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份，我必须回美国处理一些事务。那时妈妈的情形也相对稳定。临走前的晚上，她忽然讲起她生我时的情形。她说我是在三分钟内就冲锋到了她的体外，当护士告诉她“是个女儿”时，她拉着医生护士的手就说：“谢谢！谢谢！”似乎是医生护士们成全了她对女儿的渴盼。

我没想到，妈妈会在离别时讲这件事。也许她自己都不知它的喻义。

八月初，癌细胞已转移到妈妈的脊椎，破坏了全身的造血机能。身体里已基本没有红血球，妈妈在靠输血过日子。然而所有的人都对我封锁消息，担心我失眠症再次大发作。似乎是某种感应使我早早订了机票，于八月六日赶到上海。而我得到的第一句话是：“妈妈昨天早晨过世了。”

我什么也没说，直接把电话挂断了。似乎是一把刀刺进来，血尚要一会儿才会流出来，疼痛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进入我的知觉。我一再问自己：我是个没母亲的人了？一个没了母亲的人是谁？我是什么人？住在这空寂的旅馆，走出去，外面将是个没有母亲的空寂世界。

我哭不出来。没有了母亲，祖国的版图在我心里，从此是缺了一块的。

追悼会安排在我到达的第二天。只有一小时，因为殡仪馆四点钟关门。我临时写了悼词，语句文法都稍显错乱，只以满腹遗憾，通体悲伤将全文凝聚起来。我仅念了第一句：“亲爱的妈妈，我回来了，不过已太迟了……”站在第一排的哥哥就大哭起来。四十岁的哥哥，我是头一次看见他的眼泪。

妈妈躺在鲜花丛里，嘴唇微启。哥哥告诉我，妈妈的最后一夜，一直在喃喃地说：“不知还能不能等到歌苓了。”

妈妈年轻时同台演戏的朋友们都来了。还叫着我的乳名，还口口声声叫我“好孩子”。有一刹那，错觉来了。似乎又是几十年前，我在后台，穿梭于这些熟识的演员叔叔、阿姨之间，寻找妈妈。总会有个人喊：“贾琳，你的千金在找你！”

遗体告别仪式结束了，门外的蝉声仍在号哭。我有一点明白，妈妈为何把我出生的经过那样仔仔细细地告诉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