百家工厂。

三、事件发生时使用这种油的主要行业有下列三种：

1.肥皂工厂（肥皂原料）

2.炼铁工厂（悴铁用）

3.皮革工厂（硝皮革用）

但当时日本正缺乏油，因此，除了这些工厂以外，橡胶工厂似乎也使用这种油。

警视厅侦查二科根据这几点对油进行了侦查工作，从东京都内外的工厂搜集了一百几十种油，与衣服上沾的油做了比较检查，但终于也没有发现一种性质完全相同的。

131

从向岛的m制造厂、三河岛的s制造厂、千住的n皮革工厂、田端的s制造厂、本田涩江的d工厂、葛饰的t橡胶工厂、小松川的k制油工厂、五反野的m油脂工厂这八家工厂发现了非常相像的油。尤其是千住的n皮革工厂，从那里的专用码头乘船逆流而上，可以一直驶到轧下山的现场附近，所以对该工厂进行了特别周密的侦查。但是没有在任何一家工厂发现可疑的痕迹。

不知怎地，对侦查油的工作最为热心的侦查二科股长吉武警部补，在侦查的中途就被调到上野警察署去了。

侦查的结果，从东京都内任何油店也没有找到性质完全相同的油。色粉的侦查工作好像也走进了死胡同。我认为从市场上所买不到的这种油和色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估计到下山被杀害的现场在什么地方。

内衣上粘糊糊地沾了一层油。为什么油只沾在内衣上呢？横在铁轨上的下山尸体好像确实是盖着衬衫和上衣的——也就是说，衬衫和上衣并不是穿在尸体上，而是盖在上头的。从尸体虽被轧断、衬衫和上衣却一点也没有破碎一事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如果尸体穿着这些衬衫和上衣，它们一定会和尸体一起被轧破或是扯碎的。

下山在第一现场被杀害时大概是处于赤裸状态，被搬运以及横在铁轨上时也仍是赤裸的。这么说来，上衣和衬衫等是和尸体分开来运去的，并且多半是把赤裸裸的尸体横在铁轨上后才盖上去的。

那末，为什么没有给横在铁轨上的尸体穿上衬衫和上衣呢？

这里就令人联想到预定让它来轧下山的第八六九次列车从田端机车库发车的时间迟了八分钟的事。这时，不知什么人把轨距扳过来了，管叫醒司机、司炉和助手的人忘了叫他们，耽误了发车时间。

关于这件事，负责让火车轧断尸体的那班人大概已经接到通知。他们知道火车比预定的时间迟了八分钟发车，以为火车从现场经过时也要误点八分钟。于是就估摸着时间放下尸体，动手给它穿衬衫和上衣。谁知道第八六九次列车为了赶点，开足了马力，接近现场时已经快赶上原规定的时刻了。处理尸体的那个班看到这种情形，大概就慌忙跑掉了。他们来不及给尸体穿上衬衫，当然也来不及往尸身上套上衣，充其量也不过是把这些东西盖在尸体上面而已。鞋也是一样，来不及把两只鞋都给尸体穿上，有一只鞋就那么丢在那儿了。于是，就产生了这样奇特的现象：脚被轧断，鞋却没有轧坏。

下山的内衣上所沾的“油”，以及从衬衫和上衣里抖出来的“色粉”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关于这个疑问，可以想到的答案有两个。

