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每顿饭后都要用毛巾仔细地把它擦干，放在干燥通风的窗台上。这当然引起“营业部主任”的不快。在每周一次的“生活检讨会”上，他就此指责我“资产阶级的恶习不改”，“没有一点劳动人民的生活作风”。

我虽然也暗自惭愧，觉得他的批评不无道理，但想到多出来的1００cc，又私下里感到宽慰。

我们两人的关系一直是这样：他总认为他不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压倒了我，我也总认为不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压倒了他。现在，我就认为我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压倒了他。早饭我比他多吃了大半瓢，而且我的一瓢零大半瓢全是稠稠的粘饭，直到此刻我还感到它们在胃里尚没有完全消化掉，还在忠诚地给我提供卡路里。而他的一瓢不过是稀汤而已。尽管他把黄萝卜嚼得嘎巴嘎巴响，但他的怀里有馍馍么？没有！肯定他没有！我的怀里却有两个货真价实的稗子面馍馍。我想什么时候拿出来吃就拿出来吃。我现在不吃只是我不想吃它罢了。福气不得享得过头；乐极必然生悲。这是我劳改了四年体会到的人生哲理。“走□！大车走远□！”我向大车赶去，又回头朝萝卜田里的几个人大声吆喝。我还有比他优越的地方。我意识到了我?今?天?可?以离开那条土路，?今?天?可?以跨过那条沟、那条渠，?今?天?可?以到这田里来找黄萝卜（找没找到是另外的问题），?今?天?可?以想什么时候回到大车跟前去就什么时候回去；?今?天?我?是?受?我?自?己?的?意?志?支?配的，不是被队长班长派遣的，也不必事事都要向队长班长喊报告。“营业部主任”虽然也这样行动了，并且行动得比我还要早、还要快，但不自觉地运用这种自由和自觉地意识到自己获得了这种自由，这二者在精神上就处在不同的层次。

我觉得我比他高尚，比他有更多的精神上的享受，虽然没有找到黄萝卜，我还是心满意足的、带着一种精神胜利的自豪感追上了大车。“走□！大少爷在发号施令□！”我听见“营业部主任”在后面向其他人这样喊。不一会儿，他们也跟了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