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先生没有读到二十世纪新发现的一些中外交流史实，划分有些简单化，但基本上还提织寸的。十九世纪之前，中国与亚洲之外的国家关系不是很大，而十九世纪后不得不碰撞，首先也是欧洲一些比较年轻的国家，与希腊没有什么牵涉．更不待说埃及。

从整体来说，交流总是好事，但是具体翅挤寸于占代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缺少交往这件事，又没有必要作负面评价。路实在太远，彼此牙良准抵达，两种文明自成保守系统，几乎不可能互相介人。

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即使从今天已经知道的全部埃及古代精神成果和实用器物看，也没有哪一样会使中国占代朝野欣喜，这就使交流失去了基础；如果兵戎相见，那么，中国皇帝不会远征埃及是确定无疑的，而法老的船队要到中国并战而胜之，也几乎不可能。在冷兵器时代，这么大的中国怎么会在乎远道而来的几只外国兵船？因此，中国和埃及注定不会成为盟友也不会成为对头。这是相安无事的远邻，彼此不知对方的存在也没有什么不好．要知道时总会知道。近似人际关系，君子之交淡如水，何况是两个一直没有见过面的老君子，没有必要太热络。国际政治更比人际关系讲究实利，尤其是地缘上的实利，“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式的情谊，在国际政治中很难立足，因此也不必企盼。

不热络，也不容易破碎；不亲昵，也不容易失望。中国古代与其他几个文明古国交情不深，恩怨不大，这反而成了现在平和相处的基础。中华文明承受过不少恩怨煎熬，现在烟尘落地，发现在大的方面依然保持着一种并不偏仄的客观性，这正是今后发展的好兆头。

不被热情或愤恨所扭曲，才是大文明的气象。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日．开罗，夜宿晚53巧ramide，旅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