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报告说是谁搞坏的呢？”

我没吭声。大许说：“当然是我。”

邢红说：“你瞎说，不是你。教导员正要整你呢，说是我好啦。”

大许不干，他是个诚实的人。我忽然想出一条妙计来：“要是人家看见了，问是谁弄的，就说不记得有这么回事，不知道谁干的，这样就谁也不用承认了。”

大家都同意了。可是傍晚收工时，那片席子就被上场摊稻谷的人发现了，而且教导员马上就知道了。他急如星火地赶了来，逼问我们这是谁弄的。我们当然说记不得了。可是他怎肯善罢甘休！他把我们挨个逼问了一通，让我们仔细讲一遍当天下午的活动，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讲，尤其是盖席子的过程，要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讲。不知他们感觉怎么样，反正在教导员逼我的时候，我觉得手心出冷汗，舌根发硬，说起话来结结巴巴。我讲完了以后他盯住我说：“你热爱毛主席吗？”

我说：“热爱。”

“好。你再讲一遍，是谁用刀削下席子的那个角的？”

“记不清了。真的记不清，也许席子本来就缺一角。”他瞪起眼来说：“真的？有人反映，那些席子本来是不缺角的，一个缺角的也没有。你再想想。”

我流着冷汗说：“我不记得有谁拿过刀。也许是折了以后撕的？”

他眼睛发出亮光：“对，对，是谁？”

“不记得是谁，我没看见。”

他冷笑着看着我。

他走了，我一个人坐在屋里，忽然心狂跳起来。也许这真是犯罪行为？我的做法是革命的吗？我对得起毛主席吗？一想到这个，我的心脏都要冻结了。

正在这时，我又听到教导员在隔壁房间里咆哮：“就是你干的！你这个小狗崽子！我一猜就是你！你坦白吧，坦白了宽大你。不然要判刑的！”

啊呀，原来是在审问大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