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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那变不了法,改不了制的一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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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召见康有为,决心变法

现在再看看慈禧光绪这对母子,是怎样闹僵的。www.xiaoxiaocom.com

时在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春初,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危机正迫于眉睫之时,我们那位颇有个性而赤忱爱国的青年皇上是不能再沉默了。透过他的身任军机大臣的族叔庆亲王奕劻,向太后申诉他不能作亡园之君。如太后再不授权改革,他宁愿“逊位”云云。据说西后闻此言至为愤怒,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嗣经庆王力劝,始说:“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但庆王复命时,不愿多言,只向皇帝轻描淡写的说太后不禁皇上办事。诚实而少不更事的光绪皇帝得此传语,就真的大干特干起来了。

他的实际行动的第一步便是〈定国是诏〉,公开宣布他决心“变法改制”。时为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公历六月十一日。这便是这件可悲的“百日维新”的第一天。紧接着便是召见康有为。因为康是他的智囊和改制理论的源泉。但是光绪并没有看过康有为着《孔子改制考》或《新学伪经考》。他所看重的改制显然只限于日本模式,或俄国彼得大帝的模式。

光绪召见康有为的时间是戊戌四月二十八日(阳历六月十六日)早晨五点至七点。地点是“颐和园”仁寿殿。因为此时己号称“归政”的西太后,长住于颐和图。然国有大政,皇帝还是要亲去颐和园向太后请示的。此次光绪已早两日来园驻跸。他之召见康有为显然是得到西太后面许的。

颐和园是今日名闻世界的旅游胜地。仁寿殿对很多读者和作者均不生疏。康有为当年在这座房子里是怎样陛见光绪的?想读者们和作者一样,都有若干兴趣。今且将他君臣二人当时相见的实际情况,节抄若干。以下是康氏在逃难中,亲口向新闻记者说:

六月十六日皇上曾召见我一次。这次召见是在宫(园)内的仁寿宫(殿),从清晨五时起长达两小时之久。当时正是俄国人占领旅顺大连湾不久,因此皇帝是面带忧色。皇帝身体虽瘦,但显然是健康的。他的鼻梁端正,前额饱满,眼充柔和,胡子刮的很干净,但面色颇为苍白。他的身材是中等的,手长而瘦,仪表精明。其态度之温和,不特在满洲人中少见,就连汉人中也没有。他穿的是普通朝服,但胸前不是那大方块的绣花,而是一圆形的团龙,此外在两肩之上也各有一小块縤花。他所戴的也是普通的官帽。进来的时候,由几个太监领先,然后他坐在一个有大黄色靠垫的宝座上,双足交迭。坐定之后,他命令一切侍候的人都退出去。在我们整个的谈话中,他的眼睛时时留神窗户外面,好像防备人偷听一样。在他的面前,有一张长台子,上面有两个烛台,而我则跪在台子的一角,因为台子前面那个拜垫是留给高级官员跪的。在整个时间里,我一直是跪着的。我们的交谈是用京话。(见中国史学汇编《戊戌变法》第三册,页五〇六。原载一八九八年十月七日香港《中国邮报》)

以上是光绪和康有为第一次见面,也是他们君臣之间唯一的一次。康有为向他的主上当然是说了一些废八股、练洋操,“小变不如大变”,“缓变不如急变”的变法主张。其实这些话都是多余的。光绪这时已决定依照康的条陈变法改制。召见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他有意以康有为提调“制度局”。

康有为师徒这时对变法步骤的具体主张,可以概括言之曰质变而形不变。他们怕保守派顾虑失权失位而反对新政,乃向皇帝建议把一切高官厚禄的名位和王公大臣的职权,表面上全部保留不动;然在同一时间,则重用小臣,主持实政来推动改革。例如裁汰冗员、撤销无职衙门、废八股、试策论、开学堂、练新军、裁厘废漕、满汉平等、满族人民自谋生计等等“新政”。

与此同时,光绪帝也真的绕过大臣而重用小臣。第一当然是康有为。康自工部主事,升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章京上行走”(行走者,有事则行,无事则走也)。虽然还是个五品小官,但康有为可专折奏事,为天子近臣——成为一个举朝侧目的实际掌权的人物。

