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子走过来，贴着门框站着。她为父亲补充说：

“它们参加过老干部书画展，得了一等奖！”

我点头。那上面大多写了一些古书上的现成话，什么“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等等。

岳父特别爱写一个很大的草书“寿”字——它大约有两尺见方，装裱后尺幅更大，要两人以上才能展开来。

岳母说：“我喜欢这个‘寿’字。他去年才学会写这个字。”

岳父不快地哼了一声，把“寿”字放起来……

我们继续欣赏书法作品。岳母离开了一会儿又走来，对着男人耳朵上咕哝了几句。我知道客人来了，就随岳父走到客厅里来。

进来的人是一个比岳父还要老的、瘦削不堪的老头儿。他的头发白了大部，但两眼炯炯有神；一条腿有些毛病，走路一歪一歪的；腰虽然很厉害地佝偻着，可这会儿正在努力地挺起。他一见岳父就赶紧上前一步，接着双腿并拢，“啪”地打了个敬礼。

岳父鼻子左侧的肌肉抽动了一下，松松垮垮地向对面的老者还了个敬礼。

我笑不出来，而且心情立刻变得肃穆了。我发现自己也像那个老者一样，不由自主地把脚跟并到了一起。

他们在沙发上坐下。

我想听他们说话，但待了一会儿又觉得不妥，就退到了一边。梅子小声说：“来的老人是父亲在部队时的一个警卫员，他刚在环保局副局长的位子上办了离休手续……父亲是他的老首长，他隔一段就要来一次……”

“‘首长’永远是‘首长’吗？”

“那当然了。当年父亲的一些部下如今很多都在这个城里工作，他们常常来玩，不过都不怎么打敬礼了，只有他还这样。多好的老同志啊。”

“打敬礼好，我就愿看他们打敬礼……”

梅子觉出了有什么不对劲儿，不跟我谈了。

老头走了。我发现岳父增添了一种不能抑制的兴奋。他把衣扣解开走到院门口，又站在小院里大口呼吸，望着远方。西南方有一朵红云，太阳就要落山了。岳母走过去，站在男人身边。岳父这样待了一会儿，转回身来长长叹息：

“老啦，我们都老了！剩下的事情要由你们去做喽。”

我神往地看着他。

“你那些东西，”他用食指指着我的衣袋，好像我衣袋里就装了什么东西似的。但我很快明白他是指我平常写的那些东西——“你那些东西，也该写一写我们的这位老同志。很勇敢的人嘛！出生入死。他腿上中过弹，那是一颗炸子儿，到现在还留下一块很大的疤瘌。”

我点着头，这时突然想起了什么，问：“您也受过伤吗？”

岳父好像不屑于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一起回到了沙发上，“那一年我们被围在一个小山包上，小山包的下坡那儿有一个小村。我们从村里退出来，占领制高点。”岳父右手的食指在半空里点了一下。

4

与岳父在一起时，我珍惜每一次谈话机会。只要谈到了战争，我就忍不住好奇，越问越多：“那时母亲也和您在一块儿吗？”

岳父的思绪完全陷入了那场战斗，对我的询问充耳不闻。“我带着警卫员边打边撤。就是这个老同志，那时他年轻得很哩，就像你这么大年纪，一手好枪法。就是那一次突围中他受了伤……我怀疑我们那一次驻扎被人告了密。出了叛徒啊——我一直在怀疑一个人，那个人如果活着，大概至少也有九十多岁了……”

我最恨的就是背叛。这时我脱口而出：“那个人大概不会活着了……”

岳父一愣，木木的眼睛转向我：“你怎么知道？”

我吞吞吐吐：“谁知道，反正……叛徒还能活那么大年纪吗？大概不会的，从心理与生理的角度看，叛徒们的一生总是被巨大的痛苦压迫着……他们要活过九十岁是很难很难的。”

