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我跟美国人争论的时候，这优势很有用。讲过火了的话，尽可能推给语言去负责。更何况这里还有个态度问题：我说的是你的语言，我的态度已经对你好了；那么我如有出语伤人之处，你就包涵吧。但我在跟我丈夫争论时，只说中文，他呢，一律用英文回击。夫妻之间，绝不能用对方的母语说话，万一说得过分“痛快”，误会就会产生。我们的争执从来是各说各的母语，因为必须把握各自语言的分寸、深浅，避免误伤。

我生活在美国的第三年，头一次用英语在梦里乱嚷。把我自己喊醒后，发现窗外是芝加哥的雪夜。我喊的是“干吗是我？！”醒过来，我怎么也想不起这句话的上下文。也许梦话和梦的情节并不一致；梦话是更生理的，而梦更属于精神。那时狂练英文，词汇和句子全录在声带上，夜里声带失禁，语句自己就迸发出来，用不着通过思维。想想真是很惨，把自己弄成了一只八哥，只管往嘴里灌词儿，懂或不懂，要紧的是嘴一张词儿就得出来，说它是条件反射也好，是动物本能也好。从那次喊梦话之后，接下去的几年，我的梦全是无声的。两种语言在我身心中作战，太激烈了，激烈到了我无所适从的地步。大约是第七年，我的梦开始有声了，中、英文混杂，十分热闹。

直到现在，我仍有一种病态的敏感：一句话说出去，我会马上检查一番，句子有没有语病？时态是否正确？句法够不够简明？……要减低这种敏感度，必须靠酒。往往是两杯葡萄酒之后，我滔滔不绝起来。一位好朋友跟我说了真心话。她说：“你以为你很自如，其实你很乏味，讲的全是废话。在旁边看着你，就是可怜你。”

这样一来，我看见所谓“双语”，几乎是不可能的。就拿那勃可夫来说，他号称有三条母语舌头，也不得不承认他的俄语舌头“具有无限弹性”。一九九九年底我在纽约市立图书馆参观那勃可夫生平展览，在他一次演讲录音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可以像大师那样以英文写作，我亦可以像学者那样以英文阅读，而我以英文讲话时，就只能像个儿童。”

因此，作为“双语人”，其实永远免不了一层遗憾：他的第二语言，总是不能像母语那样随心所欲。明显的表现，就是对幽默的迟钝。有时我丈夫读报上的幽默小品给我听，我时常不知道他怎么觉得那么可乐。我做英文演讲的时候也发现，观众在我自认为幽默的地方并没有反应，他们大笑时，我往往意识到，他们笑的不是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