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天过去了，闵葵头上的纱布解掉了。原来半边头发——那芬芳四溢的头发——都被剪掉了。伤口像巴掌那么大。她仍不能起来走动。

又是七天，她第一次离开床。当她头晕时，就赶紧扶住墙壁。

她开始收拾东西，要回乡下了。记得是星期三的晚上，半夜，她惊动了曲予窗外的那只八哥。它一顿混吵，她赶紧去推他的门。他们在暗影里紧紧相拥。“我明天走了，少爷。”“我后天也走了，我们一起吧。”“别这么说少爷。”“行，先不说，你明天半夜里等我。”“我不敢少爷……”

第二天半夜，每周里对开的客轮正无声地靠在码头上。曲予扯着闵葵的手从曲府西北角的小门走出来，一直往码头走去。没有风，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夜晚。原来这个海滨小城半夜里睡得这么好。

他们敲开了船长的那个有套间的客房，船长呼呼喘着开了门，当他打开门厅的灯看清了来人时，立刻弯腰问候起来。曲予小声说了几句，船长慌慌地向黑影里张望，连连说：“我担不起，少爷！少爷！”曲予把什么沉重的东西压到他的掌心里，他沉默了。

本来星期五的下午才要开船。为了安全起见，船长决定让他们在套房里休息一会儿，在天亮前的漆黑里登船。那个上午，就是轮船在这个城市停留的这段时间，他们将在船舱里度过。还是一等舱，更为令人惊喜的，还是他上一次旅行时住过的那一间。

下午三点整，阳光明媚，大客轮启碇。照例是送别的喧哗。他们一直在舱里。最后的时刻他再也忍不住，挤到了走上甲板的旅客中间。他只用眼角扫了一次送行的人，然后就去看这座城市。他最后记住它呈现一片灰蓝色，而且像在水雾中似的。

回到舱中，船长正叼着粗长的一枝雪茄，对闵葵说话时和蔼到了极点。他问他们咖啡里要不要放糖？曲予毫不迟疑地回答：放糖。

5

我毕业两年了，一直待在著名的03所。我为适应新的生活正倾尽全力。可是我一刻也没有忘记有一个蒙怨的家——我的个人档案里或许有一行或数行漆黑的文字。人心里最沉的是关于某种使命、先人的嘱托、自小确立的信念等等。它们如今就像压在我头顶的第三纪沉积层，让我日夜伸出双手撑着。

我永远也没法忘记母亲的眼睛，岁月的积雪压着它，却夺不去那温热的光。这眼睛盯着我，我才能把一切都做好。我要活得像个样子，不辱使命。我在她的注视下走去，不敢走偏一步。我牢牢记住了我是从哪儿来的：这是一个人最为重要的记取了。

我刚来03所的那个春天，一个上午，我在一阵阵浓郁的丁香花气息中窘了半天，几乎慌得说不出一个字。对面是一个故作高深的小姑娘，叫苏圆，比我小多了，可是模样很肃穆。她的黑框眼镜加重了这种感觉。当时我没有爱人，心中的渴望有时十分强烈。她的美丽太显而易见了，但我不敢肯定她应该属于哪一类人。苏圆背着手站在写字台前，我并不知道她背着的手中还拿了一份要命的表格。她客气了一会儿，煞有介事地询问了一下我对新的环境新的工作的看法等等，轻轻添上几句鼓励，然后就放下了那份表格。

我的脸可能变得蜡黄，心跳加快了。心跳别人是看不见的。

开始了。从今以后我将有填不完的表格。那上面有关于母亲、父亲……要一一填上去。我的手没法不颤抖着，眼前一片模糊。我不能，也不愿亲手写下对父亲、对其他亲人的污辱。我的声音像蚊虫一样小：好吧，我将按时交给你……

苏圆一转身——我注意到她穿了裙子。这个城市里比较像样的姑娘总是巴早不巴晚地穿上裙子，呢裙。她的那两条笔直、*的腿，与阵阵浓烈的丁香混在了一起。楼下有两排茂盛到极点的丁香花。这种花可爱、迷人，让人冲动又仿佛预示了某种不祥。我记得在大学时，我就是在丁香花下经历了可怕的失败——那种正常人会记上一生的失败。我不是被谁遗弃，而是可怕的失败，是打击。苏圆多好，如果她不是拿表格的姑娘就好了。

