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李泽厚，决非赶时髦。www.maxreader.net

李泽厚已经不时髦了。去年冬天，——也许正所谓“世纪末”吧，李泽厚南下应邀作客一家开在大学附近的民营书店。书店老板是个做事低调的人，对此并未大事张扬，只不过在店门口贴了一张不起眼的小告示，却也引得一群青年学子注目。他们兴高采烈地指指点点奔走相告：太好了！李泽楷要来了！

李泽楷？有没有搞错？！

实在地说，当我听到这个真实的“笑话”时，却有些笑不起来。没错，李泽楷与李泽厚，只不过一字之差，看走了眼也不足为奇。问题是，他们当真是看走了眼吗？未必。说白了，这些学生之所以把“李泽厚”看成“李泽楷”，只因为他们心目中根本就没有李泽厚。于是，在那一瞬间，我感到了世事的苍凉。

想当年，李泽厚是何等了得啊！80年代的大学生、研究生，有几个不知道李泽厚的,就连他那本其实没多少人读得懂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也是许多青年学子的架上之书。枕边之物。有人甚至宣称以七七、七八级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级研究生为代表的一拨人是“读膝陇诗和李泽厚长大的一代”。这话也许说得“过”了一点。但不管怎么说，当年李泽厚的知名度，决不亚于今日之李泽楷。然而今天的大学生，已大多不知李泽厚为何许人也了。老话说，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白云苍狗，本是当然。但，从80年代初到如今，不过二十年光景，李泽厚就“过”了“气”，无乃过速乎？

我终于没敢把这个真实的故事告诉李泽厚。毕竟他是我所敬重的前辈，何况我也是所谓“读膝陇诗和李泽厚长大的一代”中之一员。面对面的，实在难以启齿。但我还是忍不住要把这个真实的故事讲出来。因为这已不是李泽厚或李泽楷个人的事。正如现在的年轻人只知道比尔(盖茨)不知道保尔(柯察金)，并非比尔或保尔个人有什么是或不是，实在是时势所使然。何况这个并不好笑的笑话背后，也不乏耐人琢磨的东西。

其实，就连我们这些人，现在也不读李泽厚了。李泽厚出了新书，《世纪新梦》、《论语今读》、《己卯五说》等等，也买，但未必读，读也不激动，更没有当年那种如饥似渴先睹为快的感觉。我们买李泽厚的书，毋宁说是“怀旧”的成分多于“求新”。也就是说，李泽厚在我们这一代人这里也已经“过”了“气”。我不敢大言不惭地说我们已经“超越”了李泽厚，但对他不再感兴趣，却也是事实。这和现在的年轻一代倒是没什么两样。不同的仅仅在于，我们不否认李泽厚对我们影响，无论我们当年或现在是否赞同他的那些观点(事实上也从来就没有全部同意过)。毕竟，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李泽厚是重要的，他的影响也是抹都抹不掉的。

这样一个整整影响了一代人的人物，为什么转眼之间就成了明日黄花？是李泽厚变了，还是我们变了，或者是时代变了结果李泽厚和我们都变了？这倒是应该也值得弄清的问题。

因此，我决定“盘点”李泽厚。为我自己，也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文化。

二、机遇

所谓“盘点”，其实也就是“反思”(实际上我并不可能对李泽厚进行“全面”的盘点).反思是哲学家爱说的话爱做的事。哲学家在教会了别人反思的同时，也使自己变成了反思的对象。这是没有法子的事，就像历史学家也可能变成历史研究的对象一样，原本不过是他们的“宿命”。

