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次超脱于穗子不完全介入的形象，《乖乖贝比》的弱小女孩的所有举动和经历，都透露着一种无常的冷静：包括把仇恨书写的平静言语一字一字说出来，包括抛弃救世主象征的凯瑟琳。她生活在充满冷血的环境，见证人性泯灭的屠害、旁观脆弱易逝的生命，经历扭侥幸地死里脱生……这一切都过滤了她的情感。她既不参与成年人的同流合污，也不参与弱者的悲悯陨灭，使她之所以能够逼近现实，残酷地演绎一出出的耐人寻味。作者使“乖乖贝比”独自成为一个异常犀利的昭示者，昭示人性不被惩罚的丑恶，也昭示无用的神权信仰。所有的残酷已经发生之后，祈求万能上帝的感化也是无用的，人类单纯而天真的精神崇拜被“贝比”毫不留情的漠视和抛弃。神圣信仰的尴尬和无能又有同于《金陵十三钗》中遵循上帝指引的神父流露的“心里一阵释然”，两者有着同一种意味的荒诞。

四、结论

优秀的作品用以陶冶人的性情，提供给深厚的审美价值，正如严歌苓的写作宗旨：“艺术家的良心有没有违背，它不承担文化的、政治的责任，它只有一个责任：审美。它把一个作品的审美价值完全挖掘出来了，它就成功了。”她信奉美学是第一步的，良好的美学基础是一个作家立足于史的先决条件。作为小说家的严歌苓，一直有着如何最大限度将真实提纯，将虚构艺术化的可贵之处。她丰富而曲折的时代经验和情感体验，对她写作气质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她在这个过程中关注着边缘社会的精神世界，也一直催化着一个又一个鲜明而生动作品人物，从她阅历沉淀的生活原型中提炼出来。她的许多作品人物皆以感情的付出和演绎体现人性真正的“善”意。所塑造的女性人物需要保全自身苟且生存，又不会淡忘掉“人之初、性本善”的本真。她善于关注女性的情感与命运，并从这群人中以小见大展现人隐秘的内心世界，将现实探索寓于其中，把握住人性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所具有的丰富的内涵。这些都有助于作者通过感情的构架协助完成从女性世界向人性世界的透视和描摹。

而对于生活中的“丑”的艺术审视，则是属于另一种层次上的审美。一方面“丑”的表现更加从侧面反衬出美的内涵和必要，突出和彰显了它所映衬的美；另一方面“丑”也更加丰富了人物形象和情节结构，使整个人物趋于丰满、文章架构精巧完善。从这一范畴上来说，“丑”和美一同构成了整体美的一部分。“丑”往往比“美”更加具有所不能体现的复杂内涵，包含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展现出一个非一元化的多元社会，这种效果更容易带来一种接近客观真实的力量。丑不仅仅代表了人性的负面，其与美相比较、相对立而存在的生活样态，更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

作者所渲染的“美与丑”、“高尚与卑陋”的二元叙事结构将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人推向历史的洪流中考验，在对立和映衬中拷问人性潜伏的亮点和盲点，并运用不同的视角表述。严歌苓说：当一个故事在灵魂中萦绕了20年还不散去，就值得好好写下来。这么长的时间沉淀，足够作者将目光转回历史的尘烟透视人性的复杂、审视人性的限度。面对一切苦难的从容镇定和不被混浊涂污的率真纯然，是作者最向往的美。于是她不书写人如何被压倒，而是观照在困窘中磨砺出的人性张力、在事态中人性的缺失，从这样独特的视角开始对人性的思索与探求。

注释：

[1]陈思和，《人性透视下的东方伦理》，《文汇读书周报》，1998.7.11

[2]庄园，《严歌苓访谈》，《华文》，2006年第1期，第101页

[3]吴晓东、倪文尖、罗岗，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诗域，[j]，中国现代研究丛刊，1999

[4]严歌苓，《穗子物语》，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

[5]严歌苓，《穗子物语》自序，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

[6]严歌苓，《扶桑》，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

[7]、[8]张爱玲，《张爱玲文集卷四》，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9]舒欣，《严歌苓――从舞蹈演员到旅美作家》，[n]，南方日报，2002.11.29

[10]严歌苓，《第九个寡妇》，作家出版社，2006

参考文献：

[1]严歌苓《穗子物语》，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

[2]严歌苓《第九个寡妇》，作家出版社，2006

[3]朱耀龙《爱情：一种纯真的原生美――对严歌苓小说<扶桑>的情感解读》

[4]庄园《严歌苓访谈》，《华文》，2006年第1期，第101页

[5]张爱玲《张爱玲文集卷四》，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6]金岚《唱响人性之歌――严歌苓小说浅析》，铜陵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7]舒欣《严歌苓――从舞蹈演员到旅美作家》，南方日报，2002．11．29

[8]曾艳《对岸的写作――论严歌苓的小说创作》，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6．1

[9]王卉《关于早期移民的女性言说――简析严歌苓的小说<风筝歌>与<乖乖贝比>》，世界华文论坛，2004．3

[10]杭慧《换一种声音叙事――论严歌苓<金陵十三钗>的叙事艺术》，前沿，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