她转身时就是一跳。这使她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小多了。她需要别人爱吗？这不是非常简单吗？她是怎么了？她什么也不懂吗？

我把那份表格放在抽屉里整整三天三夜。第四天深夜，我把它填好。从此我开始了忐忑不安，不知该交出还是撕掉——我知道撕掉后苏圆可以重新给我一张。我按照自己的理解填过了。如果不是这样，我将难以忍受。

可是这样做过之后，我仍然难以忍受。

大约一个星期之后，所长裴济叫我去一下。开始了。我嗅着越开越浓的丁香，心想我多么不幸，该承受的不该承受的，都一古脑儿交给了我。我用力地忍着，睁着一双圆亮的眼睛走进了裴济的办公室。他像很多大人物一样，设法弄了两大间铺了地毯的办公室，身后是一排棕红色的书架，一直顶到天花板。写字台也大，上面有淡灰色的按码电话和一架地球仪。我知道他会问什么……一个小姑娘，约二十一二岁的样子，蹑手蹑脚地走近了所长，小声说了一句。所长点点头，她又离去。我们所里美丽的姑娘可真多，那个比她更美的小家伙就负责掌管人事档案嘛。我的思绪一转到这上边就要发毛。

“小宁同志……”

所长咳着，伸手搔着背头——又是背头。我从上学之后就对背头有些怵。我们的那个院长也是留了这样的发型。“来所里好久了，哦哦，适应吗？我们该谈谈了……很忙。你怎么站着？坐嘛。”

我坐下。有人——不知是谁，把一杯散发着丁香味的茶放在我旁边。我躲闪着腾起的水汽。

“所里早该添些新生力量了。像我们这些老家伙已经……一九七七年入校的？好，这一茬学生很重要。过去进这个所起码要是研究生。现在是缺人的时候。百废待兴呀。”

没有我担心的内容，但要慢慢来。我的心悬着，我甚至都能感到它悬起的高度。

“你是哪里人哪？哦哦，你父亲是做什么的呀？今年……”

后面的话我一个字也没有听见。心咚咚一阵狂跳。我咽了一下，牙关不由得咬紧了。有什么顺着发际渗出，我像一个军人一样挺直了上躯。我生涩而准确地回答：“我来自那个半岛，先在平原，后来在南部山区生活过一段；入校是从山区走的，毕业来到这里工作……”

我在不知不觉中回避了关于“父亲”的那一问。我希望我会成功。

“哦哦，好的好的。那是个很富庶的地方嘛。那里在战争年代很有一阵子争夺呢。我们流血不少。说起来也巧，我年轻时候就在那一带活动过，当时还是个小鬼，当通讯员……哈哈。很想再去看看。这回不行了。”

他竟然在那儿当过“通讯员”。这一过折我大概再也不会忘记。一种巨大的好奇在心中涌动，它几次让我开口询问，但我用力忍着。

接着才是这次谈话的核心内容。原来半岛地区要搞中外联合开发，其中的重点工程就位于那片平原和山区北部丘陵。这个规划的先期勘察水文地质评估等等事项极为复杂，专门成立一个工作队，计划尽快拿出一个评估报告。工作队的负责人由副所长担任，所里抽调三五个……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我显然是这三五个中的一个。

离开所长办公室我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仔细想了想，记起裴济的眼睛很特别，好像散发着陶瓷的光泽……但他的视力显然是正常的。这种眼睛我从未见过。在二楼楼梯口又遇到了那个伏在所长耳朵旁说话的小姑娘，她手里正拿着一条打字纸，带边孔的。这一下我明白了，她是操作微机的。我们俩迎了个正面，她平平淡淡地扫了我一眼。我心里想：起码有一段时间要在副所长领导下工作了。

那个人的年纪比所长略小，叫朱亚，脸色发青，看上去严肃到了极点。可是与人搭话时才露出本相：和蔼极了，似乎还有一丝莫名的羞涩。我来后不久就从苏圆嘴里听说，这个人有点怪，学问不错，但爱好太广泛了，业余喜欢写点歌子。最后这点“业余”却使我有忍不住的惊喜，我大声问：“写歌？”

“写歌——怎么了？”

