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冠李戴是生活中非常常见的语言现象。www.mengyuanshucheng.com一般地说，但凡不那么好的事情，总会有个委婉的说法。

一、隔儿屁着凉大海棠

周有光先生的《语文闲谈》一书中讲了这么个故事。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时，随行记者中有能说中文的，在街上采访。他掏出一张林彪的照片，间一个小孩：这个人到哪儿去了？

小孩说：隔儿了。

记者不懂，问：什么？

小孩又说：隔儿屁了。

记者还是不懂，又问：什么？

小孩又说：隔儿屁着凉了。

记者更不懂了，只好再问：你说这个人到底哪儿去了？

小孩也只好更详细地说：隔儿屁着凉一个大海棠！

这可真是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别说是老外了，便是咱们中国人，十有八九听了也是一头的雾水。什么叫隔儿了？什么叫屁了？什么又叫隔儿屁着凉一个大海棠？整个一莫名其妙！

其实，说白了也很简单，就是死了。

死了就是死了，怎么叫隔儿了，和大海棠又有什么关系？原来这就叫“忌讳”，也叫“塔布”。塔布（taboo或tabu）是人类学的名词，语出南太平洋汤加群岛，意思是禁忌，包括行为的禁忌和语言的禁忌。语言的禁忌也无非两个方面：一是某些神圣的词不能说，或不能随便说，或只能由特殊身份的人使用；二是某些不祥或低贱、污秽的词也不能说。比如“朕”，原本是“自身”的意思，但后来规定只有皇帝才能称“朕”，老百姓也就“身不由己”，不敢说了。至于“死”，则是从皇帝到平民都忌讳的，当然也不能说。

不能说，又不能不说，怎么办呢？便只好“张冠李戴”，拿别的甚至毫不相干的东西来说事，比如把“死了”说成“隔儿屁着凉一个大海棠”就是。外国人的办法更绝，是“嫁祸于人”。比如性病，在英国叫“西班牙痘”，在法国叫“意大利病（尼亚波利特病）”，在东欧则叫“法国病”。大家都往外国推，自己是不负责任的，也就心安理得，没事儿人一样（参见陈原《社会语言学》）。

忌讳性病，是因为不光彩；忌讳死亡，则是因为不吉利。人总是要死的，但没有人愿意死，好死不如赖活着，所以“死”之一词，历来就有种种委婉的说法，据说在英语中有一百零二种，汉语中则不下三百之数（参见曲彦斌《民俗语言学》）。常用的有去世、过世、逝世、长眠、安息等等。这些说法都带有感情色彩，比较好听的有仙逝、归西、百年之后，不好听的有断气、蹬腿、见了阎王，更不好听的则有隔了、屁了、玩儿完了、喂了野狗、听蛐蛐儿叫唤去了。这些说法又有官方和民间、书面和口头两种。驾崩、大行、坐化、圆寂、牺牲、就义、捐躯、殉国、尽忠、成仁等等是前一种，揣腿儿、回去了、弹老三、一脚去、翘辫子、上西天，是后一种。但不管怎么说，反正不说“死”。

不但“死”不能说，连和“死”同音的字也不能说。上海话“洗”和“死”同音，就不说“洗”，得说“汏”（读如打）。洗头叫汏头，洗澡叫汏浴，洗手绢叫汏汏绢头。外地人到上海理发，理发师问“侬格头汏勿”，外地人听了吓一跳，不知道理发为什么还要“打头”。如果理发要“打头”，那么洗澡要不要“打屁股”？上海人肯定回答说“要”。不但屁股要“汏”，其他别的什么地方也一样格统统都要“汏”格。

但在上海，却是不得不这么说的。比如不说“侬先汏”，而说“侬先洗”，就等于叫别人先去死（侬去死）了。旧上海有家广东人开的“先施公司”，生意就不如“永安公司”好，因为在上海人听来，“先施”就是“先死”，哪有“永安”吉利？

