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一根油条大小的国际交涉
再如咸丰年间影响中美关系极巨的小教案，则起源于美国牧师以发放铜钱，鼓励市民于礼拜天入教堂做礼拜惹起的。一个铜板对富有的美国牧师，只是九牛一毛，但它对流落街头的广州贫民，则至少是一根油条的价值。为控制这根油条的布施，礼拜天的教堂门前就要发生（如今日在美国亚裔小区内所习见的）“帮派斗争”（ganglight）了。青龙白虎两帮为抢地盘，大打出手：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连美国教堂也被砸了。
这桩砸教堂打教民的街头武剧，被洋牧师闹入衙门，就变成国际事件了。等因奉此，那位出身牧师，后来变成美国驻华使馆的翻译，递升代办，终成公使的外交官伯驾（peterparker,1804～1888）乃行文要求清政府赔偿损失。那时畏伯驾如狼，而讨好美国公使更唯恐不及的清廷钦差大臣，非敢不赔也；他老人家怕的是，此恶例一开便不得了也。他们就只好拖延。但是那时的美国佬也不是好惹的；伯驾岂是等闲之辈？他坚持清方非赔不可，案件一拖十年，竞成为咸丰朝（一八五一～一八六一）中美外交中最大的疙瘩。最后还不是清朝大臣打躬作揖，赔款了事。
这个由于传教失策引起街头帮派打架，再由帮派打架殃及教堂，递升为国际外交症结的小故事，笔者笨拙，不惜囚头垢面，自美国档卷中穷索之，终于水落石出。但是这一类事件，在一些有既定成见而又不愿深入的史家的笔下，都变成华人排外反教的实例。
其实，朋友！他们为上帝的一根油条打架是真；排外反教的帽子就未免太大了。
1.9 儒徒、佛徒比较阿q
在这百十件“教案”中，当然我们不能说没有为排外而排外，为反教而反教的实例，因为“排外族”、“反异教”都属于基本“人性”（humannature）。各民族之间只有程度深浅的不同，没有有无的例外。试看摩西的出埃及；基督之上十字架；古罗马人之屠杀基督徒；中古教廷之焚杀异端；近古之宗教战争；回教之崛起与传播；回教两派之内战……，血流成河、尸骨堆山，何一而非排外族、反异教耶？
但是在世界各大民族及主要的宗教文化之间，还算是儒佛两教较为缺少“排他性”。凡耶教、回教所不能忍者，儒徒佛徒多能身受之。余读教上书，知彼辈来华之初，多乏托身之所。初期天主堂与基督教堂迨多借地设于佛寺、道观之内。其神父、牧师讲道往往便置十字架于佛前香案上。宣道至高潮时，往往便挥杖直指神坛上泥塑木雕之佛像，斥之为胡涂偶像，有罪而无灵……基督教原为排他性极强之宗教，对异教之“敌我矛盾”，界限分明。诋辱异端之百辞，均极严峻；而传教士笃信本教真理，亦从不讳言之。有时在其辱骂异端至激烈之际，四周围听之侰侣与群众不但不以为忤，每每且为之欢笑助兴……余读书至此，辄掩卷窃笑，想我民族何阿q若此？然亦中国文明宽容之一面也。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正是圣贤之道也。
试思此一情况如主客易位。设有东方黄人，于坐满爱尔兰码头工人（irishlongshoremen）的纽约天主堂内，挥杖直指怀抱婴儿之圣母玛利亚（virginmary）为无知村妇、玛利亚之子为顽劣牧童岂不头破血流，天下大乱哉？
华民非不反异教也。然华族固为一无宗教之民族。群众百姓一般均安于土宗教（folkreligion），随地拜拜，神佛处处，再加几个耶稣、上帝，不以为多也。有教无类，故对入侵异教，颇能阿q之。斯为独崇一教之中东及西方诸民族所难能者。所以若论反异教，则我民族较之西人，较之回犹诸族，宽容十倍矣。
