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政论家许劭（子将）评曹操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大笑，认为评得对（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孙盛《异同杂语》）。据说袁得势时，时人亦以项城比曹操，袁不但不以为忤，且大为得意，认为比得对。所以近世治民国史者，对袁公为“乱世之奸雄”这一评语，大致是没有二话的。其实袁氏又何尝不是“治世之能臣”呢？——民国时代甚多知名之士，包括劝他做皇帝的“六君子”和后来在台湾被处决的陈仪，对袁之干才，都是诚心诚意倾慕的。读者知否，论人品论学识，“六君子”（如刘师培、杨度等）都不能算是坏人呢！陈公洽虽在台湾出了纰漏，但他也是国民党高干中，极少有的“廉吏”呢！吾人“秉笔直书”，都不应以人废言。
3.4 鲍尔、包尔达、袁世凯
有的朋友或许要问：袁世凯连个秀才也未考取过，更未进过军事学校，只做了十多年的小外交官，有啥军事知识，能独当一面去训练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支现代化的陆军呢？
曰：袁君起自行伍。军事知识得自实际经验呢！
再问曰：现代化陆军是一种科技专业，行伍老兵，焉能胜任？！
答曰：可以。不但在当年中国可也，在目前美国犹可也——君不见刚离职不久的美国陆海空三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四星上将（华盛顿只有三星）、在越战和波斯湾之役均战功赫赫、将来还要问鼎白宫的黑人大将之鲍尔（gen.colinlutherpowell）将军哉？鲍尔非西点产也;与孙立人母校之维吉尼亚亦无缘也。此公行伍也。忆五零年代中，笔者在纽约市立大学教夜校糊口时，鲍尔斯时即在敞校上学，系一成绩劣等之学生也。彼亦从不讳言其在母校为“全c生”（straight"c"student）。余近读畅销之《鲍尔回忆录》，讶其四十年来作文并无大进步。设回母校重读，仍难免其为“全c”也。鲍君时在纽约市大（c.c.n.y.,c.u.n.y.）参加学生“备役训练”（r.o.t.c.）。毕业后入伍为伍长，初不意四十年中累迁，竟位至三公。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混帐的《纽约时报》，瞧不起鲍君，暗笑他为黑人幸进。——但是黑青年在陆军中可以幸进，白儿童就不能在更为科技化的海军中，行伍幸进哉？！两周前由于误挂越战勋章，而被媒体揭露，竞至愧恨自杀的海军上将包尔达（adm.jeremym.boorda），即另一“行伍出身”之美国海军中最高级之军令部长也。包尔达少年为一顽童，不容于父母。十七岁时（一九五六）乃诳报年龄入海军为水兵。四十年中竟累迁至今日上将军令部长，为美国海军中之第一人；麾下节制将士凡四十七万人，战船千艘。初不意以误佩两枚“v”字勋标，竟至自裁也。
以上所记鲍、包二君，均为今日美国行伍出身的陆海两军之最高级将领也。我国陆军于一百年之前，出一行伍出身之训练总监袁世凯，又何足大惊小怪哉？！
3.5 早年留日的文武学生
世凯在一八九五年底接掌小站，乃易原“定武军”为“新建陆军”。兵员亦增至七千人，步骑炮工辎俱全。原有洋员敦习之外，并于廕昌的“武备学堂”之教练学员中，择优借调。其著者则有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梁华殿等人。梁后来因意外早死，而王、段、冯皆一时俊杰，成为后来“北洋系”之重心，所谓龙、虎、狗也。
此后中国南北诸省分练新军成一时风气，青年学子被派往日德诸国学习陆军，亦络绎出国；返回成为新军中坚者，亦多不胜敷，而袁之小站，虽是群龙之首，却不随流俗。盖当时各省督抚（其尤著者如湖广总督张之洞）筹练新军，类多筹其款，掌其权，而实际训练则委诸专业军人执掌之。主政者高高在上，袍套朝珠不离身，诗文不离口。武场操练细节，则向不与闻也。因此各省“新军”几为留日陆军学生所包办。然留日学生龙蛇混杂。泰半学生均未尝涉足日军训练下级军官的“士官学校”。一般都只就学于日本为赚取华生学费而特设的预备学校，所谓“振武”也，“成城”也。按例他们在这种预备学校中要先学点“稍息、立正”的初步训练，和“请坐、吃茶”的口头日语，然后加入日军联队当兵。成绩佳者，再遴入“士官”作入伍生。——“士官学校”那时在日本亦系初办，一年卒业。稍息、立正之外，亦所习无多。纵如此，那时华生留日，能幸入“士官”者如蒋方震、蔡锷、阎锡山、吴禄贞……亦凤毛麟角也。笔者曾自日本士官档案中查出历届华生全部名册。后来作黄埔军校校长、陆军大学校长之老总统蒋公中正（原名志清），未尝涉足“士官”也。他老人家在日本的学籍到联队学兵为止。何应钦、张群则真是士官毕业生。岳公是个认真求学的好学生，学业因辛亥革命而中断；二次革命后流亡东瀛时，始续学毕业。蒋公的把兄黄郛则真正毕业于日军测量学校，一工兵专才也。
