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耶路撒冷的街道间走走停停，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以一个外来旅行者的眼光，什么是它今后最好的走向？

这个间题很尖锐。眼前，考古挖掘还在大规模地进行，我到考古现场一看大吃一惊，一座城门底下还压着一座城门，原来每次毁城都是洲种掩埋，以后的重建都是层层叠加。刀肠么，一个个圣殿挖掘出来．测定的年代者佼会令人咋舌，会不会给现实的纷争又带来新的依据？在我看来，一切古迹只有在消除了火气之后才有价值。如果每一个古迹都虎虎有生气地证明着什么，表白着什么，实在让今天的世界受不了。

妻子在旁边说：“耶路撒冷最好成为一个博物馆。”耶路撒冷太大，不可能整个成为一个博物馆，但它的种种遗址、古迹（包括圣迹），却有必要降低对峙意图，提升文化意蕴，使后人能够更加偷快地欣赏。这种说法面对冲突的旋涡好像很不切实际，但想来想去，还有什么别的走向呢？在这一点上，我突然怀念起佛罗伦萨。尽管罗马人很对不起犹太人，尽管这种对不起也曾经是他们穷兵续武的一部分，但文艺复兴时代的佛罗伦萨却有一种走向值得耶路撒冷参考。在那里，当人们不再痴迷战火，许多宗教题材（包括犹太教的题材）经由一代艺术大师的创造变成了全人类共享的艺术经典，一下子就设定了全城的重心，其他重量从此不再重要。在佛罗伦萨一个洗礼堂的外墙雕塑上我发现，艺术家的群像置于上帝和天使之间。这种把历史融于艺术，把宗教融于美学的景象，我在罗马、梵蒂冈、巴黎还一再看到。由艺术和美学在前面辉耀，千年岁月也就化作了人性结构，城市、古迹、教堂也都随之变得轻松和疏朗。我想，如果耶路撒冷也出现了这个走向，那么，犹太朋友和阿拉伯朋友的群体合理结构，也会变得更加健康。

顺便需要一记的是，历史学博士雅各布先生有点不高兴，这两天不理我们了。原因之一，他见我们无牌驾驶，一路担惊受怕，求我们严格限速，以防警察注意，而我们则认为，一个比路上任何车辆都开得慢的车队，最容易引起注意。原因之二，是他看上了我们一行中的一位未婚女子。先请示队长能不能赞美，获得许可后就动不动走到这位女子前赞美月亮，烦不胜烦。我们这位女子终于发火：,’我也算中华烈女，饿死事小……”我说别，死了才算烈女，加一个字，叫烈女子吧。正由于烈女子的强硬态度，雅各布一阵伤心，不来了。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日，那路撒冷．夜宿renai,artce的旅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