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的成功，关键在于她独特的讲述方式。朱熹也讲《论语》，钱穆也讲《论语》，当今中国，各高校许多讲堂都在讲《论语》，为什么其他人没有掀起这样的狂潮？

就讲述技巧而言，易中天强调了"平民立场"4个字。他说，"传播效果很大程度上来自亲和力，亲和力来自于"平民立场"。观众认为你与他一样看问题、想事情，就没有距离、没隔阂，不是居高临下、咄咄逼人，没有对立情绪，也就不会产生逆反心理，不仅你和他们是一样的人，故事中那些历史人物、英雄人物也和他们一样，他就爱听你讲话。"

于丹"心得式"的解读方式，能更好地还原《论语》作用于人心的初衷，能降低经典"入世"的成本。对学术界以外的大众来说，这种讲法太好了。别小看一个个小故事，她就把《论语》讲活了。

一句话，于丹尊重了大众传媒的规律，使用了恰当的方法和技巧，用市井百姓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进行传播，是她的讲座火起来的重要原因。

从事媒体工作的人都知道，"三贴近"，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传媒接近群众、吸引受众的不二法门。既要贴近群众，就要熟悉群众、了解群众，央视《百家讲坛》将节目定位于"初中文化水平"，就是基于对受众的深刻了解。制片人万卫分析说："初中文化水平并不是指为初中毕业的知识层次的人服务。实际上，只要你跨出所学的学科，在其他学科你就是初中水平。比如你是学物理的，历史对你来讲就是初中水平。"多么精到的分析！由此我们似乎又一次体味到了"三贴近"的威力。

于丹的成功，方法技巧固然重要，传播工具亦不可或缺。有人说，于丹踩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这位巨人，就是在中国独一无二、在电视传播领域具有某种"垄断"地位的中央电视台。是电视这个主流传播媒介的巨大影响力，造就了于丹的水涨船高。

为什么是于丹？

西方传播学有一种令人听起来感到不舒服的理论，叫做"靶子论"。这种理论形象地把传播内容比作箭，把传播对象比作靶子，而传播者呢，自然是操箭的弓手。据说，传播者是主动的，传播对象是被动的，而且散沙一般，无法抵御传播者的射击。只要你肯把箭射向靶子，传播对象就会应声而倒，即接受你的传播内容。这种理论，把传播对象视为愚昧的芸芸众生，把传播者视为可以为所欲为的神人，似乎不管传播什么内容（真的、假的、善的、恶的、美的、丑的）只要不断地射箭，传播对象都会不加选择、也无须怀疑地加以接受。事实上，问题没那么简单，传播对象岂可随意摆布？岂可任人愚弄？岂可去接受那些假的、丑的、恶的传播内容？你在那里无中生有地传播一些谣言也是可以击倒"靶子"的么？

"靶子论"早已行不通了，现在的传播者谁还按这种理论行事？"靶子论"之所以没有生命力，关键性的原因是没有正确对待传播对象，它不是尊重传播对象，而是压服、愚弄传播对象。于是，传播者与传播对象之间的关系就不正常了，传播者总是高高在上，把自己视为教育者，把传播对象视为受教育者，我讲你听，我有发言权，你没有发言权，讲一次不行，再讲一次，用传播攻势来折服你，似乎谣言三遍也成真理。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大众传媒事业的不断发展，人们早已把"靶子论"抛弃了。其实，传播者与传播对象是平等的，传播者尊重传播对象，而传播对象则依赖传播者。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关系，我尊重你，你依赖我，通过传播这条纽带，把双方的心系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报纸没有读者，报纸给谁看呢？读者离开了报纸，又怎样获取信息呢？报纸、电台、电视台、出版社都离不开自己的读者、听众和观众。他们才是传媒的主人，而记者、编辑、播音员只不过是受众的服务员罢了。写到这里，我们又可以说传播者与传播对象之间的关系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

既然是这样，传播者就要把传播对象看作朋友，非常友好地对待他们。现在常听人说"读者是上帝"。这个比喻性的说法未必太恰当，但可以看出读者在传播者心目中的地位，并对读者怀有美好的感情。

人是感情的动物，人际关系往往以情系之，读者与编者之间难道就仅仅是我花钱你卖报的买卖关系吗？当然不是，这中间有感情的纽带。30年代，著名作家邹韬奋办刊物，把读者视为亲人，对读者来信一一作复，而读者把它视为良师益友，并对他的出版事业予以支持。邹韬奋对读者怀有感情，并靠这种感情反馈发展了自己的传播事业。

古代的孔子也是这样。他对自己的传播对象怀有感情，反过来，学生尊敬他，爱护他，帮助他游说诸侯，整理文化典籍。他从来不欺骗自己的学生，而是献出一片爱心，对学生怀有很深的感情。

学生颜回不幸短命，孔子和其他学生一起讨论死者的丧葬问题，有人提出要厚葬，他反对，主张薄葬。丧事办完之后，孔子长期悲痛，《论语·先进篇》有记载：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

孔子这里表现出来的感情是强烈的，悲痛是巨大的，对颜回的死感到非常意外，一个"噫"字说明了这一点。他认为颜回的死是老天爷与自己过不去，颜回死就等于是要孔子的命。正因为如此，他不能节哀，"自为之恸"（孔子为颜回的死而悲痛）。身边的人对孔子说："您太悲伤了！"孔子回答说："我悲伤吗？我不是为那个人（颜回）悲伤而又是在为谁悲伤呢？"情见乎词，孔子何其悲痛。

孔子对学生怀有感情，反过来，学生对老师同样怀有感情，传播者与传播对象之间的感情是互相的。孔子在流亡期间，有一次在"匡"那个地方被围困，学生失散了，孔子和颜回也失去了联系。后来，颜回找到了老师，师生重逢又惊又喜。孔子说："我以为你已经死了呢！"颜回深情地说："先生在世，学生我怎么敢死呀！"，师生在遇难的危急时刻，互相惦记，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友情动人。

从上述故事中，我们可以清醒地认识到：传播者应当对传播对象怀有感情，而且这种感情可以得到回报。在现代的大众传播实践中，情形也是这样的。

"于丹比我更现代更人性，所以她比我更红。当时我看于丹第一眼时，就觉得她很有人情味，肯定能成功。"易中天说到于丹时，这样评价了她。

易中天很希望能有更多的有知名度的学者来做经典和历史的传承与传播，他说："只要出现一个，我就叫好。于丹呀，于立群呀，孙立群呀，我都力挺他们。我挺于丹，外界诸多猜测。其实我的初衷就是让更多的人来做这个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