一个推测是：下山是在沾了油的地方被杀害的。上衣和衬衫也曾经被放在有色粉的地方。

另一个解答是：油是下山的尸体在被搬运的途中沾上的。色粉是上衣和衬衫被运来时沾上去的。

如今已经无法确凿地推测出下山的尸体究竟是怎样运到现场的了。如果是放在一个容器里运去的，而容器底儿上又剩有油，那末这油当然会浸到尸体上。此外，还有写在日暮里车站厕所里放东西的板子上的“5.19下山捅”那六个字。“捅”被认为是汽油桶。如果是汽油桶，里面有这样的油也不稀奇。但是这油主要是粘糊糊地沾在尸体的右胁上。如果是残留在汽油桶里的油，应该是在桶底儿上；以放尸体的位置来设想，似乎不可能连兜裆布都粘呼呼地浸透了油。当然，如果把汽油桶横过来，倒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汽油桶横过来不如立着放安全，一般都是立着放。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那不是汽油桶，而是个方形的箱子一类的东西——也就是说，能够当棺材用的。那末，下山的尸体是不是以右胁朝下的姿势放进箱子里去的呢？根据这种假定，我们眼前所浮现的箱子的形状就是长方形的。桶也许指的就是棺材。往现场的轨道上撂的时候，大概只是把尸体撂下来，容器仍随着原车被运到旁处去了。假若不是这样而是连同容器一起丢下去的话，则不仅下山的尸体上沾着油，连轨道的枕木和麻绳小屋里多少也应该沾上一些油。

其次是“色粉”：很容易推测得到上衣和衬衫是与尸体分开运去的。恐怕上衣和衬衫是用纸什么的包着运到现场的。这时，那个替身已经完成了任务，脱下上衣由什么人交给处理尸体的那个班了。这样推测也未尝不可：“色粉”也许是先沾在包装纸上、然后又沾在衬衫和上衣上的。凶手却疏忽大意，没有注意到包装纸上有粉。纸大概是放在有这种“色粉”（也许是染料）的地方的。不管怎样，桶也好，纸也好，都是一向放在下山被杀害的那个地方的。还可以推测，包装纸也是属于同一现场的“东西”。

这个现场在哪儿呢？拿建筑物来说，恐怕是比我们所能设想的要宽敞得多的、有着大型设备的地方——比方说，是个类似“工厂”的地方。这个“工厂”大概又是个面积相当大的建筑物。有着色粉和米糠油的工厂会是个什么工厂呢？根据用火车运尸体的假定，我认为这个地方离发车的车站很近。

引人注意的第一二〇一次列车是占领军专用列车，原来这趟列车是在品川机车库编成的。可是它还要开到田端机车库里去一趟。各条线的货车都开到那里，再挂上车皮，然后发车。可以想象得到，这些货车是从专用支线开到这里来的。既然是“工厂”，大家一定都会联想到专用支线。

货车从“工厂”的专用支线被拖到田端机车库，与其他货车编排成长长的列车，然后再被拖走。

第一二〇一次列车是占领军的列车，因而铺设着专用支线的“工厂”当然不会是日本人所经营的工厂。

只要想到靠近田端机车库的美军机构的“工厂”，大概谁的脑子里都会浮现出当时荏那里占有庞大地皮的某一机构。专用支线并入正线之后，这一机构的位置就该与王子、田端、日暮里形虑一条直线了。

提起日暮里，我们马上就会联想到写在该车站厕所里的“5，19下山桶”字样。这件事难道与我的推断毫无关系吗？请读者来判断吧。

还有色粉和油，这与该机构的内部有没有关连呢？附近有没有修理和供应“武器”的工厂呢？比方拿色粉来说吧，发靑的绿色是非常有趣的。白、红、茶色的数量很少这一点也很有意思。在日本被占领时期曾见过外国武器的人，大概会想起那是暗绿色的，也会想起军事上伪装的颜色。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推想下山总裁被杀害的现场必是在北部地区的某处。那里应该有个修理和供应武器的“工厂”。附近的人们一定看到过有人利用专用支线往货车上装坦克和高射炮。只要想想这些武器的颜色就成了。这条专用支线该是通往某车站的。“工厂”里的东西装上货车后，就由专用支线运走了。

那里既然可以“修理”机器一类的东西，应该是与色粉有密切关系。至于米糠油，只要想想这是涂料工厂和皮革工厂所使用的油就成了。在这个“工厂”里，皮革也是必需品。米糠油除了用作涂料之外，还用在研磨机上或在炼铁时使用。在这个工厂里，这些用途样样都是不可少的。从这里就可以推想到工厂里大概放着许许多多只装油的桶。

可以推测到，这个“工厂”里还驻有“反间谍队”的一个分队。

第一现场的特工人员的任务是把尸体从第一现场运到第二现场。第二现场的特工人员的任务是把尸体放在铁轨上。做替身的那个班所担负的也是独立的任务，管绑架的那个班也只负责他们那一部分工作。这几个班彼此之间没有横的联系。