其后不久,光绪帝又擢用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四个年轻小官,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襄赞天子,处理日常政务。——这一不次之迁,不但把军机处和总理衙门,都给“架空”了;连无缘再见皇帝的康有为,也大有酸葡萄的感觉。有为说他们四人事实上已居相位,但是四人相貌单薄,没有威仪,望之不似宰相,云云。康氏尚有此感,则满朝文武的醋劲,也就可想而知了。而新派人物亦难免有其少年得志的冲动和气焰。——他们甚至公开讨论某职应撤、某官须废。弄得满朝文武(尤其是满族),惶惶不安。

9.2 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架空政治”

这种重用小臣、架空大臣的办法,康梁二人都认为是他们的新发明。其实“架空政治”在中国政治史上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

在我国隋唐以后的中央大官,最尊贵的莫过于所语“尚书”了。其实“尚书”一职,在秦汉官制里原是皇宫里面的“五尚”或“六尚”之一——什么尚宫、尚寝、尚食、尚衣、尚书(可能还有尚厕吧)等等。那都是服侍皇帝和后妃的黄门内官。只有宫女和太监,才能担任的。男士要当尚书,先得阉割,才能入宫。可是在西汉武帝、成帝之世,皇权上涨。这个原是阉人黄门充当的尚书小官,因为是天子近臣,渐渐就重要起来了。时至东汉之末,十常侍乱政之时,这些尚书们就把朝中的“三公九卿”,全给架空了。这一架空政治,通过魏晋六朝,就变成九卿备位,尚书当权的怪现象。至隋文帝统一天下,改革官制,乃干脆把九卿全废,改用“六部尚书”。当然隋唐以后的“尚书”,太监也就没分了。

可是架空政治这个魔术,却不因尚书之扶正而消灭。明太祖废宰相,代之以内阁学士,还不是这魔术的重演?等到内阁大学士又变成宰相了、雍正皇帝要架空他们,乃以小臣设军机处来取而代之。现在军机又有权了;康、梁师徒乃为光绪设计以四品小臣的四位“章京”,把位高一品的军机大臣架空了。

不特此也。到民国时代的国、共二朝,此一艺术仍为蒋、毛二公所承继。

在三〇年代之初,当汪精卫出掌行政院,蒋公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时,那个六部俱全的“委员长侍从室”的重要性,不也是在“行政院”之上吗?事实上“侍从室”这个机关的名字,就有封建王室中内廷的气味。“侍从室主任”和他以下的各组组长等小官,如果生在汉朝,都是应该要阉割的呢!

到毛泽东晚年的人民政府时代,那个权倾朝野的“四人帮”,事实上还不是成长于内廷的“十常侍”?替毛公传达“最高指示”的毛远新、王海容等青少年男女,不也是在“章京以上行走”,王洪文不是要架空周总理?连一个小宫女张玉凤不也要支取中央书记处机要秘书的薪给,而“五尚”通吃?那时在国务院当“协办大学士”的邓小平,哪能同他们比呢?所以这种架空艺术,是我们中华三千年来的国宝。康、梁师徒在自己脸上贴金——这哪是他二人发明的呢?

不过搞这种小臣近臣,来架空大臣权臣的政治艺术,却有个先决条件——搞架空的主使人,一定要是像汉武帝、明太祖、雍正皇帝、蒋委员长、毛主席那样有“最后决定权”的大独裁者。一个见着老娘就发抖的儿皇帝,则千万做不得。不幸的是那时主持变法改制的光绪,却正是这样的一位“儿皇帝”。以儿皇帝的“小臣”去架空老太后的“权臣”,则成败之数岂待蓍龟?——这种政局的演变,我辈熟读《通鉴》的后世史家,都洞若观火,而精敏如康,梁竟无觉察者,便是身为急功“小臣”,以致当局而迷罢了。

9.3 维不了新、变不了法的一百天

戊戌年的夏天,那座“天晴似香炉、天雨似酱缸”的北京城,是炎热难当的。可是这个季节却正是我们那位可敬可爱、也可叹可悲的年轻皇上,为国为民而疲于奔命的时候。为着推动他的变法改制,他三天两天都要从那时的禁城、今天的故宫赶往颐和园,向太后请示。(可怜的光绪爷是没有空调汽车的。)

