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书记也爬上坡来，到了羊圈。幸好我们刚中断了谈话，她满不在乎地站着，我在装模作样地干活。

“嗬，你们干了不少嘛！”书记的情绪今天出奇地好。其实我们并没有干多少，书记从我旁边走过，瞥了我一眼。我也瞥了他一眼。我没有发现他的眼睛有什么异常。他笑眯眯的，眼角放射出几条饱经风霜的鱼尾纹。这是个很机灵的人。在旁边没有人的时候，他对我的态度很好。这个队原来号称“鬼门关”，是全农场管得最严的一个队，“文化大革命”后期又改作武装连，负责看管农建师设在这里的监狱。“九·一三”林彪事件以后，是由他来解散这所监狱的。但是，和社会上一样，所谓解散，只不过象一撮盐溶化在一缸水里，最后，盐消失了，而整缸水都含有稀释了的监狱的苦咸味。我听人说，他常告诫那些爱用拳头棍棒敲人的群众，“你们别把狗逼到墙根上罗！”虽然他还是把我们这种人比作狗，但在号召“痛打落水狗”的年代，这样的话已经够有人情味了。自他来了之后，“鬼门关”的制度的确宽了许多，农工们假日出门，甚至不打招呼也可以；“鬼门关”不怎么象“鬼门关”了。

他把笑眯眯的眼睛转向她，走到她跟前，接过她手中的铁锹，掂了掂，说：

“刚领的？口还没有开哩。”

说完，就将锹口搭在垫木槽的粗石上，手腕使劲地压住锹把，哗哗地磨起来。他披着褪色的绿军服，两支袖子象拨浪鼓槌般摇来摇去，但姿势很有力，矮墩墩的身躯半蹲着，更显得结实粗壮。磨了好半天，他站起来，用拇指试了试锹锋，交给她：

“看，这就好使了。你铲几下，利不利？”

她照他说的在羊粪上铲了几下，满意地笑了。

“嗯，真的，好使多了！”

书记很容易就改变了她原来对他的印象。这个书记真有办法！我就没有想到替她磨锹，光会磨嘴皮了。

我背对着他们，用铅丝把一根根栏杆拧紧。现在是书记代替了我，和她埋柱子，风一阵阵传来他们的说话声。

“曹书记，来这儿之前你在哪儿啦？”

“哦，那时我在大草原上，锡林郭勒大草原，你知道吗？我在那儿当骑兵。”

“嗬，那真是个好地方。”

“你去过？”

“没去过。我在电影上看的。那草原真漂亮……”

“是呀，草原是块宝地，尤其到了夏天。可是几百里不见人烟，更别说女人了。当兵的全是小伙子，有时候，真孤单呀……”

他也感到孤单过？

“那你为啥不把老婆带上？”

“那时候我还没娶老婆哩。再说，我还不够资格，我才是个排长。在部队，营长才许带家属。”

“你们那口子挺漂亮的，是不是在学校教书的那一个？”

“唉，啥漂亮不漂亮！俗话说：‘当了三年兵，见了母猪都是双眼皮的，何况我当了八年兵？！’我一复员回到老家就结婚了，管她漂亮不漂亮！”

曹书记的语气有几分懊丧。放在现在，他就不会娶这样的女人吧？他女人突出的特点是嘴大，满口黄牙，两腮红得发紫，并且皮肤粗糙，据说这是因为他们家乡的水土不好。黄香久夸她漂亮，是在恭维她。是的，不恭维她恭维谁呢？她是连队书记的老婆，虽然小学还没有毕业，写自己的名字也缺笔少划，却能在农场学校教小学。

