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拙作是作者在退休以后才执笔编写的。www.maxreader.net作为一个以历史为专业的教师，我个人自二十四岁开始在大学教授历史以来，至此已四十余年。在此将近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什九是在美国纽约的两所大学里度过去了。在哥大研究院专授两门课，整整地教了七年。一门可说是包罗经史子集、诗词歌赋的汉学概述，另一门则是包含中国近现代史的史料学。上课时往往是推着整书车“史料”进课室的。在纽约市立大学则前后教了近四十年。前二十年在市大各分校兼课，后二十年则在市大本部的市立学院作专任。其中十二年则兼亚洲学系的系主任，并负责设计和教授多种课目。在纽约市政府和联邦政府所主办的中学教师训练班中，也曾担纲教授多种课目。总之，四十年中在纽约市大所设计和教授的课目几近二十种之多。作为一个“课目设计”（courseproposal）的负责人，你纵不亲自上课，但对教学内容也必须有其彻底的掌握。加以纽约市大的学生和家长们都来自世界各地，种族、宗教和政治背景皆万般复杂。作为一个历史科目的教师，尤其是设计人，各方面可能发生的问题，都得面面顾到。日久在不知不觉中，竟会变成个无所不知，也没一项知得太多的大杂家。荒时废业，莫此为甚。
但是笔者在这身不由己的教学环境中，却勉力地作了一项坚持：在十多种无法摆脱的课目之中，我始终坚持中国近现代史一课必须亲授；四十年未尝或缺也。由于学生背景复杂，程度参差，因此对教学史料之筛选，也不得不随时注意，每一学年的教材都按时下出版情况加以修正。因此四十年来，愚而不学，未能著作等身，却讲义连屋。回忆昔年在哥大，因职司图书管理，对国史资料曾作有系统之累集与编纂。工作虽为人作嫁，然身当其任，熟能生巧，乖材辟典，每可一索即得。友生时有咨询，其数年不解之难题，往往可一语解纷。嗣在市大因该校无中文图书设备，余尝签请纽约市府与市大当轴，拟由市立图书馆与市大图书馆合设一中文图书馆，一以方便市大教学，兼为华裔社区服务。盖市府有此经费，有此立法，而社区与学界亦皆有此需要也。为此笔者曾与市府官员及市大当轴会议无数次，终以华裔社区支持太少，政府体认不足而流产，至堪叹息。承乏一主要学府，以汉学为重心之亚洲学系而无汉学收藏为基础，则虽为巧妇亦难以为炊。所幸笔者服务哥大有年，两校近在咫尺，在研究资料上，尚可互通有无。至于日常有关汉学文史之教研，则笔者恒以一己之个人收藏为系中师生之辅助。有关资料，片纸未敢废也。积少成多，数十年来，茅庐竟成堆栈。
然处此高科技时代，汗牛充栋之史料收藏，究非一届寒儒所能胜任。敝帚自珍，终是沧海一粟。所幸久居纽约，集天下之至善与至恶于一城，若有所需，仍可一索即得也。年前自纽约市大退休之后，为人作嫁之身，初获自由，文化出版界友好不弃而有索稿者。亦可勉力应命。昔时课室讲稿及平时涂鸦旧作，自校中运回地库，仍堆如乱山，偶自整理，抽编应命，初不意有同好之读者贤达与朋辈师友，竟颇有既严肃之股利。承师友厚爱之余，笔者本亦不敢自弃。究竟寄身象牙塔内数十年，纵系至愚，能无一得？因每于霜晨月夕，与数十箱旧稿中，略检其尚可用者，编缀成篇，多半寄至刘绍唐先生于《传记》中酌量选用。随意涂鸦付邮，数年来，竟至百余万言。日积月累，浸成巨帙，亦殊出所料也。笔者于六〇年代之初尝与美国出版商麦克米蓝公司订阅撰写，总揽二十世纪中国之《民国全史》英文稿成千余页（部分章节曾由李又宁教授主编之chinesestudiesinhistory季刊披露之，见一九八八年诸期）。嗣复承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socialscienceresearchcouncil）慷慨资助担纲主编annotatedbibliographyofrepublicanchina（《详注民国史资料汇编》），积稿亦数十箱，虽明知经费有限，非一人之力可竟全功，然愚公移山，古有明训，知其不可而为之，未尝气馁也。唯自哥大转业之后，所承担之新职，管理重于研究，一转百转，致前功尽弃，实非所愿也。时隔势禁，乞食异邦，无如之何，思之可悲。如今退休之后，虽已渐感老迈，然琴剑犹存，弃之可惜，摩挲旧简，终觉难安，老骥伏枥，仍思贾起余勇，终始其事而以本篇为前导。天假以年，不敢自弃也。
电脑时代新史学的试探