苏圆睁大的眼睛真美。那是因为她长了稍长一些的内眼角。仅仅从形式本身看，我是非常容易喜欢一种事物……然而当一种形式深深地刺疼了一个内容，比如她竟负责保管和翻阅别人的家族表格和……我这会儿不想回答她了。我也没有承认自己已经偷偷地写了好几年歌子。

这一天晚上我失眠了。我的脑子被记忆的流水磨得发烫。这个时候如果爬起来写歌一定能文思泉涌。我想得更多的倒是在丁香树下吻那个内眼角很长的姑娘。那样的情景专门折磨我这样的好人。我们没有成，这可不怨我。她只是好好地、尽心尽意地吻过我，我这就欠了她一辈子的情。俺是从大山里钻出来的野娃，草屑子挂在衣领中头发间，脚上老皮如铁似钢，粗话挂在嘴上，好心揣在怀里，那种脾气心性都是乡间的大爷大娘给的，能坏到哪里去？你亲俺搂俺最后还用三句半外语打发俺，不觉得亏心吗？她说一点也不亏，就算你真是一个野人，也从山里钻出来了，今后该着过另一种生活……我们的分手是必然的。分手时我找了个托词。她伤害了我还不知道。她不停地问：你父亲你父亲？！

我轻轻地、迅捷地跑开了……可是这个夜晚我一遍又一遍地想着你。

6

我们这个队就这样下去了。十四五个人，有三分之一是我们所的。朱亚是头儿。他的副手是所里一个副研究员，叫黄湘，长得个子不算矮，脖子特别长，无论进行什么性质的谈话，三五句之后就开始激动。他极少提到朱亚的名字。朱队长刚刚从医院里出来，胃病很重，随身带了那么多药。但我一开始就能感到他远远伸来的关切之手。他告诉我干了这一行免不了要往野地里跑，那么胃就可能是个薄弱环节。

日思夜想的山区和平原，我在心里早把它磨得炽热闪亮了。我不信这队伍中有谁比我更熟悉这一带，这儿的一河一山一草都时刻装在我心中。迎接我们的是春天，富饶的半岛地带真是好好地炫耀了一下自己：到处是绿色，是在阳光下一会儿变浓一会儿变淡的墨绿或嫩青。那在山野间活动的穿红色衣服、扎彩色头巾的姑娘，真是自然而然地入画，显得鲜亮动人。牛羊的叫声此起彼伏，它们新奇而善意地抬头看着所有进入这个地区的行人和车辆。已经有三三两两的花朵绽开了，它们成一簇拥挤在那儿，让你想起初升的几颗大星。风的气味与任何地方都迥然不同，它又浓又厚又鲜又凉，像是穿越了大片的香艾奔到我面前的。

火车一爬上鼋山山脉天就亮了，头儿的身影出现在车内窄窄的通道上。他费力地望着窗外，眯了眯眼。他竟然不懂得激动。我借着早晨的光线稍稍注意了一下，发现他的脸色青得可怕。显然夜里他没有睡好。突然他嘴里轻轻吟哦了几句，又眯了眯眼，回到座位上去了。

黄湘起得更早，他坐在车厢的尽头。那儿离卫生间已经不远了，他正与一个陌生的女人谈话，早就激动了。女人脸色发黄，脸型也很长，不过那双眼睛充满了微笑。黄湘发现我出现在车窗前就过来了。他小声问我：“看到刚才那个女人了吗？很厉害呢。”我问：“怎么了？”“射箭运动员！当然，早就退役了，现在当记者了。不过她身上仍然有其职业特点。她说话有一股帅劲儿，很利索。”

黄湘抬眼寻找朱亚。我随着他的目光转过脸时，朱亚已经快跨进洗手间了。他的背弓得可真厉害。“痨病秧子！”黄湘说。我觉得朱亚真可怜。我说：“这次带队真不该他来，身体……”黄湘马上激动了：“在其位谋其政嘛，谁叫他是副所长！”