其实广东人也是忌讳“死”的。广东人从来不说“气死我了”、“笑死我了”，而说“激生我”，“笑生我”。也不说“忙得要死”，而说“忙得满天神佛”。广东人也忌讳与“死”同音的字，所以在广东，楼层没有四楼，门牌没有4号。他们还忌讳血，因此猪血就叫“猪红”。上海的规矩，则是探望病人不能带苹果，新娘上门不能吃瓜，因为在上海话中，“苹果”与“病故”谐音，“瓜”与“寡”音同。拎着苹果去看病人，等于咒人家“病故”；新娘一进门就吃瓜，岂非存心要守寡？因此不但吃不得，也说不得。“梨”和“离”谐音，在一些地方就改叫“圆果”。也不能分着吃，以免“分离”。还有“钟”，也不能作为礼物送人，尤其不能送给老年人，以免人家以为你是来“送终”。

可惜人总是要死的。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死无葬身之地”。于是棺材便是稍有积蓄者的必备之物。“棺材”就是“官”与“财”，好像谁睡进去谁就升官发财。所以抬起棺材叫“升棺”（升官），抬进棺材叫“进材”（进财）。棺材的木材要好，钉子要多，叫“财丁（材钉）两旺”。然而一个人，死都死了，还升什么官，发什么财？莫非到“冥府银行”去当总经理，或者到阎王殿里去做财政部长？如果进了棺材就是升官发财，那么，反过来说，升官发财岂不等于进了棺材？很遗憾，不会有人来认这个死理。张冠李戴原本就是不讲道理的，只不过图个吉利罢了。

这就叫忌讳，也叫塔布。

二、禁忌种种

全国各地都有忌讳。

北方忌醋。因为“醋”与“错”音近。吃饭的时候，问人家“吃不吃醋”，就更是会引起误会。结果北方一些地区（如山西）便干脆管醋叫“忌讳”。粤语忌肝。因为“肝”和“干”同音，结果猪肝叫猪润，鸡肝叫鸡润，豆腐干叫豆润。吴语忌药。结果吃药叫吃茶，真正的茶则叫“茶叶茶”。上海话甚至忌“鹅”，因为“鹅”与“我”同音，弄不好“杀鹅”就成了“杀我”，所以上海人把鹅叫做白乌龟。黑龙江富克山的淘金人连姓氏都有忌讳，姓吴、姓白的人进山淘金前先得改姓。因为姓白的进山是“白来了”，姓吴又意味着“无”。

吃人的老虎当然也忌讳。于是北方叫大虫，温州叫大猫，长沙则把腐乳叫猫乳，把府正街叫猫正街，好像老虎一改名，就不再张牙舞爪，全变成“乖乖猫”了。但“虎背熊腰”不能说成“猫背熊腰”，“虎头蛇尾”不能说成“猫头蛇尾”，“虎踞龙盘”当然也不能叫“猫踞龙盘”，而“猫视耽耽”或“不入猫穴，焉得猫子”就更不像话了。其实虎比猫好，猫总给人谄媚的感觉，虎则象征着生气勃勃，威武雄壮。要不怎么叫“生龙活虎”呢？实际上，虎劲、虎气、虎步、虎势、虎彪彪、虎生生、虎头虎脑，都是好词。所以，就连忌讳说“虎”的地区，也不忌讳说老虎钳、老虎灶。当然，虎也有不好的地方。比方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不过，现在大小算个人物的，都牛逼烘烘，惹他不起。不要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便是“小猫”的屁股，也不好随便乱摸的，换个说法又能如何？

既然连“龙腾虎跃”的“虎”都忌讳，输钱的输，苦难的苦，倒霉的霉，便更在禁忌之列。于是广东人便管“丝瓜”叫“胜瓜”，管“苦瓜”叫“凉瓜”，管“草葛”叫“士多啤梨”。这个怪里怪气的名字几乎没有一个外地人听得懂，但如果你对广州人说，“不就是草莓吗”，他们立马就会叫起来：“衰过你把口！乜‘霉霉’声啊！”