自他于六月十一日(阴历四月二十三日)下〈定国是诏〉之时起,到九月二十一日(阴历八月初六),西太后还宫“训政”,把他关入瀛台止,前后一百零三天,光绪帝去了十二次颐和园,每次驻留三数日。至于他们母子之间交谈的实际情况,外人固无由得知,但是这位年轻皇帝苦心孤诣的恳求改革,而太后不同意,致每遭训斥,则尽人皆知。等他回到宫中,诏书虽一日数下,而朝臣对他拖延时日,拒不回报;疆吏(湖南巡抚陈宝箴是唯一例外)对他则阳奉阴违,甚至阴违阳亦不奉。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苦衷和借口。盖向例南洋大臣和外省督抚的行动。都是以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马首是瞻;而这时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则是顽固派的总头头。他仗着太后的权威,对光绪简直公开抗命。他认为皇帝年轻无知、任性胡闹,因此把光绪所有的诏命不但当作耳边风,并纠合朝中保守要员刚毅、李盛铎、杨祟伊等加油添醋地向颐和园打小报告,联衔吁请太后回朝训政,恢复垂帘,以遏乱萌。——这当然是西太后求之不得的,有的甚至出于她的授意。

再者,新政的施行和步骤当然亦有它本身的困难。就以“废八股改策论”这一考试新政来说吧,八股是空话,策论还不是空话?然写八股文要读圣贤书,还有个“帖括”(英文叫format)可循。写“党八股”式的策论则并此而无之。所以在戊戌夏季有个老实的浙江学政陈学棻上奏说:“改试策论,阅卷艰难,不如八股之易。”光绪览奏不悦说:“陈学棻既不会看策论,可无庸视学。”就把他撤差了。其实如把康有为放出去作学政,以他那一点点的所谓西学知识,恐怕他对策论考卷的批阅,也没个取舍的标准呢!

梁启超说,开明而通时务的达官如张之洞,也深知废八股为变法之第一事;然张氏亦不敢轻言取消八股。因为他深“恐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惧其合力以谤己而排挤己也”(以上均见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这本来是关系到国内数百万知识分子命运和前途的大“问题”,哪是空谈变法“主义”,所可解决的呢?不论“黑猫白猫,能捉耗子的才是好猫咪”(邓小平语)。徒足制造“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的废八股改策论的“新政”,究能派啥用场昵?

再说改庙宇办学堂吧!当时那几十万座庙宇,几百千万佛道各教的神职人员,也都非等闲之辈。哪能只凭一纸上论、两页公文就可以把他们赶出庙门,结婚还俗呢?纵使能废庙办学,则经费、师资、课程、学童哪里来,也非朝夕之功。至于康氏所想象的“举行地方自治”,更属空中楼阁。君不见,我们国、共两党搞地方自治,搞了大半个世纪,还不是连个半调子的“自治”也未搞出来。光绪爷要在一百天之内就可以改旧换新,搞出个奇迹,岂不是痴人说梦?

总之,长话短说,我民族的历史走进那清末戊戌年代,已积重难返。我们的国家机器已全部锈烂,无法修复。我们的社会亦已至癌症末期;病入膏肓,医药罔效。所以在许多激烈的志士们看来,其彻底解决之道,那就是人死病断根;怜悯杀人,枪毙了事。——其后接踵而来,相信“一次革命论”的国共两党,都是主张“不破不立”的枪毙专家。孙中山先生说:“破坏难于建设”,正是此意。可惜他老人家破坏未竞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共产党来了,老毛打砸抢玉石不分,破坏可就彻底了(古代的流寇在历史上所发生的破坏作用正是如此);他美其名日“搬掉三座大山”。其实他和敝乡长朱元璋一样,一座大山也未搬掉,还另加一座新山。这种搬山造山运动,解决不了中国的老问题;也赶不上“先进国家”。所以邓小平今日还在山前山后乱窜一通,不知伊于胡底?——这些都是后话,将来再慢慢交代。

9.4 老佛爷的手掌心

且看于此同时,那位在颐和园内纳凉避暑的慈禧老太后,又在干些什么?她老人家没有闲着。身在园中,心在宫内,她特务密布、眼线满朝,小报告日夜飞来;满族硕吏、汉族谄臣,求恩乞怜,亦时时跪满四周。光绪帝的一举一动都在她的严密监视之下。

西太后原是个阴险狠毒、睚眦必报,狐狸其貌而虎狼其心的泼妇人。但是她也是个精明强悍,老谋深算而善于纵横捭阖、恩威兼施的女主。她对情敌政敌(包括她的两个儿子),都会不动声色,设下陷阱而伺机捕杀。这种复杂的个性,是舞台艺人扮演不出的。她没有银幕上的刘晓庆那么可爱。