我再不说了。我什么也不懂。

我的平原！春风荡起的层层麦浪溅着飞着，那一只只燕子如同海中鸥鸟，叫着上下翻腾。春天让人愉快的热闹劲儿有几分起码是被燕子给搞起来的。我心目中燕子是过早地穿上了呢裙、只图美丽而不畏寒冷的小姑娘，少不更事，有几分娇憨，脸色黄黄的。看到这片平原我就想：苏圆来队里走一趟就阔了。我知道我瞄上苏圆了。我承认，即便是一个不太浅薄、颇有阅历的大龄青年，也还是容易瞄上一个姑娘，这条件首要的还是方便。我经历的事情可不少，像刚才火车呼哧呼哧攀上的那座大山，我十几岁就一个人在里面混，遇到的各种事儿可以写成十二卷长长的*，其中应有尽有。我的志向、奇怪的眼神、难缠的劲儿、正直和阴郁、撒泼和不屈，还有从头发梢传到脚后跟的过电一般的渴念，都是在这座大山的褶缝里生成的。父母不要我了，准确点说是父亲不要我了，我就一个人被拉着赶着来了。一过就是那么多年，再加上一段可怕的海边童年……世道啊，你逼我吧，我什么都不怕了。我很谦逊也很单纯，我有一双黑亮的眼睛，可是啊，狗东西千万不要*了我。我一看到这片山、平原，一想起父亲母亲还有……我就来了火气。这火气是野火，是像大海卷波一样一边烧一边往前卷动的红火，可以给大面积的土地上留下灰烬。

我知道这片平原东西有三百多公里，南北约一百五十公里，是个不规则的椭圆。西北端就是那个滨海城市，那里有我们家一个很大的窝，后来我们又被人从窝里揪出来。那个窝现在边缘破损，里面一点热气都没有了。窝里溅满了血。奇怪的是还有人喜欢那个窝——它从那会儿到现在一直有人占着。其实破损的窝一点儿也不舒服。大概新的主人是要感受某种流失之后仅存的一点余热。那儿能想象昔日的温馨，有极力挽留的一丝虚荣。奇怪极了。时代发展到了今天，仍然有人喜欢那东西。

然而它对于我却不知有多么重要。它是我们全部故事的一个汇聚点，就好比一片山峰中最高的山脊。我不知道我母亲在我懂事后的谆谆告诫和嘱托中，包不包括对它的重新据有？如果包括，那么我认为今天看是毫无必要了。时间会改变一些东西的价值，使其增值或贬值。我耿耿于心的，应该是时间难以改变的东西，比如难以抹去的不幸故事，它的真实。还原一个真实永远都是必须的。

当年我们一家从海滨城市撤出来，沿着西部大海边上的丛林中的泥路向西北方走下去，一直走到我梦牵魂绕的另一片丛林……

吃早饭时射箭运动员也凑过来了，我知道这是因为有黄湘的缘故。她的腿很长，从座椅那儿一直伸到饭桌的这方，露出穿了长筒皮靴的脚。她用一只小钢勺吃饭，红色的小舌头在勺子上绕来绕去。这是她惟一令人神往的地方。她一边吃饭一边与黄湘搭话，鼻音很重，我丝毫也听不出有“几分帅气”。她大概有三十二三岁了，而黄湘已经四十五了。朱亚整个用餐时间一句话也没说。我听到黄湘开始邀请女记者工作之余到我们勘察基地去做客，我们一定欢迎等等，心中略有不安。我想这事儿该由头儿说了算，头儿同意吗？随便让一个人加入到勘察队，况且工作非常紧张，这大概是不合适的。

饭后，我听到黄湘一边擦嘴一边赞扬那个离去的记者，就忍不住说：“我们对她又不了解……再说朱队长会批准吗？”黄湘立刻像对待一个凶猛的敌手似的看着我：“人家是记者，记者是捏紧了小本子到处走的人——人家能到我们驻地转一转，来个报道，我们花钱还请不来呢！”我再不吭声。我心里明白，那不过是个杂烂小报的记者，而且此行主要是到富裕的半岛地区捞钱拉赞助来了。如今这样的杂牌子小报每一个城市都成打成打的。

我们走入了平原深部。驻地一开始选在城郊，那儿以前是军营，现在基本上废弃了，安顿我们正好。可是队伍中有人嚷叫那儿交通不便，出奇地闭塞等等，再加上当地有关部门的过分的热情，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搬回了闹市。这一下骚扰就多了，而且每天出去工作的人要坐很远的车。一开始，所里几个人与海洋所的同志合作，一起搞海陆两大自然地理单元的水文地质资料，入手处是城西北三十多公里的连岛沙坝。那儿的未来是一处现代化港口，自然条件非常优越，基本上是一个不冻港。工作区域离我们一开始选定的驻地非常近，而且随着工作进度，原定驻地的优势越来越明显。这一来朱亚坚决主张搬回去，有人顽抗，黄湘算是第一个。朱亚就与海洋所的几个同志再加上我，一起到城郊来了。朱亚冷峻的面容常常给人以错觉，其实他是多么软弱。他领导不起一个工作队。

