姊姊回来，丢下大衣，第一件事便是找香烟抽，手袋里一阵乱翻，掏出金打火机，点着一枝薄荷香烟，慢慢的喷出来。www.maxreader.net

我看着她。

她狠狠的把打火机往皮包内摔进去，问我：“还没睡？”

我合上功课，看着她。

“香港大学毕业了，又如何？两千八百块一个月，早上七点半爬起来往面孔上搽脂抹粉去挤公路车上班！”她自鼻子里哼出一声。

我暗暗叹口气。

她改变话题。“气得我。你想想今年，根本就没冷过，才去做了一件短的银狐，想想光一件重毛的大衣，还买不住，赶紧又去做件长的明克，光是试皮样就推我好几次，他妈的，我的钱不是钱，香港人的钞票都压扁在箱子底下，发了霉了，花不出去的苦，万把块洋钿做件大衣，老板简直爱理不理的。眼看都变夏天了，我发疯，八九十度被着貂皮满街跑！”

她一顿牢骚之后，按熄香烟。

我仍然沉默的看着她。

“毕业后打算怎么样？”她的话题又回来。

“找工作。”我简单扼要的说。

“你还是觉得只要努力，天下没有不成的事？”她冷冷的问，冷冷的笑。

“不是。”

女佣人倒上一杯茶，“我以为你。那么天真呢。”姊姊一边喝口茶，把浮在杯面的茶叶吃进嘴里又啐出来。

“我并不天真。”我说：“我总想试试。”

“不试过你不心死。也罢，随得你。要不挑个好的人结婚，一生一世不用愁。嫁人又不用填表格，表示你三世清白，又不用面试，查看你成绩表文凭──嫁人最好。”

我说：“你也嫁过人。”

姊姊站起来，很平静地说：“这你弄错了，我嫁的那个，并不是人。我运气一向不好。妹子，祝你好运。”

她蹬蹬蹬回房间去了。最好的法国皮鞋，四寸高。今次她穿着件旗袍，里得身段玲珑分明。

姊姊是个美丽的女子，我从小服她，而且我在某方面引她为荣。有一次有个女同学看到姊姊，十分惊艳，问我：“你姊姊干什么的？”

我想了很久，想不到更适当的形容词，于是答：“捞女。”

女同学并没有震惊，她只是说：“啊。”

香港的社会就是这一点可爱，只要一个人不伦不抢不赊不欠，生存下去，社会就接受这个人。

姊姊不是捞女是什么？是，她在电视节目中客串，她拍过一两部电影，做过画报封面，当过时装模特儿，但她主要的收入来自各式各样的男人──不必纳税。这便是“捞女”的定义。在男人身上捞。男人要她，她要男人的钱，这是经济学里最简单原始的barter，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好。

至于我自己。我念香港大学的英国，姊姊为我付学费，我今年廿二岁，念到毕业，我打算找“正当”职业。

姊姊不时的说：“你以为你找得到！老板给你三千块，你就暗无天日地一天做十个钟头，叫你坐着死，你不敢站着死，最好你坐他膝盖上死。”

姊姊这种彻底常常叫我笑，笑笑就觉得未尝不是事实，心中寒了一半。

我说：“然而每个人都是这么寻生活的。”

“你不是‘每个人’。你长得比别人聪明美丽。你的身裁是三十五、二十三、三十四。你身高五尺七寸，你不是‘每个人’。别说我把你带坏，你已经牺牲掉最好的四年──不过话说回来，读书倒是享受，在中环工作？你试试就知道了。”

姊姊的收入也并不是很好，因为她并不太贪财。房子，她已经赚了两幢中等住宅，光是收租一个月五千块。与她现住着三千尺的花园洋房，雇着两个佣人。姊姊下半世一点也不用愁，现在的捞女并不如以前青楼的名妓，至死看不开，老是想投靠男人，至终落得怒沉百宝箱。

姊姊是个很愉快的女人，空闲的时间她到女青年会去做体操，维持身段苗条。她吃得下，睡得着，身体健康，精神爽利。

夏季我毕业，开始找工作。买了外国报纸，整页聘人广告，慢慢的查阅。真是泄气，一个月两千朵薪水的工作还真不多。我用打字机打好信件，把文凭影印数十份，一一付邮。得到的回音并不理想。

姊姊并不理睬我，随我所便。

我第一份工作是在一间日本商行里做营业代表。

那两个日本商人给我第一个感觉便是“调戏花姑娘”。眼睛上上下下的打量我。然后问：“你会打字？”

我礼貌的答：“三笺先生，打字员才八百元一位。”

我差点想补充一句：后生六百五。我是大学生，会不会打字！

他们录用我，试用期三个月。

我在那里坐足一个半月，低声下气的接电话，招呼客人，拟营业计划。月底发薪水，拿了两千七百元，买双靴子与一只皮包。衣服还是借姊姊的穿。

我恍然而惊。近墨者黑，是什么时候，我花银子如流水般，学起姊姊的作风来的？不是，虽然我们是姊妹，我们互相敬重与爱护着对方，但是我们走的路子绝不能相同。任何行业，家里只要有一位专才就已经足够。

正当我检讨自身，打算从头开始的时候，三笺先生提议我晤客人吃饭。

我心平气和的说：“三笺先生，陪吃饭有陪吃饭的价钱，绝不是两千多元一个月，而且日日早上七时半得起床准备上班的。”

这是我与日本电器公司结束关系的日子。

我赚到的是什么？

姊姊笑答：“宝贵的经验。去他奶奶的，两千多还得陪吃饭，他做春梦呢！还得陪他谈天，将来还上床呢！”

