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恩又带我行驶在了纽约，他对纽约了如指掌，一边开车，一边啰嗦着这个建筑的来由，那条街的历史，或某某人与纽约的渊源诸如此类。我抱着一袋鱿鱼丝坐在他旁边没完没了地嚼，偶尔才回应他一个“哦”。

纽约的交通令人无法恭维，古旧而狭窄的道路上水泄不通，从车里望出去，只能望见一座座建筑的下半部。眼见车子纹丝不动，我再也坐不住了：“我要下去溜达溜达。”徐恩婆婆妈妈：“别离开我的视线范围。”我白了他一眼：“跟我跟紧了。”“遵命。”徐恩向我敬礼。

我抱着鱿鱼丝和相机下了车，从车海钻入人海。

纽约是个鱼龙混杂的地界，一眨眼就吞没了我。这里的行人比芝加哥的多得多，倒也合情合理，就如此停滞的交通状况而言，我真是宁可走断了两条腿，也不开车。

我步入了圣派翠克教堂。这座美国数一的天主教堂中一片幽然，周围摇曳的烛光并不能让我领略到圣母玛利亚的温情。我不信耶稣，虽然我在艰难时刻，口中会念念有词诸如上帝保佑。我蓦然困惑于天主教和**教究竟有何不同，可我一来忘记了天主教那个单词的重音究竟在哪里，二来也不愿暴露自己的愚昧，所以我决定，要去问问徐恩。

我回头去寻找徐恩那辆租来的绿色的只有六成新的福特汽车，可结果是：这里分明是教堂，哪里来的汽车？

我强压着惶恐，虔诚地挪出了圣派翠克，且还一边挪一边祈祷：上帝保佑，徐恩的车就停在门口。阿门。

可惜，我并没有看见徐恩的车，也没有看见徐恩的人。我踮脚站在路边，抱着鱿鱼丝和相机，如一只迷途的羔羊。我没有带电话，也没有带钱，于是这时的鱿鱼丝显得万分滑稽。二十分钟后，我决定去投靠警察，而就在我如流浪儿般拖着脚步往前移动时，我听见了身后急急的喇叭声。其实，道路上的喇叭声是不绝于耳的，但我就是认出了这一声，是出自徐恩的车子。果然，我回过身，见到灰蒙蒙的世界中，徐恩那辆绿色的车子正在熠熠发光。我红着眼睛跑了过去。

我委屈地掉了两滴眼泪，抽抽嗒嗒道：“你也太不负责了吧？”

徐恩嬉皮笑脸：“是你爬上我的床的，我干吗要对你负责？”

我对着徐恩侧面的肋骨出了一拳，同时也发现了他额角细密的汗水。徐恩揉着肋骨叹了一口气，而后说得心不在焉：“以后禁止你单独行动。”

徐恩找地方泊了车，和我一并走在第五大道上。他牵着我的手，我没有拒绝。

傍晚，我们去了华尔街。天空阴沉沉的，飘着雨，小得不足以打伞却又大得足以湿了人的皮肤。周末的华尔街俨然是一条处于放松状态的橡皮筋，平日里，它可是绷到好似挑战极限。纽约证券交易中心的附近正在维修，建筑工人们丁丁当当干得热火朝天。徐恩像个向导：“华尔街总是在修修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