作者落笔至此，电视内正演映前南斯拉夫境内塞尔维亚族耶教徒与波斯尼亚境内之回教徒相互残杀，血肉模糊之镜面。为虚无的超自然而相杀，我民族史中，除洪杨一役之外，未尝有也。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杀生人而事鬼神，科学耶？民主耶，终须等到中西文明现代化扯平之时，始可言其是非也。
1.10 德人强占胶州湾
可是在那义和团时代，最可叹的还不是这些宗教上和哲学上的是非问题，而是德国恺撒以此为借口而强占了中国“胶州湾”的政治问题。德人既占胶州湾，其它帝国主义之列强乃发生连锁反应。中国沿海港口上自旅顺、大连、威海卫，下至九龙、广州湾，一时均为列强所霸占——九十九年之强租与霸占何异？由港口之霸占，乃有列强对中国内地“势力范围”之划分。若非由于诸帝国主义之势力相持不下，则大清帝国早就变成波兰了。
此一瓜分局势之形成，实德意志帝国以“曹州教案”为借口而始作俑者。义和团就是国人对这次国难愚蠢的反应。
德国原为近代世界政治史上扩张主义之后进。所谓德意志联盟本来只是日耳曼民族之间一个松散的城邦组织。一八七〇年（清同治九年）普鲁士一举击败法国之后，普王威廉一世在名相俾斯麦策画之下，一跃而为诸邦之首，德意志始粗告统一。其后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至一八九〇年威廉二世即位，俾斯麦罢相时，德国后来居上，俨然已发展成为当时一主要的中欧强国，搞合纵连横，不可一世，而威廉对向外扩张尤迫不及待。不幸此时亚非拉诸落后地区，已为诸先进列强所瓜分，空隙极小。至一八九五年中国为日本所败，割地赔款。这对欧洲后进的帝国主义德意两国却是个极大的鼓励（意大利之统一、复兴及扩张，几与德意志同一时间，同一模式）。两个迟来晚到的小强梁，当意大利在浙东三门湾一带伺隙而进之时，德皇的先遣密探已在胶州海面打主意了。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十四日（阴历十一月十曰）德国驻华公使海靖（herrvonheyking）乃正式向总理衙门提出租借胶州湾五十年之要求。
总理衙门在它的创办人恭亲王奕欣主持之下（奕欣是同治和光绪两个皇帝的胞叔），爱护胶州事小，怕列强援例事大，乃加以婉拒，交涉经年，没有结果。但是德皇威廉二世和他派驻北京的海靖公使,这时气焰正盛。威廉已派有实力可观的远东舰队游弋于胶州湾内外，虎视眈眈。这是当时列强根据下平等条约所享有的特权，而中国北洋海军则于甲午战败后，今已一舰无存，无丝毫抵抗能力。
就在这德国已准备动武而没个借口之时，正好发生了“曹州教案”。这时中国的山东巡抚是李秉衡。李氏本于教案（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一日）发生前一月已调升四川总督，遗职由张汝梅接替。不幸他官运欠佳，正办交代而尚未离任时，曹州就出了事。李氏自知大事不好，乃倾全力“破案”。十一月九日竟将曹州杀人犯全部缉获，向德使请罪。但是这时德人已决定借机强占胶州湾，并囊括山东为势力范围，请罪有啥用场呢？
德皇于十一月九日始得曹州教案之电讯，经三数日外交试探之隆，德国远东舰队乃奉命于十一月十四日轰击中国炮台，陆战队随之登陆，占领了胶州湾，并拘禁奉命不抵抗之中国驻军总兵章高元，再向邻近即墨等属县进袭，一时难民如潮，血流遍地，时局就不可收拾了。
于此同时，德国公使向北京总署，亦提出六项要求：
1、李秉街革职永不叙用（李氏尚未到任的四川总督也就被革了）。
2、赔三座教堂建筑费各六万六千两，教堂失物费三千两。（适笔款子在那时是大得惊人的。）
3、巨野等七鲧建教士住屋，建费两万四千两。
4、中国道歉，并保证永不再犯。
5、中德合资建全省铁路，开发矿藏。
6、赔偿德军侵胶澳军费约数百万两。