在本篇中，笔者必须向贤明读者特别交待的是，刘绍唐先生所编的《传记》，并不是“学报”型的杂志。笔者亦无心多写学报文章。所谓学报文章是文体不嫌枯涩，而言必有据，本师胡适之先生所谓“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是也。如山师训，吾何敢违。只是觉得学术文章，不一定必须行文枯涩。言而有据，也不一定要句句加注，以自炫博学。美国文史学界因受自然科学治学方法之影响，社会科学之著述亦多诘屈聱牙，每难卒读。治史者固不必如是也。笔者在作博士生时代，对此美国时尚即深具反感，然人微言轻，在洋科场中，作老童生又何敢造反？谁知如真造反有理，实不愁造反无人也。在此行首举义旗者，不意竟为笔者在哥大所最祟拜的业师之一杰克斯巴松（deanjacquesbarzun）也。巴氏曾任哥大教务长及院长多年，后以校聘讲座教授（universityprofessor）退休。在笔者受业期间，巴氏即不时于授课中严厉批评时士所炫耀，以注脚（footnote）做学问之美圃式繁琐史学为不当（巴氏为法裔），六〇年代时更着而为文于哥大校刊中痛论之。无奈积弊已深，纵硕学高名如巴松者亦不能移风易俗也。笔者嗣读此邦师生之汉学论文，其中每有浅薄荒谬之作有难言者，然所列注疏笺证洋洋大观焉。时为之掷卷叹息，叹洋科举中之流弊不下于中国之八股也，夫复何言?!不意近年来电脑之发展已至不可想象之程度，如今台北中央研究院已将二十五史与十三经等输入网路；大陆上甚至已将四库全书全部电脑化。笔者本人曾承台北南港中研院电子专家之辅导试检二十五史及十三经诸典籍，按钮索骥，所需史料简直多至无可招架之程度。近月由华裔谭崇仁博士等专家为美国ibm所设计之“深蓝”电脑与世界棋王科斯巴鲁夫对弈，科氏败下阵来，曾引起世界震惊。其实此事并无可惊之处。盖深蓝计算棋式之“秒速”为二亿步，所藏棋谱在万种以上，而且日新月异，永远不断地在改进之中，一人脑中智慧之累积，究有其极限。古人云以有涯随无涯殆矣。棋王败北，何足异哉，再者照目前电脑科学发展之情势度之，则下一世纪电脑之秒速将有十亿字之检索能力，直可把目前藏书铁架长逾六十英里之美国国会图书馆，全部收藏集于一机之内，置诸衣袋之中而有余，真是成何体统?!读者贤达批览拙篇，或将疑我为撰写科幻小说。朋友，非也，非也！此一幻想之成为事实，只是十年、二十年后之事耳。电脑革命如今已排山倒海，吾人身在此山中，下自觉之罢了。
现在言归正传。若谈电脑革命对史学之影响，实在令人不忍卒言。笔者昔年每劝胡适之先生不应再搞他的《水经注》。原意是胡师今世之大思想家也，恶可因噎废食，沉迷于考据训诂之小道哉？然久有考据之“癖”的胡老师听不进去也。孰知进入今日的电脑时代，考据训诂真已成为工匠小技哉，适之先生二十年之功，今后如以电脑检索之，数星期之事耳。浪费了胡适二十年的光阴，我们的民族智慧如何浪费得起？……事实上，纵在今代电脑出现之前，美国史学界对此以注脚相尚，泛滥成灾的繁琐史学之抗拒已甚嚣尘上，论者以容忍一注可长至三百页之当今美国的八股史学实为荒谬。今后在电脑笼罩之下．那就更不足论矣。去年秋《纽约时报》对此一学术革命，曾有颇为详尽之报导。（见williamh.honan."footnotesofferingfewerinsights：scholarsdesertanoldtraditioninasearchforwiderappeal."thenewyorktimes.education.august14,1996.p.b9.）
有感若此，以故笔者试撰此篇时，既为顾虑一般读者对章句之不耐；同时为试探电脑时代新史学应有之取向，乃不作教科书式之撰写。一般史实之早成定案者，都以我国傅统史学中之“纪事本末体”及“大事年日志”之方式于末卷中条列之。如此，则读者可一目了然．毋须作者啰嗦也。而史实中之可议、可惊、可叹之处则于正文中详叙之，并试行减少学报气味，庶几一般读者能读而终卷也。名家之见足傅千古者，则博揽而广收之；或有不足者，则以愚者之一得而填补之。虽仅一得之愚，亦聊备一家之言，以待知音者之更多补充与佐证。至于一般注脚，除具有关键性者注明之外，一索可得者则省却之。盖专家检索，初非难事，遣兴读者亦知作者之不妄言也。聊以拙篇为新方向之实践，纵不能致，然心向往之。至恳读者随时匡正之也。
三大阶段，两次转型