第一次合作就让我遇到了一个沉默寡言的领导。他的眉头几乎天天皱着，除了安排工作细节，基本上不谈什么。这是个身先士卒的人，乘船进入北风呼啸的深海、跟钻井队到沙坝左右几十公里的采样区，他一次都没有缺过。而与此同时，城里的那一拨每天晚上看电影，有的还与当地姑娘跳舞。勘察队一开始总有些浪漫色彩，他们身上携带的各种器具在当地人看来也算有趣。这个与我有着奇特连结的城市，它是那么陌生。我在心里一直规避着它，我宁愿守在脸色铁青的朱亚身边，远远地注视着它。夜里我走出屋子，一个人站在门前看那斑斑点点的满城灯火。左前方是一片浩淼的水，由于海岸拉开了一道弧线，所以从这里看这座城市，它竟像处在了大海之中。一艘客轮离开它驶入深海，这是新开的一条航线吗？它密挤挤的灯光像燃烧的蜂巢。

朱亚每天工作到深夜。有一天半夜了他还在批评一个助手，嫌他的图太草太乱，并且数据的标记上也有问题。他考虑问题周密严谨，并且能够极快地进入一项工作的核心。眼下他的笔记本上已经罗织了不知多少问题，似乎所有的一切都在他的推敲之内，而有一些至少在我看来是多余的。土地、海涂、航道、港口、海盐、陆生植物，甚至是芦苇、海藻等，都在他的罗织之中。我有时看到他那不熄的灯光就想，这个平原上有多少人知道正有这样一个人呢？他自觉自愿、不厌其烦地磨损自己，而且不需要犒赏，也不需要别人了解。这真是一种可怕的磨损。

可能是我屋里也亮着灯的缘故，他推门进来了。他让我惊喜的是脸上少有的和气，由于一丝兴奋，那对深深陷下的、有点像欧洲人的眼睛发着动人的光亮。他探过头，我来不及收拾，就让他看到了摊在桌上的一张纸。那是我刚草出来的一首歌。行了，让头儿失望吧。但他无声无息地看，又伸手捏起来，像捏起一块烧红的木炭。他把这块赤红的炭放在离鼻子很近的地方，又恋恋不舍地放下。他开始吟哦，那是一种颤抖，从身心深处发出的颤抖。他的手按在我的肩头，很沉。“多久了？”我明白他问我写了多久。我想了想——是的，需要想一想。我记得从在大山里奔走、无望地奔走的那时起，就开始在纸上涂抹……

那个晚上我们走出来。面对一个灯火通明的城市，他和我离得很近，我听得见他的呼吸。“你知道这座城市的历史吗？”没容我回答，他就谈起了它的昨天、它的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它怀抱和依托的平原与山区以及面临的大海。他对它充满了深情。我只觉得奇怪，因为他完全不知道或者是完全忽略了面前这个年轻人正是这儿出生的。“我第一次从这儿坐船去海北。那时候我才知道海是这个样子……那一次对我的一生都很重要。”他又吟哦起来。我听出那是在屋里吟过的：肯定是他写下来的。

“你小时候见过海吗？”

沉沉的一只大手绷紧了我的肩膀。我感受着这只手的重量。我此刻完全觉得他是个兄长了。但我只是点头，没有回答。我凭直觉懂得了什么。但我绝不急于信任一个人，无论他是谁。

我就出生在这座近在咫尺的城市，大约一落地就溅上了海浪。可惜我面对大海却视而不见。我不记得以前见过海，没有印象，没有轮廓。我长到七八岁，第一次看到了父亲时，仿佛才看到了大海。我的心狂跳不停，我不敢去认这个从大山深处归来的人。让母亲一夜夜盼望的人就是我的父亲，并且又有这样一双冰冷的眼睛和……纸一般黄的面孔。他身上、脸上都是伤痕。脸上那道发紫的斜着的疤痕是世上最可怕最可耻的一道记号。我想吐。一个人怎么可以有这样的父亲。