十

有一个叫新谷波夫的人在《文艺春秋》周刊上写了一段话，大意是这样：、

他（新谷波夫）是大阪“反间谍队”的骨干，由他的上司——一个叫作约翰·田中中尉的二世带到东京来了。不知道任务的内容是什么。他开着吉普车，把车停在小川町的三菱银行那里。过了约莫一刻钟，一辆黑色“别克”牌汽车从银行侧面开了过来。

“于是，田中下命令说：‘跟上那辆车！’我开着车跟在那辆车后面跑。从松住町追到万世桥，快到万世桥的陆桥时，也许是因为开得离前面那辆车太近了，它闪开路让我们‘超车’。没办法，只得赶过去。可是又怕它半路上拐弯，就在下一个十字路口停下来等那辆‘别克’，好再跟踪它。‘别克’从天神下穿到御徒町，又从松坂屋前面折过来开到神田车站。到了神田，‘别克’在同一个地方兜了两个圈子。我们也跟在它后面兜了两个圈子。这时，田中说：‘成了，再到国铁总厅去一趟。’他大概和别的车联系上了，以后就由那辆车去跟。

“回到国铁总厅之后，田中到里面去了约莫五分钟，出来就说：‘赶快到三越去。’我把车开到三越后门，将田中送进去后，就把车停在停车场。

“我等了一会儿。大约过了二十分钟，田中拿了个茶色牛皮纸大信封走出来，递给我说：‘你带着这个，一直回大阪去。我还有事，不用等我，马上走。’说完就又走进三越不见了。我觉得好像被狐狸迷住一样，一时发了楞。那天晚上我就照他的话一直回到大阪去了。信封里装的是国铁裁员名单。我从报上知道发生了‘下山事件’。但是我连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与这个事件有丝毫关系。”

据说这个约翰·田中中尉确实在大阪的“反间谍队”里工作过——他就是大阪“反间谍队”的头目。在他下面还有前宪兵中士、前京都地方检察厅厅长、前中部（日本本州岛中部，行政系统上包括新泻、富山、石川、福井、长野、山梨、静周、歧阜、爱知九县。——译者注）宪兵司令部特高股分子等，构成了一个班。新谷波夫则是这个班的下级特工人员。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绝不能让各个班知道他们各自的任务，每个班只是基层组织中孤零零的一个点。这个点绝对不能和平行的班有联系，上下的联系也只有各班的头目才知道。这些形形色色的班通统由情报部中央的高级人员来掌握。就“下山事件”来说，各个班大概是由各地召集来的，并没有告诉各班将交给他们什么任务，上级只是根据各班的特长选出了他们，并命令他们到东京去。他们来到东京后，刚刚完成连自己都不知道底细的任务，仓促中就又纷纷离开东京。

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现场和第二现场的特工人员。这些人现在大部分都怎样了呢？一年之后发生了朝鲜战争，这些特工人员如果是军人，也许就被送到最危险的火线上去了吧。反正在某个时期到来之前，这个事件的全貌是无法弄清楚的，凶手大概也是永远抓不到的。

日本人经营的工厂有跟下山身上所沾的米糠油（即所谓“下山油”）类似的油，但没有完全相同的；色粉的真正性质也没有公布出来。秋谷博士曾经给检察厅写过鉴定书，但是他绝口不谈该鉴定书的内容。从他所说的“谈出来就会弄清楚惊天动地的事实”这句话，大概就可以知道“油”和“色粉”的真正性质了吧。

下令制造“下山寄件”的人究竟是谁，恐怕是永远也不会弄清楚了。没有真凭实据是不能光凭想象来说的。不过，下面这些话似乎是可以说的。加贺山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

“可是我认为下山总裁并没有白死。以这个事件为契机，国铁的大规模裁员也逐渐有了进展，终于顺利完成了。在这次大规模裁员之后，原来受到工会压力的战后企业界也能安下心来努力从事公司的复兴工作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又是促成日本经济复兴的契机的划时代的一年。因此，下山总裁的死是个有价值的牺牲。我衷心认为，下山总裁在九泉之下想到这里，也会聊以感到欣慰的。”