李泽厚成为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有多方面的原因。

李泽厚成名很早。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李泽厚就因一场美学论争而崭露头角名重京城，竞成了一个美学学派的“领袖”和‘宗师”。那时，1930年出生的李泽厚也还是个“小年轻”，年纪和现在名噪一时的“新青年”余杰差不太多吧(可惜余杰的成色却差了很多，这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想那时也真是个天真烂漫的年代。许多现在看来实属低层次的问题，被朝气蓬勃地讨论着，并因此而人才辈出。李泽厚那个美学观点——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更可谓红杏一枝，很是领了好些年的风骚。不过，李泽厚的影响超出学科范围，真正成为一代青年学人的精神偶像，却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而他的崇拜者、追随者、赞同者、欣赏者和心仪者，则主要是七七、七八级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级研究生，以及他们的同龄人。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没有比这一代人更倒霉的了。长身体的时候吃不饱饭，长知识的时候没有书读，最该有所作为的时候去了农村(据说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历尽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找回了自己的位置，其时已是“老大徒伤悲”。以后的情况也十之八九不如意。“好事”未必有份，“坏事”件件摊上：生孩子要有计划了，提职位要看文凭了，评职称要考外语了，分房子要掏钞票了。好容易熬出头来，弄不好又要下岗了。真是步步紧跟时代变化，步步赶不上趟。只有极少数“运气好”的，总算能够在已为人妻人夫甚至已为人父人母时，才又重新回到课堂。这就是七七、七八级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级研究生的主要组成部分。

然而，我们这一代人又是幸运的。中等教育是在“文革”前完成或接受的，那时学校里推行的还不是或不完全是“应试教育”。升学的压力没有现在这么大，有时间阅读大量的课外书(这是其中许多人能够以“同等学力”在恢复高考后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在“文革”中，在农村里，我们经风雨见世面，滚打跌爬，历尽磨难，有如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狠狠折腾了一番。有的炼就“金刚不坏身”，有的使遍“十八般武艺”，有的已学会“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有的则更加是“天不怕地不怕”。反正“有妈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

更重要的是，我们赶上了“思想解放”的好时代。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相号召的思想解放运动，虽然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高层领导发动的，却和我们这些刚刚从社会底层浮出水面的大龄学生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一拍即合。陈旧的知识早已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陈腐的说教更让我们顿生厌恶。心有余悸战战兢兢回到讲台上的大学老师们，立马就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群“不好对付”的学生。

这时，李泽厚来了。

李泽厚来得很滞洒。

和一般意义上的专家、学者不同，李泽厚毋宁说是一个“思想家”。他拥有的财富不是“知识”而是“智慧”，他从事的工作也不是“治学”而是“思考”。他甚至没有什么“专业”。哲学、美学、社会、心理，都是他涉足的领域；历史、政治、、艺术，都是他研究的范围。当然，他最擅长的还是思想文化史。他的三部思想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影响深远，而他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也意义非凡。相比较而言，他的《美学四讲》。《美学论集》反倒显得单薄了。只有《美的历程》是不朽的，尽管他自己更偏爱《华夏美学》。

思想家和学问家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学问家什么时候都能有，思想家却不是任何时候都能产生的。如果“生不逢时”，就算产生了也没有用，或等于没有产生。因为学问家的工作是传承知识，当然总得有人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就总要有人当学问家。思想家的任务却是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进行反思，总结过去，指导现在，设想未来。因此，思想家往往产生于社会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而20世纪80年代便正是这样一个关头。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是zo世纪中国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其意义并不亚于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变革和毛泽东领导的第二次变革。这就为李泽厚这样的思想家提供了“用武之地”。李泽厚常常不无自得地说起他和邓小平的“一致”。但正如骆玉明教授所言，当时真正起到思想解放作用的，还是政治领导层发动的真理标准讨论以及其他宣传，李泽厚用学术词语表达的意见远非举足轻重(《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他和邓小平的“一致”，充其量不过只能说明他“运气”很好罢了。

李泽厚的“幸运”还不止于此。作为一个思想家，他还拥有一大批能够理解和回应他的人。思想是需要回应的，而智慧也只能靠智慧去启迪。如果说我们这一代人从李泽厚那里得到的是智慧的启迪，那么，李泽厚则从我们这里得到了思想的回应。回应不等于赞同，而毋宁说是一种共鸣，一种灵魂与灵魂之间的呼唤与应答。无论是“序齿”(年龄)还是“排辈”学历)，李泽厚和我们都算“两代人”。两代人之间，是会有‘代沟”的。而且，通常的情况是，下一代理解老一辈，要超过老一辈理解下一代。比方说，我们看老妈老爸，就比老妈老爸看我们清楚；儿子女儿看我们，又比我们看他们透彻。李泽厚面对‘代沟”偏能“马作的卢飞快”，不能不说他运气好，——他碰到了特殊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