瘦弱而干硬的父亲被人赶到了大海边上。那是一种单调的苦役在等着他。焦烤的白沙之上、火毒的太阳之下，夹着一群浑身*的男人，他们都伏在一条粗长的网绠上。海上老大手持一根棍子，有时击打绠绳，有时直接把拉大网的人****。惊天动地的号子声压平了海浪，在骇人的号子声中，那些人像蠕动的蚂蚁。除了一个人，其余的全都是黑亮的颜色。老大命令他*，他最后还留下一条短裤；老大挥动棍子嚷叫，他才褪下了最后的一丝布绺。

我那时和一帮野孩子伏在海滩上，让滚烫的沙子烙着腹部。妈妈总是驱赶我离开小茅屋到海滩上去，姥姥也呵斥说：“到那个人那儿去吧。”她跟父亲几乎不怎么说话。我心里憎恶而又好奇，还有一丝奇怪的关切。我必须这样看着，双手捧腮，直盯盯地看。他每一次被海上老大击倒我都有一种怪异的感觉，一方面怨老大的棍子不狠，另一方面又嫌他仰倒的姿势太丑了。我因为这丑真想大哭一场。

大网靠岸了。网浮围住的半圆开始沸腾，我们老远就能听到噗噗的声音。跑上去，围上去，老大一声怒吼，我们又退回来。大刀一样的鱼垂直跳起，它的身子在阳光下像电火一样。虾、乌贼，各种认识和不认识的海中魔鬼一齐尖声大叫，那吱吱的声音震人耳膜。有一种又大又粗糙的灰皮鱼被人拖到一边，三五下把血淋淋的皮剥下来，噗一声扔在沙子上。有人去抢，抢来后找一个破了底的木桶蒙上，成了一面鼓。太阳越晒鼓皮越紧，两根柴棒就是鼓槌。到后来我们每人都有了这样的一面鼓。

咚咚的鱼皮鼓越敲越狂，我们疯了一般敲，像那群拉网人同样地卖力。鼓皮敲裂了再换一面，反正有得是鱼皮。粗长网绠上的人又弓成了一溜，他们在松软的沙子上挣扎，脚踝骨都陷进了烙铁般烫人的沙土中。那个人由于用力，身子差不多要贴到地上了。汗水像雨一样奔流，洗着他满身的疤痕。我跳起来敲鼓，汗水渗进了我的眼眶，我看不见了。我去搓眼睛，我必须看见他——妈妈和姥姥是让我来看着他的。我必须看着他敲鼓。

7

朱亚倒下了。他一大早就觉得嗓子里发腥，还要挎上那个皮包随船进海，可是一迈步，吐血了。他的脸由青变黄，哼了一声，倒在门边。我把他抱在怀里，大声呼叫。

一群人跑过来。没有医生。随队的卫生员住在城里——我这时才觉得这有多么荒唐，城里本来就有医院……我们把朱亚抬到一辆小斗子杂货车上。我护送着他向城里疾驰。太颠簸了，可是我不忍让司机放慢速度。一条白手帕染得通红，我攥在手中等着。

他留在了城里一家医院。一个星期之后又不得不转回省会。我难过极了。回到驻地才发现，他屋里的东西一点也没收拾。我从中间那个抽屉里发现了一个油渍渍的布面笔记本，犹豫了一下，还是打开了。那是几十首歌子。我贪婪地读下来，什么都忘记了。

整个一天我都沉浸在那些词句中。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才是歌。我过去写了些什么？天哪，什么也不是！我多么思念这个脸色铁青、肃穆得令人惧怕的人。

黄湘骂咧咧地来了。车子一停，他冲下来就骂。不知他骂谁。一开始我还以为他斗胆骂朱亚，后来才发现他在骂“这个鬼地方”。

他懂得这是个什么地方吗？他如果一直骂下去，我说不定会一棒子打碎他的头。我瞥了瞥，发现他的头很大，显出一副蠢相。朱亚病了，他来替班。我让黄湘住在原来朱亚的屋子里，因为那间稍大一些。他鼻子一吭谢绝了。我知道他是嫌别人腌臜。