她跟书记也能找得出话说。曹书记平常就没有什么架子，这时更说了些心里话。他说这里没有他们老家好，风沙大，交通不方便，可是来这里能当国营企业的干部，比在老家当公社干部好，二则他老婆和妯娌又闹不到一块儿去，所以就来了。要是有机会转到家乡的国营单位去，他还是要回去的。她对书记不愿在这儿长久呆下去表示惋惜，说咱们农工就仗着一个好领导。“火车跑得快，就靠车头带。”又叹息说：“当干部就是好，能满世界里调，农场不愿呆了到工厂，工厂不愿呆了到政府。咱们当农工的调来调去还是在农场。”曹书记叫她也活动着调回老家去，说是只要她家乡有个接受单位，这里他一批就放走了。我眼角瞥见他还抖了抖手腕，做出了一个签字的手势。她说：“谢谢你啦。可我不愿意回去，在外边犯了事儿，回老家丢人败兴的。”曹书记说：“你那又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纯粹是人民内部矛盾！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要放在‘文化大革命’里面，哪能给你判三年劳改？你没看大字报上揭发的，好些高干都搞这事哩！”我还不知道她犯的什么案子，书记是抓政治的，有权翻每个人的档案，当然知道。听曹书记的口气，她肯定犯的是所谓“男女关系”。只有这种罪过，不分高干、基干、平民百姓都能够犯。如果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她还没有这个资格呢。

他们两个聊着天，我心不在焉地干着活。不知怎么，我的情绪陡然低落下来，看看太阳，有点偏西了。明晃晃的山岗聚合成飘动的灰雾，缭绕在光秃秃的山间。风也减弱了，在去冬的葳草和今春的绿叶上疲倦地徜徉着。眺望面方，黄色的地平线上有一小片白色的尘埃。“哑巴”快把羊赶回来了。放羊的把式出工比大队晚，收工比大队早。他们回来，还得饮羊，还得给乏羊喂料，活多得是。

我不客气地一把把栅栏门拉开。门象一把散了骨撑的扇子，摇晃个不停。那意思是说：你们走吧，羊快回圈了！

曹书记掉过头来看看我，又抬起腕子看看表，说：“今天就干到这儿吧。”他把锹还给黄香久，向我走来。

“给，抽只烟吧。《参考消息》上说，抽一支烟要少活五分钟，我就不信。一个人咋能知道自己活多长？那五分钟又从啥时候扣起？”

我说：“抽就抽。反正多活五分钟少活五分钟，对我来说无所谓。”

我把烟先点着，然后把火凑到他面前。他在我手上对着烟，喷了一口，意味深长地说：

“对谁来说都无所谓。这会儿，谁还怕死？”

是的，中国人连死都不怕，特别是现在，活着并无趣。不过跟他说话要适可而止，我问：

“我这趟回来，是住在羊圈呢？还是回大队去住？”

“随你。”他爽快地说，“放不放羊也随你。你在山上苦了一冬天，想歇歇的话，就回大队。想放羊自在，就还是放羊。还有，你刚回来，给你三天假，咋样？”

“行。那我就回队上干活去。”

在农场，大队上最好混日子，按时出工，按时收工，按时休假，不管干得怎么样，工资一分钱也不少。这里不是劳改队，单独工作并不体现自由，反而会被牢牢地钉在岗位上，没有愿意放弃假日来替换你。尤其是我们这种人，还要冒风险。比如，羊只的成活率高，成绩不会归于你，倘若死亡率高了，倒会找到你的头上。

书记搓搓手，掸掸裤腿，走了，沿着他上来的那条小路向居民点走去，她抱着锹过来。

“书记开恩，放了我三天假。”我说，“奇怪，书记今天好象对人特别好，我看跟你聊得也挺热闹。”

“哼！”她哼了一声。“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这些人可鬼着哩！”

“怎么不一样了？”我敏感起来。我在山上一个冬天，看不到一张报纸，听不到一句广播，难道这期间世界有了什么变化？

“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我觉着不一样了。”她望了望地平线上逐渐变大的白色的尘埃，说：“你要是没事，到咱们房子来聊聊。我那儿挺清静，就两个人，那一个是个老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