这是从结局上来评论“下山事件”的。然而也可以把结局论倒转过来——也就是说，谁也不能断定没有人由于预想到这样的结局而阴谋策划了“下山事件”。

这就是说，谁也不能断言，策划这个阴谋不是为了“顺利完成”国铁裁员工作，为了镇压日本“走得太远了的民主运动”，并把日本拉到唯一的途径上去，以便将来对抗外国共产势力。

阴谋策划者原打算让人觉得下山总裁是“自杀”的。但是警视厅的二科却并不认为他是自杀的，而断定他是被谋杀的，并且沿着这条线索侦查起来了。在阴谋策划者来说，即使人们把下山看作是被谋杀的也没关系，只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想使人家认为这是共产党方面干的。事实上，他们也确曾做过这种宣传。但是东京地方检察厅和警视厅二科沿着谋杀案这条线索追究时，侦查工作转到奇怪的方向去了——也就是说，这条线索逐渐变得很不符合阴谋策划者的心意，甚至使他们感到了威胁。如果作为谋杀案来调查，他们本来想把这个事件揑造成为日共方面的阴谋，这时只好下令停止作为谋杀案侦查下去。想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东京地方捡察厅和警视厅二科的侦查工作才遭到了挫折。

也就是说，阴谋策划者在这个案件中布置下两种疑云：自杀和谋杀。在自杀方面，预备了那个“替身”。那末为什么不把它单纯地作为“谋杀”，好让人家觉得那是“赤色分子”策划的呢？关于这一点，不妨作以下的解释。

笼统说来，当时日本的治安机构中，国警由美军总司令部情报局掌握，而自治警则由民政局掌握。检察厅也在民政局的掌握之下。

美国特务机关的头子在策划谋杀下山总裁时，一定想到事件发生后，会由民政局支配下的东京警视厅来担任侦查工作，也会想到东京检察厅要指挥这个工作。警视厅的侦查技能之优秀是世界驰名的，这一点，他们大概也考虑进去了。他们也料到，检察厅和警视厅侦查的结果，也许会识破“共产党员和‘赤色分子’中的急进派杀害了下山总裁”的说法是站不住的，在这种情形下，与情报部对立的民政局也许还会责备这个阴谋策划得拙劣。当然，这件事不会在日本人民面前公布，而是采取向麦克阿瑟和美国本国汇报的形式。即便没有发生这一事件，民政局也已经在调查情报部部长威洛比的贪污问题了。

因此，特工班最要防范的就是民政局。为了避免下山总裁是“赤色分子”谋杀的这种说法在侦查阶段就露出破绽，就得事先准备好转圜的余地，所以才放出下山总裁自杀论，以至“替身”这条伏线为吧。也就是说，特工班同时布置了自杀、谋杀两种疑云。如果情报部把治安机关全部掌握在自己手里，“下山事件”就一定会策划得更干脆一些。

至于那个“替身”是谁，我是有个想法的。当时的检察厅更不会不知道。事实上，对“替身”也曾经追查过，但是自从下山总裁自杀论出现之后，追查就停止了。

有人（譬如，评论家平野谦）看到我这样写，就说：“替身”一节未免太巧合了吧。但是，连当时和下山总裁不睦的加贸山副总裁都认为有个“替身”。我相信以上的推测并没有错。’

那末警视厅为什么不干干脆脆断定它为“自杀”案呢？阴谋策划者为什么没有让该厅明确公布这一结论呢？

会不会是故意不正式下判断，好隐隐约约留下谋杀案的气氛，以便在社会上一般人的印象中永远保留这样、一片疑云：是不是日共或者过激的国铁工会会员干的呢？还有一个原因是，正式公布案情为“自杀”，警视厅毕竟感到犹豫吧。

但是又不能不拿出点结论之类的东西，这样才利用所谓《“下山事件”白皮书》的形式非正式地公布出来。

据传，这份《白皮书》不知是什么时候从警视厅的保险库里拿出来，由某人卖给杂志社的。但是也有人说，这个计谋是由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的某人主使的。