黄湘接手这份工作之后脾气很大，埋怨进度太慢，说他负责的那一摊已经时间过半任务过大半。后来他又淡淡一叹：朱亚就是这么个人。他与朱亚的做法正好相反：到工作面去的次数寥寥可数，主要是翻资料。这使我明白了他的“进度”是怎么来的。

每个星期都要放一两天假。理由是天气有问题。黄湘还有个特殊的领导方法：小段包工，让队员们分头出去，不愿出去抄资料也行。反正最后“得把活儿拿回来”。等大家分头去做时，他就回城去，回来时显得异常疲惫。

黄湘也喜欢熬夜，但不是工作，而是瞎聊。他从来不管我睡着还是醒着，只要高兴了就推门。他歪在我的床上，把我逼到案前椅子上听他胡扯。这个很早以前就在所里工作的副研究员竟丝毫也唤不起我专业上的崇敬感。他喜欢穿一条灰色灯芯绒睡裤，甚至不怕海风。他多半在讲他的童年，剩下时间就讲这座城市可笑的民风和可爱的姑娘——“她们个个姿色超人，可就是不懂得打扮，胭脂搽得也太多。有一个好办法，就是放到水里搓一下，像搓水萝卜一样……”他想出一些奇特的比喻，之后大笑。

讲到所里的事情，黄湘有着不能抑制的激动。他不停地赞扬所长裴济，说他功底好，著作等身，人也好——“看看那个模样你就知道，简直是慈父般的心肠……可惜就是太软弱了，太软弱了。”我听不明白他指什么。他总是小心地提到朱亚，谈到对方的病，他就一声不吭。他像是随便地问了一句：“朱副所长对裴所长怎么看？他谈过裴所长的著作吗？”

我摇摇头。

对方的目光死死地盯了我一瞬。我被盯过的地方疼了一下。

他赶紧把脸转开，谈一些轻松的话题。他说所里年轻人开始多了，而这在前些年是根本不可能的。也好，这样一来就生气勃勃了。特别是女孩子多了，这是个创举。女人也是半边天，没有女人还想使一个单位一个部门健康发展？做梦去吧。不过他对苏圆评价不高，似乎还隐含着什么恶意。我倒极想听听他对这个姑娘的评价，哪怕是多提几遍她的名字也好。我忍不住总是将话题引到她的身上，谁知他说火就火，大声叫着：“那个苏圆，狗东西准是个小骚家伙！”

我觉得有什么割伤了我。我不能容忍一个人在我面前如此粗暴无礼。我有点后悔提到她……浓烈的丁香气味拥住了我。哦，不幸的丁香。我捧住了头。

在火车上遇到的那个女记者来了。谈话中我才知道她以前还到城里找过黄湘。她的脸更黄了，与上次不同的是，她搽了浓浓的口红。那双眼睛仍然充满了微笑。黄湘让她住到一间空屋子里，还找来味美思让她喝：“喝吧，里面有藏红花，它对你们女人有好处。”

其实那女人根本用不着劝，她是个饮酒的好手，这让我们大吃一惊。她喝过酒变得一切都不在乎，主动说要献上一段黑人舞，接着噼里啪啦把外套脱下，把首饰也取下，看来要大练一场。可实际跳起来动作幅度很小，不过是两脚动一动，捻捻手指。我怀疑这就是黑人舞蹈。黄湘却大声叫好，完全像个在城里泡剧院的痞子。

女记者住了三天。她走后黄湘一阵沮丧。我问她写了报道吗？黄湘一撇嘴：“臭娘们儿，耍嘴皮子行，实干精神一点也没有。”

我独自一人离开驻地，进入了平原正北方那片丛林。我来寻找那些沙丘链，关于它的记述和勘测要由我一手完成。我差不多是把这一任务抢到手的。穿过丛林就会看到那三三两两的大沙丘，它们像巨人的坟墓。

丛林比记忆中的疏淡多了。但一地芳草依然那么柔软。这些温柔的草，几十年前曾经安慰了一辆逃难的马车。它们顶着晨露，眼睁睁地看着从车上下来几个不幸的人……风中的草在凄婉地歌唱，我蹲下来抚摸它们。它们像火焰一样燎我的手，我赶紧缩回。