但那时在日本花天酒地的中国留日学生，不论入学士官与否，一旦归国都制服鲜明，马靴、马刺耀眼争光（但多半不会骑马），再加上指挥长刀着地，行路铿锵有声，严然“将军”也。
【附注】那时日圆比中国银元便宜。去日的公自费留学生，生活比在国内上学更为节省。加以留东不要签证，来去自由，而当时日本经济刚起飞，都市中声色狗马，样样比中国新鲜；连下女和阿巴桑都颇有文化。加以当时日本无种族歧视，而日俗男尊女卑，连甚于中国。公共浴塘中有时且男女同浴，使中国留学生大开眼界。身入宝山花丛，还念啥鸟书呢！——笔者的父执辈（包括一位亲舅舅），当年留日者不计其数，我长大后曾习日语三年，才发现他们一句日语都不会说。总借口说“忘了，忘了”，其实很多连假名亦不会发音。但他们之中却不乏中山信徒、革命志士呢；所以当时各省“新军”都是革命温床。胡适之先生也曾告诉过我说，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了不起，因为他们是留日学生中“极少数”能念日文、说日语，“还能用日文写信”的。胡汉民、汪精卫、吴稚晖等“党国元老”，也算是留日学生，却一句日语都不会说。女人比较有语言天才，据说居正夫人就说得一口流利日语，所以居院长留日时私生活“很规矩”（老友居浩然兄告诉我的）。——以上所说的还是文科毕生；武科毕生就更不必谈了。但是不论他们学的是怎样的二百五，一旦回国搞起“新军”来，那可就神气了。文人上司（如湖广总督张之洞、奉天将军增祺等）哪知底蕴？下面的学员就更被吓得一愣一愣的了。那时尚在读“陆军小学”的李宗仁就是其中之一（见《李宗仁回忆录》）。
3.6 枪杆与政权，智慧和机运
上述这种情况，在袁氏掌握的小站和后来的“北洋系”就完全相反了。袁世凯虽然也是一位文人，但自二十三岁起便身在军中，和上述美军中的鲍尔和包尔达一样，由小及大，最后身任统帅，对军中一切操作，无不里外精通。这就不是林则徐、叶名琛、张之洞等“翰林学士”所可望其项背了。——林、张等人是以文驭武；袁老四则反其道而行，以武驭文了——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中一个新的“转型”的开始。自袁以后的当国者尤其是蒋、毛二公，皆是以武驭文之袁派也。有的朋友或许认为毛泽东是文人；其实连邓小平也不是文人。毛和鲍尔及袁世凯一样是行伍出身的统帅。在江西苏区时他就直接在战场指挥作战。嗣后国共内战，毛公不但亲自指挥四大野战军，还要“胡宗南听指挥”呢！“韩战”中几个重要战役，据说也是毛亲自指挥的。不用说“八二三炮战”也是毛司令员在北戴河沙滩上，右手拥抱美女，左手拿电话机指挥开炮的——“风流人物，且看今朝”，的非虚语。不能直接将将，而胡吹“党指挥枪”，岂非骗人哉？！
邓小平和陈毅元帅一样（陈原为新闻记者），都是行伍出身的带兵官，所以党才能指挥枪。江泽民工程师未带过兵，也要搞党指挥枪。只在军中施点私恩小惠，拉拢三两位大将作肱股，以为这样枪就服从党，以后就不会有“苦挞打”（coupdetat），不会有“宏大”（junta，军人窃权）了。老江，不行呢！江工程师如果也要以文驭武，搞党指挥枪，要学学李登辉技正也——把军队国家化，搞出个宪政法治来。大兵哥不敢犯法，总统主席才不会受“宏大”的威胁！君不见二次大战时最跋扈、也是最目中无人的麦克阿瑟老兵乎？他横眉怒目，不听调度。一个原为卖领带的小售货员，竟能以短短一张纸，把他“撤职”！再有二话，就要“查办”。——李登辉技正今日也有此本领！而江主席尚没有也。今为老李所取笑，岂不该三思哉？！
朋友，没啥稀奇呢！政制“转型”罢了。吾一愿老李勿为“岛气”出岔；二愿阿江能认识历史远景，拿出气魄，迎头赶上也。——大清传统，以文驭武。袁、蒋、毛三公便宜行事，以武驭文。李、江二公如能把既颠倒的再颠倒过来，近代中国文明就要从波涛汹涌的“历史三峡”中，平安“出峡”了。——再说句政治学中的“老生常谈”：“制度者，智慧和机运之联合产儿也。”（systemisthechildofwisdomandchance）在中国近代转型史中，从专制“转”民治，我们可敬可怜的老圃父，有此wisdom而无此chance。我们那位自己指着鼻子说：“你们追随我革命”的蒋总裁，和那位牛皮大王，口口声声“完全为人，毫不为己”，却只会打烂仗、玩女人、作旧诗的毛主席，都有其chance而无其wisdom。袁皇帝之可悲，是在这场千载一次的“转型史”中，他陛下既无此chance，更无此wisdom；所以下场最惨——几乎是“众口铄金”、“遗臭万年”，不学试究古今之变，略为之不平也。
今日呢？！朋友，论chance真正是“千载难逢”也。中国政制“转型”已至“水到渠成”的边缘，一蹴可几。当年的孙文，哪有此机运？国父老人家今日如泉下有知，在紫金山上，恐怕把棺材板都踢破了呢！——但是今日身居驾驶舱中的伟大的舵手们，有没有其wisdom呢?
