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有意思，大家的反应都不相同。有些人觉得读不进去。你这样的鼓励我应该多听听。

南都周刊：鼓励倒说不上，跟看一场电影一样，过程很享受。

严歌苓：原本是电影剧本，电影公司邀约来写。但我觉得电影有些地方发挥不出来，而对寄居者有很多话要讲，还是写一本书要好。

南都周刊：算应酬之作？

严歌苓：不是。其实我对犹太人这个主题感兴趣很多年了。犹太人群体和中国文化有两次碰撞，最早宋朝时有1000多人来中国，后来被同化了。二战期间，由于被迫害，又来了一批，其中很多人就来到上海，《寄居者》的故事发生地。犹太文化和中华文化有相近的地方，琢磨起来有意思，有意思的东西就想写小说，电影达不到。

南都周刊：哪些相近的地方？

严歌苓：比如说犹太人和中国人都注重独善其身。他们都拼命地去做事，都是很好的商人，也都是很好的手艺人，他们很勤劳，爱钻研，也爱钻营。他们有注重教育的传统，比如再穷也让孩子读书，要读秀才，考状元啊。

南都周刊：区别呢？

严歌苓：中华民族缺乏那种凝聚力，犹太教的凝聚力太大了。

南都周刊：《寄居者》与《扶桑》都有海外背景。不过我觉得这两部作品的相似之处，在于女人如何寻找自己的真爱。你以为你喜欢这个，实际上你喜欢的是另一个。

严歌苓：在你把它点破之前，我还没想到这一点。

南都周刊：不是有意识的？

严歌苓：不是。本来写主人公may跟他去了美国，她为了男友彼得害了杰克布。她应该认识到自己对杰克布的爱，但刚开始她从感情上杀掉了他。写到最后，我发现may不能这样做。她一点一点地发现自己爱上了他，就不能继续那样做。

南都周刊：她最后的行为背叛了她的计划，当然，从感情线上来说，这一点都不突兀。

严歌苓：有时候，女人会抵触这种人。她在心里说，我怎么会喜欢这种人呢？她喜欢，她拼命抵制。

南都周刊：有人称你是好莱坞编剧。在好莱坞的经历会不会让你将来的作品变得更“好莱坞化”？

严歌苓：其实我在那儿写的东西不多，不是那种主流的好莱坞的格式化的东西。我改编过苏联的长篇小说，还有越南的长篇小说，因为制片方觉得我有社会主义国家生活的经历。我们也学好莱坞的东西，怎么写奏效，怎么抓人心。所以，是不是受到影响，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时间长了，这种影响肯定是有的。但这是种非常恶劣的影响。我在有意识地抵制，所以好莱坞的大路片我都是不看的。

南都周刊：听说你喜欢“卧底”，为写小说实地考察过。

严歌苓：我在冲绳岛的纪念馆，曾经看到资料说有130个15岁到18岁的孩子，都死在冲绳决战中，很多是拉手榴弹自杀了。在纪念馆，还能看到照片上他们稚气的眼神，看着我就流泪了。后来我写《小姨多鹤》，就想到了我站在照片前面的那种感觉。

为写《寄居者》我先后读了十多本书，有关犹太人在上海主题的，我翻遍了美国的图书馆。我还了解很多细节，香水用什么牌子？风衣是什么牌子？裁缝店是什么样子？舞厅是怎样的服务？等等。

南都周刊：跟别的作家比起来，你小说里都隐藏着一个“我”。你写了那么多小说，就有无数个“我”。到底哪一个跟你最相近？

严歌苓：你看过《穗子物语》吗，那个穗子是比较靠近我的，每一篇都有我的经历，小说化，然后发酵出来。其他的故事虚构很大，但女主人公也有我对世界的理解。比如《第九个寡妇》，里面的王葡萄特别闲不住，我也是这样的人。没有我自己的话，我写不好。

南都周刊：我认识一些你的读者，她们对你的个人生活很有兴趣，想拼命在其中看你爱情的影子。

严歌苓：有我的隐私吧。但隐私不等于生活隐私，而是我的思考。我不喜欢站出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如何如何。那就失去了我生活的私密的感觉。

南都周刊：有人看《寄居者》想起了三毛和荷西。《寄居者》能满足这部分人的窥探欲吗？

严歌苓：应该说没有。主要是我对寄居状态的认同，还有那种悲哀。不过，我很能钻到那里面去，钻到那个性格里去。

南都周刊：有些作家比如张承志都不写小说了，讨厌满纸的虚构腔调。

严歌苓：虚构里才能藏。有些人是很私密的，我就是很私密的一个人，所以我不愿意用严歌苓的这个我出来发言。怎么让你感到快乐，怎么high，就怎么做好了。张承志这样写，如果让他high了，那就好；我这样写，我觉得high，那我就这么写，就这么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