走出丛林，登上沙丘链，流沙灌满了鞋子。站在丘顶遥望大海：蓝蓝的，没有几个帆影；拉鱼的人稀稀疏疏。海边上多了一些闲逛的人，他们穿了方格布衫，戴了雪白的太阳帽。

我一直走到大海边上。海水冲积物多极了，杂乱得让人费解：小木块、破碗、枕头、一截自行车链子、胸罩、手电筒、石油凝块、灯泡、长长的发辫……死鱼烂虾多得目不暇接，连鸥鸟也不愿拣食它们。嘎嘎大叫的海鸟在前头翻飞，像是在进行一场最后的舞蹈。

过去的痕迹几乎再也看不到了。我离开这里太久了。要不是刻在心上，不是这样的一份铭记，我绝不可能准确无误地踏上一条芜草中的小路——我记得再往西会看到一排洋槐，槐树西边是一些壳斗科植物，是灌木丛……那儿有几座长满了荒草的坟墓。它们在荒原上显得小极了，它们可不是风成沙丘，它们真实地埋葬着。

妈妈和姥姥长眠于此，还有另一个人。除了她们和他，还有我的父亲……

从那儿返回驻地的路漫长无边，我直走了好久好久……

迈进小屋，眼前的情景差点使我嚷出来——朱亚半卧在小床上！他见了我没有坐起，只是笑着。

原来他的病稍微好些，就立刻赶了回来。这既令我高兴又令我担忧——我一想起那些殷红的血就心惊肉跳。他说：“不要紧，那不过是胃中一根小静脉破了，注意一些就行。”我将信将疑。

黄湘已经回城了。他在此留下的工作是可怕的，朱亚说它们几乎没有任何用处，他领人搞下的所有数据几乎都是错误的，它们大多来自陈旧的资料，有的甚至是臆造的。朱亚在说这些时竟非常平静，他怎么能够平静呢？

我把收起的东西还给他，包括那个布面本子。我没有说自己读过它。

在整个半天的谈话中，他都没有离开小床。我终于明白他有多么虚弱。

夜晚，他的屋子一直亮着灯。我催促他睡觉，他只是点头。后来我过去陪他。有一刻钟他只是盯着台灯座子，使劲咬着牙。我想他在忍受疼痛。我提醒他吃药，他拍拍衣兜说吃过了。他的两个衣兜都是药，以便随时服用。他转过脸，笑了。难得的笑。询问起这几天的收获，我讲起了这片平原的变化——消失的拉鱼号子和大片的丛林、葡萄园……我不慎说出了一个不愿提及的事实——我是这座城市出生的。

朱亚“啊”了一声，正了正微侧的身子，连连说：“讲讲这儿的过去，讲一讲……”

我告诉他这里的四季是怎样的。冬天的雪岭，河冰下的鱼，还有穿着翻毛皮袄渔猎的老人；春天的丛林，各种野花，特别是像小山一样叠起的洋槐花，它们浓烈的香气怎样招引来全世界的蜜蜂；秋天满地都是果实，因为无论如何也采摘不完，就必然要留给冬天；那些野物用前爪小心地扒开雪封，掏出冰冻的红果，咬得嘎嘎脆亮；夏天是躲闪太阳、钻河入海的日子，是深夜躺在河边沙地点一堆火听故事、仰脸看月亮和星星的日子……

朱亚在我的叙说中一声不吭。他深深地沉浸其中。

那时的丛林无边无际，各种各样的北方树种在这儿都能找到。林中的各种动物都有，只要从林中走一趟，它们就一齐探头观望，然后闹着叫着跑开……

“后来怎么了？它怎么到了今天这一步？”

“后来有了战争。数不清的战争。死了很多人。这片平原是被血泡透的，真的，那片林子……”

朱亚一声不吭。停了一会儿他喃喃自语：“现在看这里根本不适合搞那个大工程。不要讲别的，地下水就不够用。到时候一个好地方会变成一片不毛之地……还有，怎么排污？那不是一般的污染……”

我目不转睛地看他。

“大概我们只会提出一份否定报告……”

我看到他的眼睛中似乎有什么闪烁了一下。他伸手到衣兜里抓药，又停住了。他突然问：

“老家这儿还有什么人？父亲在吗？”

我的心一阵急跳，条件反射般的叫道：

“父亲？不不不……”

我用力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