（引自摩尔斯著《大清帝围国际关系史》卷三，页一〇七。）
此六条墨汁未干时，德使又补提若干条，在落实上述路矿要求之外，更提出租借青岛及胶州湾九十九年之详细条款。
这时清廷在毫无抵抗能力的情况之下，焦头烂额，在君臣对泣一番之后，也就全部承认了。经四月之磋商，这项《胶州湾租借条约》就在翌年三月六日（阴历二月十四日），正式签字了。今日我们仍然很欣赏的“青岛啤酒”，也就是那时德国商人在青岛开始酿造的。
1.11 “不可戳而战”与“可战而不战”
那时的所谓“教案”是什么回事，而列强利用教案为借口，以侵蚀中国领土主权，又是什么回事？笔者已不厌其详，缕述如上。这些都是历史上扳摇不动的事实。我不相信任何中外史家可以否认的。若说“教案”完全起于中国老百姓的排外行为，这分明与事实不符。若说帝国主义在中国并不存在，那就更是强词夺理的胡说。上述胶澳租借史，你说不是欧洲帝国主义的侵华行为的标准记录？
当然，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欧美帝国主义为什么不侵日本呢？胡适老师说得好，帝国主义为何不侵“五鬼不入”之国呢？帝国主义之侵我，也是我们自己窝囊的结果嘛。哪能专怪人家呢？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如此窝囊呢，如今民运人士怪共产党；共产党怪国民党；国民党怪洪宪皇帝和慈禧老太后；老太后又转怪洋人。
其实什么都不是。我国近百余年的动乱，是一种历史上社会“转型”的现象。文化不论中西，都是要从落后的“中古型态”，转入“现代型态”。西洋文明从“文艺复兴”（一三〇〇）开始，已“转”了六百年。我们从“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开始，至今才一百五十年，按理我们还应该有一段苦日子好过呢！分阶段“转型”是慢慢来的，急不得也。笔者于“转型”之说，谬论已多，这儿就下再噜苏了。
总之在戊戌和庚子那个阶段，自曾左李张（之洞）而下的汉族士大夫和器重他们的皇帝爷——义和团同志们尊之为“一龙二虎”者，他们吃一堑、长一智，知道洋大人是碰下得的。他们知道“外事棘手”、“教案难办”，不可轻率从事。
记得“九一八”时代，笔者当小学生时，曾读过陈布雷先生的大著八国民政府告学生书》，曰：“……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亦政府之罪也……”其实这也是九一八前三十年中国士大夫的心境。可是这种士大夫情怀就不是当时工农兵——李逵、武松、花和尚和济公法师一流人的想法了。
在这批英雄好汉、江湖豪杰眼光里，他们所见到的只是洋人的横蛮，教民的仗势和政府的畏葱。尤其是德军占领胶澳，向内陆进袭之时，官军狗走鸡飞，总兵（今师长）被俘，在如潮的难民，儿啼女叫声中，那群受到洋教士保护之下的教民，尤其是“吃教的教民”，自然无逃难的必要。道左傍观，可能且有幸免和得意之色，不肖者更可趁火打劫，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相形之下，不但强弱分明，甚至忠奸立辨。
这样一来，不但民教双方阵线分明，地方各种教门、幸会、会党，也会认为政府过分孱弱——“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则江湖豪杰，乃至当地武生仕绅。也都要揭竿而起，以保乡卫国、仇洋灭教为己任了。
山东本是民风强悍的地方，如今人民既同仇敌忾若此，则一向对人民只知诛戮镇压而畏洋让教的满清地方官，对他们的传统政策，也就有重行考虑之必要了。
1.12 “农民起义”的另一面