远在戊戌之前,她对那逐渐长大而颇有个性和脾气的嗣子载湉,已早存废立之意。这是从单纯嫉妒心出发的——一种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鼾睡的,很通常的精神病现象。但是她一怕洋人干预,二怕疆臣不服,三怕小叔(恭亲王)不依。同时她所看中的对象也不敢承受。所以她才隐忍未发。

迨戊戌暮春,当载垢要求授权变法时,她当然更不能容忍。但慈禧是一只老狐狸。她纵想结束退休,还宫训政,她也要布置出一个适当的局面和时机。第一要孙行者跳不出老佛爷的手掌心;第二还要有面子。——她之复出是循臣工百姓之请(在美国政治上叫做draft,即拉夫),不得已而为之也。因此在戊戌春夏之间,她就做了几项重要的安排:

首先她就把翁同和罢官,赶出政治圈。翁是享有“独对”之权的光绪帝智囊。他这位享有清望的状元老臣,也是朝中开明派的班首;更是康、梁等激进派的家长与护法。翁氏一旦被黜,光绪就失去一个首席谋臣、一个中间桥梁和一个翼护新党的家长。一箭三雕,翁同和就在六月十五日被“开缺回籍”。儿皇帝也就被完全孤立了。

其次她要保持京津和华北地区,在内争上的绝对安全。为此,在翁同和被革的同日,西太后即擢升后党总头目荣禄署理直隶总督;旋即真除领北洋大臣。统辖董福祥(甘军)、宋庆(毅军)、聂士成(武毅军)和袁世凯(新建陆军)及京畿旗军数万人,拱卫京师及各交通要隘。有此项军事部署,虽不足以御外寇,然(如满族王公所说)在防备“家贼”方面京津一带可以说是固若金汤了。至于太后所居的颐和园,更是警卫森严。入觐的命妇女眷都要搜身。相形之下,光绪除掉少数扈从太监之外,安全措施实在是俯仰由人;他自己一无所有。

记得我的朋友李宗仁将军,当年被指派出任“代总统”。他不服,吵着要当“正总统”。在吵闹之间,吴忠信提醒他说,“你的卫兵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吵什么‘代总统’、‘正总统’呢?”李氏闻言大悟,就决定不吵了。

同样的,当“四人帮”被捕的时候,华园锋、汪东兴不都是“政治局委员”?“八三四一部队”被调出北京换防去了,华、汪二人下也是相继换防养病?

光绪爷当年在类似情况之下,向西太后哭哭诉诉要她授权变法。他和他的青年谋臣们就没有想到,他们的卫兵也“都是蒋先生的人”;他们的安全也得不到半个“八三四一”的保护,而他们的“变法改制”或“幼稚胡闹”,总归会有人反对的——多则几百万人,少则是顽固派里面的几十个满汉人马。这批反对派在忧心忧心忡忡之时,乃结伴东去天津“督署”乞援搬兵;西去颐和园哭跪,吁请太后回朝训政。西太后这个老狐狸,最初笑而否言。更有涕泣固请者,西太后就笑而骂之,说:“你们为什么要管这些闲事?难道我的见识还不如你们?”那时也有人到督署诉苦。荣禄说:“让他去胡闹几个月嘛,闹到天下共愤,恶贯满盈,不就好了嘛!”

所以西太后的对策是不动声色,布下陷阱,让光绪和他的新党去“胡闹几个月”。这时恭王已死,干涉无人。等到“天下共愤”,太后振振有辞之时,只要她脸色一变,则跪在地下颤抖得面无人色的万岁爷,自然就知道“朕位不保”了。哪还要等到(如当时盛传的)秋季去天津阅兵,才搞废立呢?

果然事态发展至九月中旬,当光绪帝还忙着要开懋勤殿,以鼓励臣民向朝廷直接荐贤进言时,西太后脸色突变。光绪便立刻感觉到大祸临头、皇位难保了。为着保位保命,他皇上才临时抱佛脚,于九月十三日阴历七月二十八日(一说九月十四日)密诏康有为及四章京“妥速密议,设法相救”。一面又另论康有为“督办官报……迅速外出,不可延误”。可笑的是当时这位康圣人竟毫无警觉,他还以为皇上是真的要他到上海去办报呢!乃大模大样、安步当车的搭车去塘沽,乘轮南下。他那时要不是以亲英出名,而使情报灵通的英国人派专轮赶往吴淞口外,抢救他脱险,老康纵长着十个脑袋,也都搬家了。——康大圣人之所以能跳出老佛爷的手掌心而保全了首级,无他,让我借用一句邓公小平逃出魔掌时的四川话:“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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