不才之见是双方都有此智慧；但是双方都有其包袱，而智慧被包在包袱里，纵有“灵犀一点”，也就冲不出了。智慧包在包袱里，有机会亦徒然也。
老江的包袱便是老共的包袱——君不闻邓上皇“南巡”时之豪语乎：“政权在『我们』手里！”悲夫，“我们”是老几？！“我们”之外的“他们”，又是老几？！自命为全民之主，而心理上有若斯“尔”、“我”之分，这在佛家便叫做“相”，叫做“魔”；在儒家便叫做“私”，叫做“乡愿”！有私有魔，就不能容，不能大。因此与孙国父的“天下为公”的器度相比，则显得“小”平之所以为“小”了。江公现在也在“讲政治”。如果江的“政治”，连个“全c生”魏京生、王丹都消化不了，他如何能阻止李登辉、连战、陈履安、钱复、张京育……这几十个大博士、“全a生”，来联合造反呢？！——这是老江的大包袱；第一、二代革命家、布袋和尚遗留给第三代小和尚，装满垃圾的大布袋！
李登辉总统有没个“布袋”呢？旁观者清，曰；重着呢！大的、宏观的，免谈。且谈点微观的、小的——由小看大。最近李总统回到他幼年受敦的淡水国小，讲小学生所应学习的历史教育，应该是他自己所想象的那一套。这就是个大布袋。李总统原是位农业经济专家，谈小学生的历史教育，本已捞过了界。——记得《史记?陈丞相世家》里，有个小故事：一次汉文帝问左丞相陈平，国内一年“决狱”（审判囚犯）多少？陈平说不知道，应该去问“廷尉”（司法行政部长）。皇帝又间，全国钱粮多少？陈平还是不知道，说应该去问“治粟内史”（农本局长）。皇帝有点不高兴了，说，那么你做丞相干嘛？陈平说，为官各有职守。我做丞相呀！干的丞相之事：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职……搞务实外交，平两岸关系，制定防空飞弹系统，清除黑金……大事多着呢！哼！一番话说得万岁爷直是点头。
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当宰相尚且不管那些小事，何况一个国家的元首、皇帝和总统。更何况李总统幼年所学的“中国史”，都是当年日本军团主义的宣传品——说古代中国本是个骗来骗去下等民族的集合体。近代中国连“whatischina？”都没个定义（见《重光葵回忆录》），日本侵华是为着宣扬王道，日本占领台湾是出台湾人民于水火，南京大屠杀根本没这回事，日本并吞朝鲜是韩人向化，慰安妇是出诸韩妇、台妇之自愿，日军侵略东南亚是皇军赶走白种帝国主义，解放被压迫民族，日本向盟军投降叫做“终战”……，这种不知不觉，潜藏于下意识中，青少年期所受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育，可能就是构成李总统包袱的最大成分。——在七年前的“六四”前后，李总统曾是大陆青年的一盏明灯。这一形象的迅速滑坡，实在是很可惜的。若把这一转变，完全归罪于中共玩弄中国的民族主义，那也是个错误的观察。——江泽民、乔石那一伙，也是一群想为国家做点事的务实派（与老毛和林四的胡来是完全不同的），把他们全看成疯子、坏人或三头六臂的苏秦、张仪、季辛吉，都是不正确的——他们哪有那飞天本领，要社会主义就有社会主义，要民族主义就有民族主义呢？！
3.7 不容“颠覆政府”
拙文原是谈袁皇帝的，何以一下扯上这些时下英雄好汉呢？无他。笔者觉得洪宪之可哀者，是袁世凯处身在那一“转型”阶段，他是既无改制的“机会”，更无改制的“智慧”，所以败得百身莫赎。而今日这批领袖们，尤其是李、江二公，是既有此机会，也有此智慧（智慧是累积的）。若再惨败下去，那就太可惜了，更是国家民族之不幸。我们搞比较史学、比较传记的人，以古证今，骨鲠在喉，顺便提一下罢了。
现在再回头谈谈老袁。
袁氏既入小站接任练兵大臣，枪杆在手，乃一心一意要为大清帝国练出一支德式新军。不在话下，袁世凯是精明强干，对洋员华员，皆驾驭有方，知人善任。文员则扳请总角老友、翰林徐世昌（一八五五～一九三九）屈尊作“参谋营务处总办”，庶务军需一把抓。武员则重用段祺琪（一八六五～一九三六）等德国留学生，配合洋员，以德国模式严格训练。袁本人亦着军服、扎皮带、穿马靴、挂佩刀；日则观操、夜则巡营。军令如山，纪律严明。小站中严禁吸毒。某夜袁巡营见一军人偷吸鸦片。袁乃以佩刀就地手刃之，全营肃然。