蚀本的“蚀”当然也说不得。这是全国各地都视为禁忌的。蚀本也叫折本。折，读如舌。所以“舌头”也不能说，得叫“口条”，苏州话则叫“门腔”。广州人、温州人和梅县人不但不肯“折”（蚀），还想有赚，便叫猪利、猪口赚和猪利钱。南昌人更绝，干脆叫“招财”（四川人也这么叫）。结果，猪舌头、牛舌头都不叫舌头，只有战争中抓过来问情报的俘虏才叫“舌头”。谁要是当了“舌头”，那就没好果子吃了。

社会方言中也有忌讳。

店家忌“关门”（破产倒闭）。于是吴语便把晚上关门暂停营业叫做“打洋”。洋的意思是熔化金属。店家白天收的都是碎银子，晚上得把它们熔化了铸成大元宝，当然要“打烽”了。所以“打洋”不仅不是“关张”，简直就是“招财进宝”。即便当真破了产，也不能叫“关门”，得叫“歇业”，意思是先歇会儿，回头再来。

船家忌“翻”、忌“沉”、忌“滞”、忌“住”、忌“搁浅”，因此“帆”得叫“篷”，“蟠布”得叫“抹布”或“云转布”；“盛饭”得叫“装饭”、“添饭”。“箸”因为在不同的方言中与“沉”、“滞”、“住”音近，就变成了“筷子”，甚至变成了“双桨”（粤东），此外，吃饭的时候，不能把鱼翻过来，也不能把筷子搁在碗边上，稍有不慎，便犯了忌讳。

戏班则忌“散”，但凡谐音“散”的，都得改别的词，比如雨伞就得叫雨盖、雨挡、雨拦、雨遮，还有叫“竖笠”和“聚笠”的。有一回新凤霞在后台说：“我先歇歇！刚跑到这儿，浑身都是汗，累得都散了架子了。”话音还没落，把头李小眼就大吼一声“忌讳”。接着又说，“你他妈的还是在戏班长大的，怎么这么外行哪？这个字是戏班儿的忌讳，你不知道哇？你怎么不说是拆了架、碎了架？”拆了架、碎了架是个人的事，散了架可是戏班里最大的灾难，所以新凤霞非挨一顿臭骂不可。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散”不能说，不但连带着“伞”成了忌讳，就连“三”也有了麻烦。方言中带“三”字的词似乎都不怎么好，比如三只手、三脚猫。上海话就更是如此。瘪三、猪头三、勿来三、弹老三（死），都不好。其实这是赶巧了，并没有什么内在联系的。人都是两只手，靠两只手劳动谋生。扒手小偷暗地里藏着一只，专门窃取不义之财，当然是“三只手”。猫都是四条腿，四条腿的猫才能抓老鼠。一只猫如果叫唤起来像只“猫”，“老鼠”却抓不到一只，当然是“三脚猫”。至于“猪头三”，不过是“猪头三牲”的缩语，意思是牲口、畜生；而“勿来三”则是“事不过三”的意思。男人女人做爱，一夜之间，最多两次，勿来三，如果居然来了三次，那就是“来劲”了。所以“来三”也有“来劲”的意思，比如“迭个人做事体牢来三格”。有人说“来劲”一词是从妓院里传出来的（肖复兴《说北京话》），我怀疑“来三”也是。

忌讳“四”的似乎只有广东人，北方人不怎么忌。北方人送礼，常常是四样，叫“四彩礼”。他们的酒席上，也常常是四凉四热，四大件四冷盘，还要吃“四喜丸子”。“五”和“七”也不忌，但也不特别喜欢。特别喜欢的是六、八、九。六谐音禄，八谐音发，九谐音久，是全国各地南方北方都喜欢的。其中，做官的特别喜欢“六”，经商的特别喜欢“八”，当皇帝的则特别喜欢“九”。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姓王又排行第八的，就最好不要叫他“八爷”。“八婆”也不能叫。在粤语中，“八婆”是指那些爱管闲事又神神叨叨令人讨厌的女人，也叫八卦婆，相当于北京的“事儿妈”。如果这女人是姑娘家，就叫八卦妹或八妹。八婆或八妹是不会让你“发”的。所以广东人也不喜欢。

