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周绍文皱着眉头想了一想，脸上蓦地展开一丝异样的笑意。“那么，这里面就有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了：一，下棋是两个人才能下的，你当时去的时候，房子里并没有别人，他为什么要把丢了一个黑炮的象棋大明大白地摆在最显眼的地方呢？二，一颗棋子值多少钱？李厂长说是木头做的，我不会下棋，不懂那玩意儿，可我想一副木头棋子至多值一块多钱吧；一颗棋子，不管它是黑炮红炮，就更不值钱了，他为什么要花好几毛钱打这么份电报呢？嗯？”

他睁大眼睛，带着疑问的笑意看看每一个人，像一个天真幼稚的孩子，希望大人能给他解答这两个问题。三个人也困惑地看着他，连郑副厂长的目光也从天花板上收了下来。李任重直眨眼睛：这两个问题既没有数据，又没有资料可查，比任何技术问题都难回答。是的，一件生活上的小事一旦提到严肃的会议桌上来讨论，它本身就无形中具有了严肃性和神秘性，谁也难以摸透——理性解释不了非理性！

大家又像第一次、第二次讨论翻译的会上一样，僵在各自的座椅上。最后，还是吴书记出来打圆场。

“哎——我看，老李，wc的安装也快完成了，翻译呢，也不用再换了吧。那个姓冯的大学生，不是也对付到今天了吗？再把赵工换上去，他还要重新熟悉，也有困难。是不是？

啊，咱们……这就算了。赵工呢，今后咱们的确要多关心他，主要要从政治上关心，看他以后还有什么新情况吧。啊，咱们这次会，是不是就到这里？啊，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李任重回答不了周绍文的两个问题，再说不出什么意见了。郑副厂长和周绍文更无话可说，收拾了桌上的本子，端起茶杯，一前一后地走出会议室。

“老李哇，”吴书记站起来把门关上，转回身坐到李任重旁边，语重心长地说，“凡事要谨慎小心啦！像这类问题，咱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万一要出了什么纰漏，责任算谁的呢？你还敢在会上大包大揽地‘保证谁谁谁没有问题’，我告诉你，我参加革命四十年了，都从来没敢说过这种话。你现在可不像过去了……你也知道，为了提拔你当厂长，从局里到厂里，有多大的阻力！直到现在，咱们党委内部，不还有人不服气吗？唉！你千万别出错呀！你出了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是给咱们党提倡领导干部知识化、专业化的政策上抹了黑啦！到时候，你看吧，说啥难听话的都有……难啦！以后你就知道了，当个领导真不容易！至于赵工呢，我还是那个话：也别难为他。干脆，让他啥都不知道，不参与。这样，要是他真像你说的那样没啥问题，他心里也不会不好受……”李任重半小时前还满腔热情，想为知识分子，至少是为赵信书伸张正义，辩白冤屈，但在周绍文这位由职业所决定的怀疑主义者面前，心里的血液一下子降到了冰点，听了吴书记这番亲切的教诲也没有暖和过来，反而更有点战战兢兢的感觉。他沮丧地坐在皮椅上默默无语。吴书记看看他的脸，拍了拍他肩膀以示安慰。吴书记此刻心里想：“唉！真难啦！你看，我还得给厂长做思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