袁军中无日本留学生。其原因盖有二端。日本军制原袭自德国。袁军既亦采德制，延有德国教习，购用克虏伯军火。军中干部如段祺瑞等均系德国留学生。既然直接取经德国，又何需作日本的再傅弟子呢？再者，日本留学生原为革命党之渊薮，为防制革命党人渗透北洋新军，干脆不用留日学生，则革命党不就不禁自禁了。——从闹革命的立场看来，袁世凯实为民国史上的第一个“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也。不幸所有的革命党都有其“不断革命论”的主张。既然“不断革命”，就必然有“不断反革命”。——试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百余年来，革命与反革命大家轮流做，这叫我们笨拙的历史执笔者，如何下笔呢？所幸中国近代政治转型史，已近尾声。台湾已无“反革命法”。大陆在现行刑法中，亦已改“反革命”一辞为“颠覆政府”。如此，则当年袁氏在小站防制革命党渗透新军，也是一种反对颠覆政府的措施——其后数十年国共两军中类似的措施，严格多矣！搞比较史学者，怎能独怪老袁哉？！
3.8 打入政治核心
总之，袁世凯当年在小站所练的“新建陆军”，是近代中国第一支现代化部队，全国瞩目。但是建立这支武装，袁某也是呕心沥血的。君不见蒋方震（百里）后来主办保定军官学校，在无可奈何之下，竟至在大操场检阅台上，当众举枪自杀。又不见蒋公介石（中正）受命主办黄埔军校，还下是一再辞职，一再不辞而去。其愤激之烈而未举枪自杀者几希。
袁公练兵小站之艰难，不在二蒋之下也。他本是李鸿章的亲信，甲午兵败李氏搞掉黄马褂和花翎之后，世凯便成为孤军孤儿了。李宗仁早年亦有相同的处境，晚年还余叹犹存地告我说：“真如大海茫茫中之孤舟！”（见《李宗仁回忆录》第九章第一节）
俗语说；“不招人忌是庸才。”袁世凯正因不是庸才，而生性跋扈，忌者如云，谗言四起。那时他的顶头上司，便是个野心勃勃的满族军阀和大官僚荣禄（一八三六～一九零三）。荣有专杀之权，在谗言四逼的情况下，荣便有心找个借口，杀袁而并其军。谁知一次荣氏亲至小站检阅，预备就采取行动时，却被袁军的整齐军容和鲜明的器械所感动——荣是个旧军人，未见过这种现代化的新式部队也。他竞认为袁是个练兵的奇才，不但不愿加害，且欲引为心腹肱股。——两情相悦，就这样袁老四这孤儿就找到另一个干爹，而大红大紫起来，成为荣禄麾下的第一号大将。
荣禄是李鸿章失势后，得西后专宠的大清帝国宰相（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又入阁作军机），手握重兵，权倾一时。笔者在论拳乱前文中，就提过他的兵权。那时清廷防卫京师门户的防军，有两大系统，约十余万人。
第一是“京畿戍卫系统”（禁卫军），由西后近支亲贵掌握。
第二是“北洋国防军系统”，由荣禄掌握。这些原是甲午战争中，各地勤王之师的残余。荣禄把他们集中起来，改编成“武卫军”，共有“前、后、左、右、中”五军。荣氏自将精锐的“武卫中军”；而把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改名为“武卫右军”，纳入他的指挥系统。——这一系统的“武衡”五军，分驻北京内外各咽喉要地，而以袁的“右军”为最强，嗣扩充至万人以上，声威远播，朝野侧目。乱世抓枪杆，有枪便有权。就这样袁世凯就从一个练兵褊将，挤入大清帝国的政治心脏。此后不论是“戊戌变法”、“八国联军”、“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建立民国”……都少不了他的一份了。
*一九九六年六月一日脱稿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传记》第六十八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