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樱田事务官说，“宫饭为什么要杀死村冈友子？”

“晤，这只有他自己知道，说宫饭是凶手只是一种假设。……

不过，情杀的原因和动机还是存在的。我们都知道，这类案例过去也不少。”

“可是……发展到这一步，村冈友子和宫饭也该有些风言风语呀。”

“那是他们隐藏得巧妙吧。可是，不可思议的是，这起案子的凶手逮捕得很及时，是当场抓住的，案件当场就解决了。知道是疯子行凶，也没必要根据他的自供收集证据。被害人是正好通过疯子藏身的地方被杀的，所以对被害人的周围关系也没作了解。警察署几乎什么都没调查…如果当时细心地把被害者的生前情况调查清楚，说不定会发现她的异性关系。”

“甚至会出现宫饭的名字？”

“对，”秦山又点着熄灭了的香烟，“怎么样？樱田君，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在那次事件后的一个月，宫饭辞去保险公司，离开了九州。我同你的报告对照过，正好吻合…后来，宫饭来到东京就改姓佐山。”

“我一直认为，宫饭改姓是同过去的穷苦生活诀别，迎接新的未来。可是考虑到上述那些可能性，我觉得应重新认识。”

“现在开始调查当时的案情怎么样？”樱田两臂抱在一起。

“调查八年前的事？”

“提啊，我想再到乌栖、神崎去调查。”

“恐怕已查不到重要材料了，没有直接证据，光有间接证据是无济于事的。”

东京与福冈在管辖上互不隶属，东京高等检察厅当然不能指挥福冈地方检察厅；要移臊至福冈高等检察厅，证据又不太过硬。而且，所属警察署已作为“结案”处理，并向地方检察厅报告过，因此不会再深究此案，樱田事务官“私自”到当地进行“调查”这件事还会使他们感到不快。总之，如今对这个案子已无可奈何。

“可是，这样置之不管又不甘心，心里的疙瘩总是解不开。”

“是啊，怎么办呢？给官场寄宿过的鸟栖那幢公寓的主人再写封信吧。”

“也许还有希望。”

“另外，再向那家代理店了解官场当外勤员的时候是否经常去佐贺精神病院，问这些也许保险公司代理店愿意回答，不要提案件的事。”

“试试看吧。……都怪我疏忽了，要是听说他联系的单位有医院时，问一下精神病院的情况就好了。那样就不用再麻烦了。”

“这不怪你，是我事先没把村冈及子杀人案告诉你。”

两人沉默片刻。

“现在再回到佐山道夫身上。我在信上也写过，没发现他同波多野雅子在博多见过面的迹象。司机江头和平尾山庄的女待都说佐山会的是一个更年轻的女人，模样、年龄都不像。这是怎么回事呢？”樱田如坠入五里雾中。

“嗯，看了你的信我也感到意外。雅子12回去福冈是事实，所以我以为她准是追佐山去了。”

桑山也感到疑惑不解。

“那个年轻女人，年龄在25岁左右，身材高桃，女职员风度，是谁呢？”

“不知道，也许是常去任山美容室的一个女顾客。”

“有可能。也许是在青山开店的出资人之一，是个艺人吧？”

“也许是吧，调查一下就知道了。那样一来，雅子被杀的原因也就不难想像学。”

“我也这样想。就是说，佐山另有新欢，雅子成了障碍。由于她死搅蛮缠，他厌恶至极，便把她杀死，于是还落得不还欠款的便宜。雅子特意追到博多，他避而不见，使她徒劳而归，于是在佐山回到东京后便同他大闹起来。”

“哎，住山有个d柳田的助手，他说不说？”

“他嘴很紧。不过，若是警方正式侦查，也许他会说出点什么的。”

由于佐山既非杀害雅子的嫌疑人，也非重要参考人，无法让警察署立案侦查。若是地方检察厅倒是可以同警察署协商，但高等检察厅却没有这个职责；要把案件转达地方检察厅，材料又不过硬。

按照旧刑事诉讼法，地方检察厅负责指挥检察署的侦查工作z而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由警方负责，地方检察厅负责公审。检察系统对此甚为不满，要求“恢复”侦查指挥权的意见十分强烈——

桑山一到办公室，楼田事务官便打来电话。两人午饭后在餐厅碰头。

“佐贺县的鸟栖有回音了。”樱田兴冲冲地小声说道。

周围有一些同事，但他们即便听见也不明其氛

“果然像您说的那样。据鸟栖生命保险公司的老雇员说，宫报道夫担任外勤员经常联系的单位中，包括仁比山精神病院，他常向医疗部的医生和职员作业务宣传，成绩不小。”

听了樱田的回报，虽然没出秦山所料，但他却不像樱田那样激动。实际上，这反而使人感到线索断了。

“介绍情况的那位男雇员说，因为同医院没什么关系，所以对官板的行动并不十分了解。不过，那是在那个被疯子杀死的女人去医院着弟弟的同一时期。”

“医院呢？”

“我直接给医院事务长打了电话。虽是八年前的事，因为是桩大事件，他仍记忆犹新。据说疯子出走完全是医院方面的疏忽。精神病院里雇来的护士都是些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专门用来制服并护送那些发狂的患者，因为同普通医院不一样，靠女护士是不能胜任的。负责那位病人的护土忘了锁上病房的门锁，疯子于夜里出走，无人发现。第二天早上发觉患者不见了，人们惊慌起来，当即报告了警察署。”

“其间，护士同宫饭有没有来往？”

“我不好说出宫饭的名字，就问护土忘记上锁究竟是过失还是故意。他回答说护士没有疑点，也没有同外界串通的迹象，纯粹是过失，那位护士本人曾为此苦恼多日。按照这个回答，佐山有计划地让精神病患者充当替罪羊的可能性是不大的。正像您说的那样，只有疯子凑巧闯到作案现场的偶然性。”

昨晚，桑山又拿出好久未读的《怪文件》。这是一本检察系统的内部参考材料。他记得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想到以往检察官作为侦查机关一直受到国民的信赖，而现在却要放弃侦查，不免感到寂寞……”

感到“寂寞”的是所谓“旧刑事诉讼法派”。他们及时纠正了警察的现场主义和经验主义易犯的错误的侦查方针，指导初期的侦查工作，负责从侦查到公审的全过程。新刑事诉讼法颁布以后，他们只是浏览警方的侦查笔录，对受理的案件并不用心，往往警察说什么就是什么。这是旧刑事诉讼法派的论点。

“检察系统内部还存在所谓新刑事诉讼法派，同内部的先辈、所谓旧刑事诉讼法派在检察的现状以及检察的动向上相互对立。”

—

—当时是那样。然而，后来随着老检察官相继退职，旧刑事诉讼法派的观点日益削弱，新刑事诉讼法派的观点占了上风。

虽然检察官“放弃侦查”是由于“杂务繁忙”，桑山却感到一种“寂寞”。若理由合理倒能够接受，而杂务繁忙没时间侦查，这种说法委实不能令人心悦诚服。

年轻的检察官也强调了实行公审专职主义的理由：

“检察工作缺乏知识性和文化性。检察官一般都不用功，对工作缺乏研究，离开法庭就同警察设有两样。”这反过来是说，年轻检察官有一种优越感，这是同“知识贫乏”的警察划清界线的超然主义。

这样看来，桑ul的思想还属于旧刑事诉讼法派。

桑山如此热衷于侦查，是因为他不仅对少壮检察官、司法进修生检察官持有怀疑，甚至连“检察一体的原则、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也不信任。这是最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