关于这个事件，社会上流传着种种谣言。举例来说，昭和二十七年七月，有人向各工会散发了一份奇怪的英文文件，上面写着；“在下山国铁总裁被杀害地点附近的地面上，有美军大皮靴的痕迹。到过现场附近的几个人曾经向警察报告这样一个事实：当时有一辆美国军用卡车从犯罪现场附近的桥上经过。运输省某官员还提出证词说，他曾经在国会大厦旁边的马路上看见下山和一个美国人同乘一辆美国汽车。这些证词并没有引起重视。”还风闻坎农机关与此事件有关，但正像：前面已经指出的，事情不可能是由坎农这样一个下级机关来策划的。

以上是我按照推理小说的方式所做的推测。如果把“下山事件”当作推理小说来看，那末再没有规模此这更庞大的阴谋了。

《“下山事件”白皮书》是硬沿着自杀论的前提做出的报告书；所有涉及谋杀的材料都被排除出去了。当然，我绝不认为侦查一科的那几位站在最前列的侦查员从一开头就受到某种约束才主张自杀论的。但是他们的重大错误在于到达现场后，仅凭直觉就遽然认为下山是自杀的。正如侦查一科科长堀崎所说的：“多年从事谋杀案侦查工作的结果，一到达现场马上就会凭着直觉感到这是谋杀案。但是在‘下山事件’的情况下，没有这样的直觉。因此这是自杀。”（引自加贸山的文章）恐怕这是侦查一科的最初的印象。

自杀论的有力根据是：盖在尸体上的下山上衣口袋里装着现场上的杂草，说是与前文中所引的目击者山崎竹子的证词一致，但是这类东西，事后愿意装进多少也容易办到。

对下山的谋杀就是为了挫败日本“走过了头的进步势力”而策划的阴谋。下山所以特意被挑选为这一震撼人心的事件的主人公，大概是因为他作为国铁总裁，坚持独自的立场，对美军总司令部或沙格农的方案进行过抵制。下山的错误就在于他始终把国铁裁员问题理解为一个行政措施或是经济措施，他丝毫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激怒了那个以至高无上的主宰自居的沙格农及其背后的庞大势力。下山的悲剧就在于他太迂阔了。

在国铁裁员问题上，下山总裁坚决反对美军总司令部单方面所制定、企图硬让日本官员照样接受下来的方案。因此，尽管沙格农催得很急，他还一再拖延时日，设法拟定自己的方案。

下山不期然而然地就任了总裁。据说，他私下里对国铁工人是颇有理解的。当初美军总司令部所提出的裁员方案包括大批人员，下山一直进行抵制。下山总裁死于非命之后，国铁工会方面甚至还由副主席铃木市藏致了悼词。但是这份悼词终于没有在下山的灵前宣读。

“悼词

“下山先生，您突然竟遭此惨变，我谨代表全体六十万工会会员来此向您致以衷心的悼念之词。

“国营铁道公司目前面临着极其困难的问题。据说当此时际，人多倾向于规避就任第一任总裁，而您却毅然决然挺身而出，应承下来。

“作为工会代表，我们对您素日的心情了解颇深。每次我们坚持自己的立场，您都以诚意相待。我们至今犹相信只有您是了解我们的真意的。

“这次精简机构，意义深远，甚至足以左右日本工会以及国家的命运。我们原是抱着披肝露胆地与您谈话和交涉的热情，前来进行七月二日的谈判的。但是双方意见相持不下，陷入僵局，您终于宣布了停止谈判。我们看出，当时您的隐衷一瞬间流露在脸上了。

“一方面是您私下对这次裁员的牺牲者的厄运所抱的同情，另一方面是官方蛮不讲理的要求——您的脸上所表露的大概就是夹在这两者之间的万分痛苦的感情。我们原希望能够和您好好地商谈，全国人民也都注视着这个间题，期待甚殷，不料却在这里看到您惨遭变故的遗容。您的死是无法弥补的损失，我们衷心感到悲痛。今天，全体六十万工会会员缅怀您的人格操守，一致向您致以真诚的哀悼。

“在临别之际，我们想告诉您，为了重建国铁，复兴日本，我们满怀诚意，希望事情能获得圆满解决。请您作为国营铁道的不朽的柱石，永远安眠吧。谨以这个祈愿作为临别之言。

一九四九年七月九日

国营铁道工会”

“下山事件”的侦查工作实标上已经结束了。只要日本在当前国际上的地位不发生变化，这一阴谋的真相大概就永远也不会披露于光天化日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