我们要知道，在满清末年的中国政府里和社会上的动乱，基本上是与秦汉隋唐宋元明诸朝代的末年是大同小异的。这时的国家机器彻底锈烂。政府纪纲、社会秩序，同时解体。人祸天灾（天灾往往是人祸的延续），一时俱来。衣食不足，安知礼义。公私道德,也彻底崩溃。人心惶惶，莫知所适；邪教邪门、恶僧妖道，也就乘虚而入。饥民索食，难免打家劫舍，为盗为匪。强梁狡黠者以及劣绅土豪，就更要结团结练（练亦为捻，便是捻军的起源），斗争称霸。强凌弱、大吃小，逐渐形成大小军阀，来糜烂一方。一般良民百姓，不论从善从恶，但求自保，亦势必卷入洪流，不能幸免。这种盗贼横行，饥民遍野的社会情况，在我们安徽淮军发源地的江北淮南，俚语便叫做“遍地黄花开”。这种遍地黄花中，如能突出个中心力量来加以统率，头目分等、旗号划一，他们就变成所谓“农民起义”了，“捻军”就是这样起来的。
这一自然形成的中心力量，如为张角、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所领导，他们就要横行天下、赤地千里。作历史上有名的“流寇”。这种中心力量如为朱元璋、洪秀全、毛泽东所领导，他们就可以重建国家机器来改朝换代了。
但是对这种农民起义，一个衰世朝廷，如剿抚有术，他们也未必就造反到底。国有大故，他们往往也可受抚立功；外御强寇，内除反侧。这一事例在汉末唐初两宋乃至民国时代都屡见不鲜。当年东北的“胡子”、抗战初期淮河流域的“马虎”（红枪会）都是入侵敌军所敬畏的爱国游击队。后者且为笔者所亲见亲闻。但是他们只能做敞“敌停我扰”的辅助力量。招抚不得其当，他们就抗敌不足而扰民有余了。抗战期间的“《路军”就最善于利用他们来扩充自己。庚子年间那些胡涂的满族统治者竟然想利用他们作“扶清灭洋”的主力，终于失去控制。闯下了滔天大祸，如此而已。没啥深文大义也。
1.13 当年的“义和拳”，今日的“气功师”
在庚子（一九〇〇）之前在直隶（今河北）山东一带，农民运动的中心力量显然是“义和拳”。义和拳本是有数百年以上历史的“拳术”。我国拳术本有内外两派，所谓“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义和拳亦名义合拳，可能是内外兼修的。内外兼修的拳术往往能练出一些科学上不能解释的“特异功能”来。
朋友，这种特异功能是实有其事啊！如今不特大科学家钱学森笃信不疑，连下才也不得不信，因为我曾亲自参加过中国气功大师严新的“带功讲座”。亲眼所见，哪能是假呢？最近侨美邻人之妻，一位五十开外的华裔老太太，就因为练气功的“自发功”而不能“收功”，一下“飞”出了两丈多远而摔断了膀子呢！至于“铁杆压喉”、“卡车辗腹”、“头断石碑”等等现在也都不是新闻了，也都是笔者所亲见。庚子年间的洋人亦屡有类似的报导。义和拳早期的大师兄本明和尚，据说就是“浑身气功、能避枪炮”。
不过他们那时表演气功要设坛烧香、昼符念咒，然后才有“鬼神附身”。严新的气功不搞那一套迷信也照样有效，所以钱学森教授就认为是一种新科学了。
义和拳那一套事实也就是一种“气功”。中国古代自春秋战国以降，对气功的记载是史不绝书的。《史记》所记“大阴人”，以阴格桐轮；台北今日还不是有一家以“阴吊百斤”为号召而生意兴隆？据吾友刘绍唐先生他们说，这都是千真万确之事呢！
所以气功之为术，在我国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半世纪来余读“义和拳源流论”，不下数十篇，大半都是浪费精力的以偏概全之作也。
严新说他在大陆某次带功讲座，一场便有听众十九万人。最近他在洛杉矶某大学讲道，美西七座大学校园“同时带功”！华夷学生舍学相从者，多如过江之鲫。
最近在联合国一次表演会上，余亦获晤另一气功大师“鹤翔桩创始人”的赵金香先生。他说：“严新有“听众”数十万人，我有一千四百万学生呢！”