抑有进者，笔者读史、教史、著史数十年，劳者自歌，亦每以千卢一得，自作主张，对四千年国史之诠释，一以贯之。斯即数十年来初未离口之拙论，所谓“三大阶段，舆两次转型”也。愚意自夏禹家天下以后有记录可征之国史，凡四千余年（公元前二二〇〇～公元二〇〇〇年）。四千年中，如按我民族所特有之社会型态发展之程序（typologicalapproachtosocietaldevelopment）而分析之，则四千年来我民族之社会政治型态之发展．盖可综合之为三大阶段，亦即封建、帝制与民治是也。从封建转帝制，发生于商鞅与秦皇汉武之间，历时约三百年。从帝制转民冶则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吾侪及身而见之中国近现代史之阶段也。笔者鄙见认为此一转型至少亦非二百年以上难见肤功也。换言之，我民族于近代中国所受之苦难，至少需至下一世纪之中期，方可略见松动。此不学所谓两大转型也。
今日尚主宰大陆史学界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根据马克思主义之教条，则分国史为五段，亦即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包括所谓“最后阶段”之共产主义社会）是也。今因大陆上两制之推行及苏联之解体，社会主义已成过街老鼠，鲜有衷心信服者矣。然不疑之处原亦有其可疑余地也。纵观近百余年来之名家史学，马派之社会发展阶段论之科学性，原末可厚非也。只是日耳曼学人太武断，每好以偏概全；而我国五四以后之启蒙文人，崇洋过当，在学术转型期中食洋不化。致将错就错。盖人类社会之发展虽有其通性，然各大民族之社会发展亦各有其特性，二者交互影响乃形成各民族史之不同型态与不同阶段也。在欧亚大陆上，我华夏民族社会发展之经验足与白种民族［包括闪米特族（semiticpeoples））相颉颃。马派史学所总结者，实为白种民族之现象，持之以解释我民族之发展，凿柄就大不相投矣。榫头卯眼大小不同而硬接之，就死人亿万了。思之可悲！
没奴隶社会也没资本主义
我国古代中有奴隶（slaves），而无奴隶制（slavery），笔者在不同的拙著内曾力证之，国际汉学界亦有公论。（见《新版大英百科全书》（thenewencyclopaediabritannicain30volumes）一九七七年版．第十六册．页八五八）既无奴隶社会阶段，则我国史上之封建制，实自原始公社（primitivecommune）直接演变而来。其实马派史学所谓之原始公社者，即初民之部落生活（triballife）也。盖初民生活原与猴马牛羊等群居动物一尤其是猿猴一类一之社会行为，颇有相似之处。群居动物，居不离群。初民生活亦必以部落为单位，而部落生活必有其自然形成之首长，有其长幼强弱之分歧，亦有其部落间之交往，及彼此间之竞争与斗争。甚至守土之习惯与夫疆界之划分。亦为与生俱生者。近年生物学家曾发现非洲之黑猩猩（chimpanzee），各群之间亦每为争夺疆土而发生群斗，其情况竟如初民之间的部落战争。若辈虽无武器可用，然既抓且咬，爪牙并用，为族群之保疆卫土，亦每至死伤枕藉，有时甚至阖族同殉，其惨烈亦不下于我国共相残之内战也。猿猴尚且如此，而况于人乎？以故初民社会之属土习惯，及长幼强弱阶层之自然形成，实即封建之雏形也。随之，众部落之间，强凌弱、众暴寡、大吃小、尊御卑……，千年演变与进化之结果，乃形成西周时代之高级封建王朝矣。曩昔余读美洲红人史，每惊其与我国三代史之酷似也。近读十七世纪前后在美国维吉尼亚洲建国之印地安“帝国”史，尤信封建制出于部落生活之非虚。盖此邦盛时所拥疆土约为台湾之一倍，其君主保哈坦（powhatan）属下有大小诸侯三十家。每家各有其大小不同之疆土；每家亦各拥有勇士自二十人至三百人不等也。他们君主与诸侯之间的权利义务亦均约定俗成，颇有可观。保哈坦有女甚美，后来下嫁与英人，颇有贤名。闲读此书，几疑其为《左传》之英译也。（见helenc.rountree,thepowhatanindiansofvirginia：theirtraditionalculture.universityofoklahomapress,1989.pp.114～125.）
关于封建社会之特征，我们可以说有两点最为重要。其一则为土地属于天子或诸侯，大贵族可以把土地“封”与小贵族，但不得买卖，百姓黎民更不得私有。其二则是居统治阶层的贵族实行世袭制，黎民百姓除却裙带关系或结帮造反之外，绝不能进入统治阶层。这一东方式的封建制度发展至公元前八世纪的西周之末，可说已登峰造极。唯物极必反，迨平王东迁（公元前七七一年）之后，它就开始滑坡以至崩溃了。能把这一从滑坡、崩溃到改制的经过，说得最简单明了的古代记述，实莫过于《汉书?地理志》里的一段记载。且抄录如下：
