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你不觉得男旦体现一种没落、病态的美吗？它是一种很古老的艺术，只有像古代中国、古希腊和古罗马这种有古老文化的地方才能产生。我总觉得古代人在性方面是大胆，很有想象力的。男旦是一种无奈的产物——因为女人不能抛头露面上台演戏，但中国却让这门古老艺术登峰造极。懂得通过男人对女人的欣赏、对女人的表现来欣赏女人，恐怕得非常世故、非常老到的文化才会有。

南方周末：写小说可以虚构，写一个真实的故事会有许多限制，尤其是《梅兰芳》，哪些是你虚构的，哪些是规定动作？

严歌苓：基本事件都是基于真实的，有时候根据戏剧结构需要调换了一下时间。一些人物是创作的，有时把两三个人物合在一起，有时候要改名更姓。

南方周末：这些有多困难？

严歌苓：困难很多。我不擅长写剧本，戏剧架构搭得好好的，可一到具体写起来，发现人物台词或者行为不对，好的台词、动作要为戏剧服务，又要为人物服务，但又要不露痕迹，顾上这头，顾不上那头。戏就被冲淡了。

南方周末：戏会“淡”在哪里？

严歌苓：作为小说家，我是个注重故事的人，我所写的也都是原素材就很惊心动魄的故事，我在写的时候，一般是要努力提高文字的性，用文字的可读性，冲淡故事的可读性。文字的魅力和潜力是我创作的第一乐趣。小说创作要避开情节编排上的俗套，就会形成“淡”。电影不一定，你在小说中避开的东西，也许是戏剧的必需。

南方周末：陈凯歌怎么“挖掘”你？他“识货”在什么地方？

严歌苓：凯歌总能抓住我对人物设计的最好的动作和台词，就是我的得意之笔。而我心虚的地方，他也会马上发现，比如有几句台词，我写的时候觉得做作，但一时想不起更好的，他马上就发现了，说：“这几句里面玄机太多了。”我对梅兰芳这个人物核的设想，他也是很懂。

南方周末：陈凯歌是个强势的导演，你跟他合作有分歧吗？

严歌苓：我们发生矛盾的时候不多，有了分歧，凯歌就会说：歌苓，咱们都分头再想想，明天争取拿出个方案。凯歌挺注意保护我的情绪的。还有我认为电影是导演的艺术，作品的最终完成权在导演那里，只要他能把我说服，我一般都不会对抗，对抗不会有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