乖乖，有学生一千四百万人，则“扶清灭洋”、“兴无灭资”……何事不可为？
据大陆学人告诉我，这批气功大师原都是中南海内的御医红人。他们为诸当国者保健防老、壮阳补肾，都受尽青睐。不幸他们在民间的信徒亦动辄百万千万。万一这些千万信徒也搞起黄巾军、白莲教和天安门来，那还了得？有老佛爷当年的恶例在，所以当政者对诸大师也就由疏远而到防范了。因此有很多大师小师，一旦出国便流连海外，乐不思蜀矣。
1.14 “毓”字帅旗下的“义和团”
朋友，今日的气功师便是当年的义和拳啊！今日的统治者被民运吓惨了，因此对保健补肾的气功运动也要加以防范。当年的满洲贵族被洋人欺够了，乃想组织他们来驱洋除教。这样便出了个巡抚毓贤。他要把他们的“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打起“毓”字大旗，由官方认可为保家卫乡的正式“民团”。然后又把全省良莠不齐的牛鬼蛇神——什么大刀会、红灯照、八卦教（尤其是有较多群众的“干卦”、“离卦”两派）、红枪会等凡数十种，义而和之成为一单一团体，由他来统一指挥，联合“灭洋”。官方既有此辅助和认可的政策，则风行草偃，“义和团运动”立刻就如火之燎原，一发不可收拾了。
毓贤原是一个汉裔旗人（汉军旗》，秀才出身。捐官在山东，于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署理曹州知府。毓贤本是个很干练而狠毒的屠夫。他上任不及三月便杀掉一千五百人。杀得那强盗如毛的曹州府（也像今天的纽约市吧），“民怀吏畏”，秩序大定。因此毓贤也颇有能吏之名而为上级所嘉许，以致官运亨通。当一八九七年冬曹州教案发生时，他已官拜山东按察使，为全省最高执法官吏，俗称桌台。所以在巡抚李秉衡为怕洋人借口生事而严令彻查此案时，毓贤在数天之内便把这案子破了。他破案之时，德国政府还不知教案发生呢！亦可见毓贤的干练了。
但是毓贤虽然杀人如麻、草菅民命，他毕竟是个洞察民情的亲民之官。他知道这些教案的详细内容。所以当德军借口入侵，山东全省鼎沸而北京朝廷又一再为洋人所迫，严令“剿匪”以安“教民”之时，毓贤和他的顶头上司李秉衡与李的继任人张汝梅，都有了心理矛盾。他们明知在“民教冲突”的两造之间，“教方”（尤其是吃教者）仗入侵洋人之势，并非皆是善类；而“民方”亦非打家劫舍的真正盗匪。如诬以盗匪之名妄加诛戮，非但有欠公允，尤恐激民成变，下可收拾——因为那时纵曹州一地即有“大刀会”众十余万人。冠县一县的“义和拳”拳会群众即有“十八团”；茌平县治下有八百六十余庄，习拳者即有八百余处。对如此广大的群众，诬民为匪，妄加诛戮，官逼民反，不得了也。因此纵是屠夫鹰犬的毓贤，面对此一实际情况，亦有“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之叹。（此“即系”二字是否为“原系”二字之抄误，尚有待另考。）
根据他们对实际情况的了解，李秉衡、张汝梅和毓贤三人都主张分清善恶，剿抚兼施。当毓贤于一八九九年继任山东巡抚时，他就公开宣告他的“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的三大原则。正式把“义和拳”、“大刀会”一类的民间结社颁予“毓”字大旗，改组成为政府正式认可的“义和团”了。其实“大刀会”当时的声势亦不在“义和拳”之下。毓贤之所以舍大刀而取义和者，“义和团”较“大刀团”雅顺多矣。毓贤虽喜欢大刀，但是他毕竟是个秀才嘛！这一来“义和团”在中国历史上也就褒贬难分了。
*原载于台北《传记》第六十一卷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