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满为附庸，盖千八百国。而太昊、黄帝之后，唐、虞侯伯犹存，帝王图籍相踵而可知。周室既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转相吞灭，数百年间，列国耗尽。至春秋时，尚有数十国，五伯迭兴，总其盟会。陵夷至于战国，天下分而为七，合从连衡，经数十年。秦遂并兼四海，以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孓遗者矣。（见中华书局版《汉书?地理志》，第六册，页一五四二。）
《汉书》中这节记载，历史家要在鸡蛋里找骨头，那也是找不尽的。可是作者叙述的封建崩溃的程序，那大体是言之成理的。可是郡县制之出现却非一朝一夕之功，它是经过数百年慢慢转变出来的。大体说来封建崩溃之开始是，诸侯用各种方法兼并来的土地，不再“封”与他人，而是暂时“悬而不决”或“悬而不封”。这就是“县”的起源了。在古文里，“县”、“悬”本是一字。读音亦相同。不像后世读成县去（声），悬平（声）也。县而不封，县而不决，本是个临时的办法。后来永远“县（悬）而不封”，县就变成个政治制度了。
把郡县或州县的“县”解释成“悬”字，段玉裁（一七三五～一八一五）在他的名著《说文解字注》中也说是“县者县（悬）也”；不过他接着说是“县（悬）于郡也”，那就说错了。（见该书万有文库版第三册三十四页）笔者青年期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就读时，随顾诘刚师治商周史便曾指出段氏之误释，认为是“县者悬也。悬而未决或悬而未封”，而非“县于郡者也”。撰成《我国郡县起源考》之期终作业，嗣并收为《毕业论文》之前篇，颇承业师过奖。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益觉青年期判断之非谬。盖封建王朝末期对封地“悬而不封”，古日本及若干印欧民族国家亦有之，只是其结果不若中国竟发展成独特的郡县文官制（civilservice）之重要而已。
郡县制之兴起与发展实为我国社会政治（sociopolitical）第一次大转型之关键所在。一转百转，迨始皇统一中国，“废封建，立郡县”，由封建制转入郡县制，全国人民生活方式（lifeways）便无一不转。“废井田，开阡陌”亦是必然之事。所谓“废井田，开阡陌”者，即是开放国有或公有土地任人民私自耕种，以增加生产也。笔者撰拙篇于抗战中期，初不知历史会重演，其后竟有废人民公社，搞包产到户等之现代化的“废井田，开阡陌”也。以故笔者不揣浅薄，亦将五十余年前之青年期旧作收入本编，以就教于方家也。
回忆五十年代中期，笔者在哥伦比亚大学半工半读之时，曾在该校之“中国历史研究部”作编译。斯时学部主持人魏复古（karla.wittfogel，1896─1988）教授之巨著《东方专制论》（orientaldespotism：acomparativestudyoftotalpower），正在杀青阶段（此书于一九五七年由耶鲁大学出版，近年曾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译成汉文出版），魏氏嘱余校订全稿并笺注拙见。不才曾叹其功力惊人，而其结论则因果倒置。盖魏氏修正马克斯末竟之学说，所谓“亚洲式生产方式”（asiaticmodeofproduction），并创立其一己之理论，认为“亚洲式社会”实为一种“水利社会”（hydraulicsociety）。国家为提高农业生产而兴建规模宏大之水利工程，乃导致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逐渐建立起极权专制之国家机器来。其语甚辩，而鄙意则适得其反。盖我国国家机器之完成，实在始皇帝“废封建，立郡县”，建立“职业官僚体制”（professionalbureaucracy）之后也。我国政治制度之发展，实是郡县制的国家机器建立于先，而大规模之工程（如都江堰、长城及运河等等）则建设于后也。建立都江堰这样大规模水利工程的李冰，便是秦王国的“蜀郡太守”（今日大陆上叫做“四川省委书记”）。李冰若不是利用他省委书记的权力，他的都江堰工程（约同于今日李鹏主持的三峡水坝工程），是无法施工的。以故笔者数十年来所笃信之我国“国家强于社会”之传统（始自郡县文官制之出现），为我国政治制度之最大的特点之拙见，与魏氏之说，表面上似颇为接近，而本质上固有其本末先后之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