在家纳罕了一个月，我又找到另外一份工作。大酒店里的公共关系部门做一个洋妇下手。月薪两千八。

上工之前经过面试，好几个经理都是洋人。我想到那著名而难忘的八国联军故事。殖民地久居的洋人都有一个特性的，白种人永远优秀一级，然而这几位经理倒也斯文有礼，比起日本人总高明点，我想。

于是我喜洋洋地告诉姊姊：“我又找到工作了。”

“是吗？卜姊姊诧异，“本事倒是有一点，这次是什么？”

“酒店里当公共关系助手，帮洋妇翻译英文。”

妹妹说：“呵，这倒好，背熟了莎士比亚、狄更斯、乔叟、罗伦斯、艾略脱、但尼逊、华期渥夫，现在派到用伤了，可以翻译菜单了，恭喜你学以致用啊！”

真正被她气煞，然而真相又何尝不是如此。

真相比我想像中的还要坏。

稍微可爱的女秘书向我放消息：“你当心点，你上司是总经理的姘头。”

“她？”我天真地问：“她不是有丈夫的吗？”

“有丈夫就不能轧姘头？”她们掩嘴笑，“哪一国的法律规定的？还有孩子呢！不然她能凭女秘书身份升到公关经理的位置？凭哪一家的真才实学？”

“是爱情吗？”我纳罕的问。

没人回答我。

姊姊听了直笑，“这种蚀本生意怎么做法？外国瘪三本人还住在酒店里，一个月拿万把薪水──全给了她，又有什么用？何况还有儿女妻子。这算盘是怎么打的？”

我说：“恐怕是爱情。”

“外国人长得如何？”

“五六十岁的老头子，殖民地混混。”

“你那个上司呢？”

“＊哎呜＊。”

妹姊直笑。“妹子啊，没有你出去做工带点笑话回来听听解闷，为姐的还真欠缺一份人生乐趣。”

一天会计部的女秘书走过，我朝她点点头，她不理睬我，ok，于是以后我也不理睬她，又有好心人来跟我说：“如果下次巴巴拉不向你笑，你也得向她笑。”

“为什么？”我问。

“因为她是副经理的姘头。”

我问：“请问在这酒店里，不做任何人的姘头，是否可以生存下去？”

“我想是可以的，不过比较困难。你会知难而退。”

做总经理的姘头也没保障。一日总经理的太太白楼上的房间下楼来，找到我上司，一个耳光，打得我上司金星乱冒──东窗事发矣。上司隔天就辞了职。

“又陪睡觉，又得上班，回家还得照顾孩子与丈夫，现还挨耳光。”姐姐耸耸肩，“一定是爱情。”

谁知道是什么。反正接着一段日子里，我做得晕头转向，拿着助手的薪水，做着经理的工作，日理万机，事事妥贴，自以为没有功劳也有辛劳。

总经理召见我。

他老人家坐在旋转大班椅上，转过来，转过去，不住的打量我。奇怪，他的面孔活脱脱像瘦而长的狐狸面孔，头发灰白──像灰狐。

他问：“你还喜欢这份工作吗？”

“还可以。”我老老实实的答。

“升你级好吗？”他问。”

“自然好。”我觉得有点蹊跷。

“当然还要与董事局商量过。”他补一句。

“自然。”我礼貌的说。

“唉，酒店里种种谣言是免不了。”他开始了。“我老婆不了解我。”

我忍住笑。

“我流落在香港五年，把这─六百间房间的酒店经营得蒸蒸日上，我得到些什么满足？什么都是空虚。”

我觉得不耐烦。这与我有什么关系？这是他家的事。人人把家里的芝麻绿豆搬出来说，找谁来听？我不要升级，人各有志，我对老头子一向没有好感兴兴趣。

他说下去，“我最大的满足，并非来自工作，而是当早上起床时──别怕难为情，这种经验谁没有呢？你一定也有──而是早上起床时，那女人用娇慵的声音说：‘你要走了吗？’我才有满足。”

我“霍”地站起来。“对不起，高素先生，我在外边还有许多事要做。”

他妈的，做他的春梦。董事局花薪水替他聘“打玲”，这外国瘪三倒是一只手如一意一只手算盘，数千元请个大学生回来，早上九点正到，晚上五点半走，中译英、英译中、开会、动脑筋、招呼客人，公众假期捱夜到午夜十二点，他妈的，完了我还得陪他上床？我又不是纯白痴，他趁早找别人去。

我辞了职。

为此着实闷闷不乐的坐在家中很久，捧着一本荷马的“伊利亚”，横看竖看，看不进脑子里去。

姊姊反转过来安慰我：“你何必心灰意冷呢？不见得间间公司是这样子，酒店这行是油炒饭，工作人员一艮莠不齐，你别这样看不开，酒店里也有好人吧？”

“有。行政经理，是个英国人，除了揽权，什么毛病也没有──他是同性恋。”

姐姐忍不住又笑。

我喃喃的诅咒，“那个贼老头，脑筋动到我身上来了，还升我级呢，见他的大头鬼。”

“要赚钱嘛，”姊姊冷笑，“跟着我走。有钱的人就是这点贱，大把银子捧看来孝敬我，我还挑呢！那么老的，我可不要，老娘不等钱开饭。你还出去受什么气？好好就在家里给我太太平平的休息。”

廿多岁的人休息？休个鬼，耽在家中，那还不迟早闷死。我觉得很痛苦，还是看报纸找工作。

姊姊说：“如果我手头上有好的男孩子，我就介绍给你认识，可惜那一大班色鬼与纨绔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