岳父终于听明白了，失望地叹了一声。

而我毫无调侃之意。我在说这些时，甚至在心头涌起一股对叛徒的仇恨……记得很早以前了，我还曾经写过一首关于“叛徒”的诗，其中有两句这样写道：“我是一个叛徒/所以我活不久/为了活得久/我才背叛/然而我是一个短命的叛徒……”

我随口念出了这么几句。岳父一开始听得很认真，后来又皱起了眉头。

梅子说：“什么啊……”

岳父接上被中断的话头：“那个人就在这片平原上活动，他常常进山。本来是我们的人，可是他的行为后来还是让人觉得可疑。他经常到海港上去，那时候你知道，海港可在敌人手里啊。他跟港上的人混得很熟。我曾经提醒过首长，可是首长不愿意谈这个。有一次我没经过首长的允许就一个人盯过他的梢。那天他一直在前边，化了装，扮了商人模样，戴了礼帽，穿了长衫，枪就掖在长衫下边。鬼精，走了没有二里多地他就发现了我。可他装着什么都不知道，拐过一个山尖嘴时一阵疾跑，人不见了！我就往前摸；刚刚摸了没有多远，他就从一边蹿出来，抬手给了我一枪。那一枪打在我的耳朵上面，只擦破了一点皮……”

我看看他的耳朵那儿，没有发现伤痕。

“嗯，”岳父在耳朵那儿伸手弹了一下，“我就掏出枪来，先找个地方隐藏好。我知道他早晚要从石头后面蹿出来。我等着，等了好久，一点儿声音都没有。这时我才知道上当了。我转到山石那儿一看，见下面有一条羊肠小道。原来他从那儿滑溜下去了。下面有绿腾腾的茅草、葛子、松树，他就攀着它们绕过了山涧，顺着河口跑了……再到后来我们还见过面。不过日子久了他认不出我来罢了。也许是一场误会，他还跟我握手！这人会讲一口流利的南方话。”

梅子在我旁边，脸色冷冷的，两眼一眨不眨盯着父亲。

“那时候很冷酷啊，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梅子她妈十几岁就会打枪。她有一手好枪法，可是后来服从工作需要，当了护士。有一天战斗间隙里我去看她，她正好从帐篷出来，两手都是血，就带着两手的血，她抱住了我……”

岳母咳嗽着。

“她抱住了我。我身上也沾了血，可是我们顾不得那么多。整整一年多没有见面了……”

岳母听到这里不咳了，眼圈红了：“那是什么日子啊，什么日子啊！”她的眼睛在那一瞬间变得火辣辣的，直直地望着自己的男人。

岳父站起来，手在胸口那儿抚摸着。这时我不由得想到：那个扮了商人的家伙如果枪法再稍微准一点儿，那么就没有眼前的岳父了，当然也就没有我的梅子了——也没有了我们的小窝——更不会有眼下的这个小院……一切都将完全不同——可见只差那么一点点，我的生活就将全部改变。看来很多事情完全出于偶然，一切都只差那么一点点。历史正是如此，往往就是在一瞬间里被决定和改变的……后来我又反过来想：如果岳父当年打死了那个人呢？如果对方根本不是什么“叛徒”，而他的子弹又落到了一个没有任何罪愆的人身上，那么眼前的这个人不就成了一个杀人犯吗？那个扮作商人模样的人就因为遭到了盯梢才向他射击——而岳父有什么理由去盯梢一个无辜的人呢？就因为一点点怀疑吗？这种盯梢显然是对别人的一种侮辱，而且一旦有了那个可怕的结局，也就完全可以被理解为一场谋杀：于是对方也就有理由用枪射击……这种道理也许在血与火的时代已经讲不通了，也许岳父做得才是对的。当然，从哪一方面讲，他今天也都不必埋怨那颗射来的子弹了……当时他如果被击中，那也丝毫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也不必吃惊，因为在战争年代发生什么都是完全可能的、合情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