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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和《花儿与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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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里的男女主人公,也是舞蹈演员,他们是两具几近完美的躯体,本应拥有同样完美的生活。可是,他们却被自己设置的“预谋”,拖入暗影憧憧的危险地带。无奈的逃遁,恶意的反抗,专横的压制,暧昧的天伦……小说没有交待结局,也没有必要交待结局,严歌苓就此解释:“故事的发展虽然时时都有可能完结,但它不可能像《雷雨》那样爆发起来,反而像在梅雨天那样郁闷和腐烂下去。”因为“时间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转到今天,虽然这对男女有爱,但没有物质基础,一切反抗和冲动,最后都给人无限的悲哀和讽刺感”。

有评论家称这部小说为21世纪的《雷雨》,两部小说皆为家庭式的悲剧,反映了家庭生活中两代人的苦难,属同一类型。和曹禺先生的不朽巨著相提并论是否合适?我们姑且不作评介。毕竟曹禺先生笔下的历史目的感,是我们这代人无法企及的。但是不能不佩服严歌苓,她的聪慧,她的灵性,她的过人之处,在于充分调动起一些戏剧、电影的元素和场景,特别是在人物动作的设计,故事细节的推进上,巧妙安排了层层叠叠的矛盾及冲突。这样她笔下的人物便显得尤为真实、形象、丰满、鲜活。故事读起来,自然独特精致,引人入胜。此类写作手法,对作者的和艺术功力要求很高,非一般人所能做到。这也是她的小说多次列入美国的一些“最畅销书排行榜”的原因所在。

严歌苓的小说,故事性强,人物有个性,文字的委婉和简约,是另一大特点。比如她不拒绝写性,但她写得不暴露,不直接,始终保持着自然、纯真和健康,并富有诗意的性感。与目前国内一些作家,热衷于动物性的描写有极大反差。“一个女人可以没有爱情,但如果连最后的性感也没有了,那真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旅居海外多年,严歌苓对这种不正常现象报以宽容,她说:“这也许是女性主义走到极端的表现,不过就像一阵风那样,总会过去的。国外也曾风靡过这种现象,但慢慢地就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唾弃。”

书的后面,有一篇短文,是严歌苓自己写的跋。她说,《花儿与少年》是她和朋友“貌似胡扯的谈天的结果,当然百分之九十是我的想象。”“想像力是最重要的,生活经历虽然重要,但想像力更重要。作家对事物不仅要做到举一反三,更应该举一反百,想像力是一个人能不能做作家的决定因素。”原始素材中的一些人物,启发了她对“迁移”一词的思考。“对我们这种大龄留学生和生命成熟后出国的人,‘迁移’不仅是地理上的,更是心理和感情上的……我们不可能被别族的文化彻底认同,也无法彻底归属祖国的文化,因为我们错过了她的一大段发展和演变,我们已被别国文化所感染和离间。”这种游走于母体文化和别国文化间的无所归属,被严歌苓进一步引申为“错位归属”。或许正是“错位归属”,丰富了她的语言,拓展了《花儿与少年》里荒诞而美丽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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