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严歌苓小说中，很少见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这样的字眼，但我们无法否认严歌苓以其独有的个性，对精神领域的性本能、梦境、性心理和性变态等予以细腻描摹和深刻解析，传达出20世纪美华与包括精神分析学说在内的20世纪西方文化思潮交流磨合的信息。研究严歌苓与精神分析学说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意会严歌苓，也是解读异域人生的一项重要课题。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认为，性的意识和欲望是人类远古祖先原始野性的本能在现代子孙意识中的残留，并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根柢，不可能因为受到压抑而不发泄出来。人在诉求性本能欲望时遵循的是快乐原则，但有时却呈现出凄苦甚至悲剧性的结果。《海那边》里的王先生把有些痴傻的泡像狗一样拢在自己身边，以物质的施舍表达一份仁义之心；泡不仅以辛苦的劳作带给王先生丰厚回报，还忠实地为王先生做着身份地位的注脚。王先生只是希望泡“能够像一头阉性口那样太太平平活到死”。但泡做傻子是不情愿、不得已的，他甚至明白傻子的意义之首就是傻子不能有女人。而泡却拥有旺盛的生命力，主动对性欲“力比多”进行着诉求，诉求的结果便是遭到王先生的“法办”。对泡既同情又感同身受的李迈克给了泡一张废弃的女明星照片，骗他女孩在“海那边”的大陆，答应嫁给泡，这让泡拥有了代表没被痴傻污染掉的那部分灵魂的笑，也拥有了一份等待。本来泡可以永生永世地等，永生永世地有份巴望，但王先生为了保有自己与泡的生存结构模型，告发了李迈克，使李被“递解出境”，换来的是泡的情欲支柱的轰然坍塌，最终王先生也被泡杀死在冷库里。
弗洛伊德说过：“如果外部的神经刺激和内部的躯体刺激的强度足以引起心灵对它们的注意，又如果它们的结果引起了梦而没有达到惊醒的程度，它们就构成了梦的形成的焦点亦即梦的材料的核心……从材料的核心也可相应地寻求一种适当的欲望的满足。”[4]（第234页）无意识的冲动为梦的形成提供心理能量，而梦则通过凝聚、移植、具象化、润释等象征手法对潜意识本能欲望进行改装，从而达到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和情绪、欲望之目的。严歌苓成功地借助再现梦境或对梦幻般心灵隐秘的开掘，揭示出潜意识的本质。《屋有阁楼》里的申沐清随女儿申焕移居海外，女儿未婚男友保罗常来过夜。他总觉得保罗对女儿实施了性虐待，因为他似乎夜夜听得女儿哭得惨痛，甚至看到了女儿嘴唇和手腕上的伤痕。在申沐清梦中，女儿还是个“穿双红皮鞋，走起路来两只膀子向外撑开，象要架稳自己”的小女孩，沿着六层楼顶的围栏在走，然后便是不知是否幻觉中听见女儿嘶哑的夜哭声中夹了一声：“爸……！”这是他对女儿超出父爱意欲的潜意识显现。《女房东》中的老柴在似睡非睡的梦幻般感觉中，想不起在哪里爱过，爱又失落在哪里。
弗洛伊德认为性本能对于人格的成长、人的心理和行为皆具有重大意义，但往往由于受到社会意识形态尤其是伦理、法律、道德等的影响乃至束缚，本该清晰明朗的表现形式就悄悄演绎为内在心理形式。严歌苓准确把握住了人的性心理状态，以此揭示出人物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还原出人的真实本相。《女房东》中老柴到美国后为老婆所弃、却因符合某些“标准”成为沃克太太的房客，他不断通过居室环境、物品来揣测女房东，在激情与委琐、情爱与性欲相混杂的情感冲击中，其本能欲望受到前所未有的障壁而演化为一种心理紧张的形式。《橙血》中的黄阿贤因为老处女玛丽“最后一点对古典的迷恋”，一直留着他那条黑得发蓝的辫子。面对银好的质问，方觉辫子前所未有的多余，而自己“早已忘谈的自己民族的女性，让这样一个银好从记忆深处呼唤出来”。辫子越来越沉，阿贤被压抑了四十来年的情爱在此刻激发，决定逃离老玛丽庇护与畸爱的他不幸被误当作盗贼击毙，而那根“古典的辫子”已被阿贤齐根铰去了。辫子因受压抑的情欲而存在，最终也由于情欲的正常迸发而失掉，这是人物内在心理行为外化的象征符号，也恰如其时地传达着人物的性心理状态，成为塑造和刻画人物形象的有效途径。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本能欲望如若得不到满足，就会造成人精神上的不适与痛苦，甚至导致性变态和其它精神障碍现象的发生。而严歌苓描写的多是隐性的性变态，它不具备大起大落的外表而主要是通过人的思维活动、心理变化等内化形态呈现出来，有时甚至难为人察觉。《约会》、《红罗裙》、《屋有阁楼》里的母亲、儿子，父亲、女儿之间有着逾越正常伦理感情的爱欲表现，人性心理已超越了简单的恋母情结（即俄底浦斯情结）和恋父情结（即厄勒克特拉情结）而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向。《橙血》中玛丽把阿贤和75号血橙的栽培技术当成著名的固定景物，让他们乖乖在自己生活中占据永恒的地盘。她对所有请求购买嫁接树胚的人高傲地摇头，“她没有体验过被众多男人追求的优越感觉，便认为那感觉也不过如此了”。受压抑而多少呈现变态的本能欲望由此可见一斑。
严歌苓对人物心理的剖白几至臻于完美的境地，常是整篇故事以人的心理推衍，心理与行为、事件互为推动，交织成故事情节的发展。作者本人具有高超的驾驭能力，或以第三人称作旁观式阐述，或跃然纸上与“你”展开心灵对话，或不着痕迹地写入自己的生活心理场景，甚至拼接不同对象“此在”的生活与心理场景。小说的叙述皆随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运作生发，却无意传达某种道德标准或价值判断，是与非、荣与辱的锁钥完全听凭读者来开启。具精神分析特征的人性抒写令严歌苓的创作达到移民少有的高度和深度，但当她启用传承自弗洛伊德的“talkout”方式作为小说《人寰》的形式时，在小说的技巧探索上虽不无新意，却多少“使得她的小说走上‘形式主义’的歧途”[5]。
当代美国学者雷德里克·约翰·霍夫曼谈到精神分析学说对影响时指出：在对二十世纪写作的形形色色的影响中，弗洛伊德是重要的影响之一……现在，通过考察大批小说家的作品细节来估价弗洛伊德影响的多种形式和力量，已成了我们的一大问题。的确，严歌苓对心理分析技巧的发挥，已几近熟稔自如的程度。研读精神分析学说与严歌苓的“契合关系”，可让我们走近严歌苓，看到精神的升华。
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环境，不断地互相吞没和消化。不同的文化积淀和现实生活方式互相抵牾，产生了一切的谜，一切的反常。作家对个体生命的谛视，熔铸进了文化、民族、社会的深层意蕴。严歌苓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和悲悯情怀，进行着异域生活的真切言说。
【参考文献】
[1]严歌苓《少女小渔》台湾－尔雅出版社，1993年
[2]张爱玲《张爱玲文集》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
[3]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4]弗洛伊德《释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5]陈瑞林《横看成岭侧成峰——海外新移民纵览》台湾－《自由人报》，1999年4月17日第5版
2000年1月24日
（刘艳（1976—），女，汉族，山东安丘人，山东大学院中国现当代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