三、说一不二

都不怎么喜欢的是“二”。

在各地方言中，“二”字打头的词都不咋的。不是二流子、二赖子、二混子，就是二杆子、二愣子、二毬货，要不然就是二百五、二皮脸（不知羞耻的人）、二五眼（没有眼力的人）、二把刀（即半吊子）、二二丝丝（优柔寡断）、二拉八当（犹犹豫豫）。此外，二心（异心）、二乎（畏缩、犹疑、没指望）、二话（阴阳怪气的话）、二婚头（再婚者），甚至二郎腿、二道贩子，也都带着贬义。再如成都话“二不挂五”（不正经）、南京话“二五郎当”（马虎）、西安话“二腻八争”（做事懒洋洋），都是。二字打头的，也就二锅头还凑合。

其实说“一”的也不见得都好。一言堂、一窝蜂、一锅粥、一团糟就不好，一败涂地、一筹莫展、一跃不振、一落千丈也不好。但人们就是喜欢“说一不二”。

为什么“二”不招人喜欢呢？因为谁都想当“一把手”，当“老大”。老大老二，说起来差不太多，实际上地位差得远。比如“二房”就不如“大房”，甚至不如“三姨太”。事实上一说到“二”，就有低人一等，或者差劲、不够档次的意思，比如“二手货”、“二婚头”。二手货未必就不好，二婚头也没什么不光彩，但给人的感觉却好像是吃了亏，至少意味着没钱没办法没能耐。有钱谁买“二手货”？有办法谁娶“二婚头”？有能耐谁愿意当“二把手”？不能“一”，只能“二”，总有那么一点“沦落”、“屈就”的味道。

因此只要有可能，大家就“说一不二”。实在不行，就说“两”。比如上海人就把“二路车”叫“两路车”，把“一二三”叫“一两三”。二和两又有什么区别？两，有“双方”的意思。比如两便、两可、两全其美、两相情愿、两败俱伤。更重要的是，这“双方”还是平等或对等的。“二”就没有这个意思，一说到“二”，就有大小，就有先后，就有个排序的问题。所以，但凡平等或对等，就只能说“两”，不能说“二”。比如“两岸”不能说成“二岸”，“两边”不能说成“二边”，“两面”不能说成“二面”，“两造”（诉讼的双方即原告和被告）不能说成“二造”。两汉、两晋、两宋、两湖、两广、两江（清初的江南省和江西省），还有两党（执政党和在野党）、两极（南极和北极）、两栖（水中和陆地），也都是。如果说成“二”，那么请问谁是“老大”？

两，不但意味着双方的平等或对等，还有和谐统一的意思，比如两口子、两公婆。即便“两面派”，也得把那“两面”弄得“天衣无缝”，让人看不出来。所以“有两下子”和“二把刀”不是一个概念，“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也不能说成“二手都要抓，二手都要硬”。北京人甚至发明了“俩”这个字。俩，是两人，不是二人。也不简单的只是“两个人”，还意味着这两个人在一块儿。因此，说“他俩”、“咱俩”，显然比说“他二人”、“我们二人”在语感上要亲切得多。尽管“俩”还有“少”的意思（比如“俩钱”就是没多少钱），但这并不妨碍亲切感。相反，人越少，岂不越亲切？

二，就没有这种语感。它并不意味“少”，只意味“次”；也没有亲切感，反倒显得等级森严。实际上，“二把刀”是相对“一把手”而言；“二流”也是相对“一流”而言。“一把手”是能干的人（比如“里里外外一把手”），“二把刀”就不咋的了。同样，“一流”是“上流”，“二流”就有“下流”之嫌，于是“二流子”就成了“下流货”的同义词。“二竿子”也一样。明白人都只有“一竿子”，做事情“一竿子插到底”。如此，则“二竿子”就是犯混、没谱、愣头愣脑、傻里叭叽，还自以为是，也就是“愣头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