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卡听到英语喊他到前面办公室接电话，他走进办公室，拿起耳机，一个女人用德语说，“莫斯卡先生，我是桑德斯太太，有人一小时以前把你太太送到医院。www.maxreader.net她大概要临产了。”

莫斯卡没说话，却盯着英格和埃边，他似乎感到他们俩也都听见刚才电话里的话音。实际上他们都趴在桌子上忙着办公。

“可是还差两个星期呀。”莫斯卡说着，发觉埃迪抬起头，英格回过身来瞧他。

“我指的是生孩子的事，”桑德斯太太说，“早上，你出去以后，她感到疼痛，我打电话给医院，他们就派了救护车。”

“好的，我就去。”莫斯卡说。

“找到地方就打电话告诉我一声好吗？”桑德斯太太说。

“好的，”莫斯卡答道。他刚要去挂电话，又听到桑德斯太太说，“她让我告诉你，要你放心。”

埃迪-卡辛听到莫斯卡说起这事，便蹙起眉头。随即打电话问车库要车。

吉普车到来时，埃迪交待莫斯卡说，“我在地下餐厅等你吃晚饭。有事就打电话找我。”

莫斯卡说，“只怕不会是生孩子吧，她的身体不很健康。”

“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埃迪恳切地说，“就是生孩子，不会有其他情况，预产期不是那么准确，这事我都经历过。”他握住莫斯卡的手说，“祝你走运。”

莫斯卡在开车去往城里的路上感到焦燥，真地担心起来。越想越觉得不对头，他甚至肯定她生病了，于是催促司机快开车。

司机却说：“我必须照章办事。”莫斯卡把剩下来的半包烟扔到那德国司机的腿上。于是吉普车快速前进了。

市医院是一幢幢红砖建筑群，大面积的树荫人行道和绿色草坪网布其间。每栋楼四周都攀满常青藤，掩盖了带刺的铁丝网，并且开了几处小铁门。医院的大门朝里去，有一条又长又宽的路，行人和车辆往来其间。吉普车进了门，便在德国男女行人之间缓缓而行。

“注意一下产房在什么地方。”莫斯卡说罢，汽车便停下来，司机闪出车门向一位过路的护士打听了一下，又继续往前慢慢开动。莫斯卡向后倚靠，舒松一下身体。

现在，他处于德国人的小天地里，这里没有穿军装的人，除了自己搭的这辆吉普，别无军车。周围全是敌人。瞧他们穿的衣服，他们说的话，他们走路的样子，都带有敌意。车向前驱动时，他不时地看到封闭这块天地的铁栅栏。附近就是房产大楼了。

莫斯卡一进楼就发现一间小办公室，里面坐着一位年长的护士，还有两名穿美军工作服，戴德国军帽的人靠墙而立，他们俩就是救护车司机。

“我找海莲，布罗达，她是今天早晨住进来的。”莫斯卡说。那位护士翻阅桌上的登记簿。等的这功夫，他的心在悬着，就伯说不在，又怕别人看出来。护士抬眼看了看他，笑着说，“在这儿，等一等，我打电话找她。”

那护士在打着电话，有一个司机对莫斯卡说，“是我们把她送来的。”两位司机都向他会意地笑着。他很有礼貌地报之一笑，同时觉察到他们在等着敬烟。他伸手摸了摸衣袋，想起最后一包烟坐车来的时候给了那位司机，他耸耸肩，等护士打完电话。

护士把耳机放下，对他说，“你得了一个男孩。”

莫斯卡跟着就问，“我妻子情况好吧？”说完便意识到“妻子”这词是否得体。

“毫无问题，”护士说，“假如你要看她，你得等一两个小时，现在她在睡觉。”

“我等着，”说完走出去，坐在靠攀满常青藤的墙边的长条凳上等候。

他嗅到附近园子里的花香，在午时火红的阳光辉映下，一股热烘烘的香甜味儿扑来。白衣素裹的护士和医生匆匆来去，跨过青草坪，走进血红砖墙的楼房，那一座座楼房洁净无瘦，泰然屹立，深深根植于泥土清新而赋有生机的大地之中。小虫和雏鸟低微的鸣啭不时地传来，他顿时有一种绝望安全、恬静的感觉。似乎这道铁篱早将那噪杂、毁灭、城市另一端的尘灰全都屏蔽一空。

两位汽车司机也出来了，就坐在他身边。这些杂种从不放过机会，莫斯卡在寻思。他自己想抽烟想得厉害。他冲着其中一位司机问道：“给我一支烟，有吗？”他们怔住了，靠得最近的一个馋得张开大嘴直打哈欠。莫斯卡笑着说，“我一支也没有，我再来给你俩带几包。”

靠得最近的那人拿出一包黑盒德国香烟递到莫斯卡面前，说，“想吸就来一支吧。”

莫斯卡把烟点着，抽了一口就呛住了，惹得两个司机哈哈大笑，其中的一人说，“抽一抽就习惯了。”此后莫斯卡再抽，觉得味道还不错。他仰面躺在长凳上休息，太阳照在脸上，他感到疲倦了。

“你们开车送她来时，她怎么样？”他闭上眼。

“很好，跟所有的产妇一样。”递给他烟的那个司机说。他总是一脸的幽默，微微带笑，可以断定，这笑意是面部骨骼结构所定型的。“住进来的好几百个都和他一样，没问题。”

莫斯卡睁开眼看看他，“整天拖女人，听她们嚎叫，不是个好话计。”说话时，他意识到自己对这两个人已怀有憎恶之意，因为那段时间海莲完全落入他两人手里，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还是那个司机在说话，“运载会哭叫的人还算好，在战争中，我和一个埋尸班在一起，常常出车运死人。冬天，尸体冻得直挺挺的，我们还得小心翼翼地把这些尸体捆扎起来，象木材捆子似的：有时，你可以将死人的胳膊弯屈起来，钩住另一个尸体的胳膊，这样一连一大串，能把尸体堆得高高的。”

另一个司机离开了长凳，回到大楼里去了。“以前他听说过这些，”德国司机接着说，“当时他与纳粹德国空军在一起。他们的活儿是清倒垃圾。他们一连几个星期睡不好觉。我说，到了夏天更糟，糟糕透了。战前我常常包装水果，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到了部队他们叫我带一个埋葬班，我惯于包装橘子，有时橘子腐烂了，我们不得不进口橘子，这你知道。所以我还得重新包装，把那些烂橘子都挤进小箱子里，包好运回。在夏天处理死人就用这个法子。尸体都腐烂得不成样子，我就把他们摞起来不分彼此地往卡车里硬塞，就象一大堆垃圾。所以说我现在干的是好工作。跟死尸打交道可不一样，一年到头，我们没有兴致谈天，你知道。”他向莫斯卡咧开大嘴笑着说。

莫斯卡心想，这个杂种到底怎样，自己还真有点喜欢他呢，他给人一种与人为善的感觉。

“我喜欢谈天，”那人又继续说，“所以我不喜欢干部队那种活。这里的工作是一种快乐。我和孕妇坐在车箱里，她叫，我就说，‘大声叫就是了，外面的人又听不见。’他们哭的时候，象你妻子，我就说，‘哭吧，对你有好处；无论哪一个母亲生孩子的时候，都不免哭鼻子。’这只是说说笑话。我并不是逢人都照这样说。对不同的孕妇我都换新话题，大致都差不多，我不太多说，只是这些，让他们不致感到孤单，让她们感觉到好象我就是她的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