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更半夜把车停在这荒郊野外，妇女又露出害怕的样子，在车座上搂着孩子缩成一团。我没有灭大灯，干这些事尽量离她远一点。等我上了车，妇女好像松了口气，第一次用依赖的语调小声问：“到库尔勒能找到医生吗？”

我说：“能！”

记者同志，人只要取得了别人的信任，就有股力量催他非要把那事情办成不可。我心里想，就是医生钻到炕洞里，我也要把他揪出来！

车到库尔勒，已经是凌晨了。我没有开向医院，直奔到我认识的那医生家去拍门。

“谁呀？谁呀？”拍了半天，医生醒了，好不高兴地问。

我说：“我呀！你忘啦？……”

这医生是四川人，去年探亲回来，又是棕箱竹篮，又是木器家具，撂在大河沿找不到车，眼看要变天了，急得团团转。那次是我帮他拉回家的。当时他千恩万谢，一定要给我点什么，我没有拿，他就说，以后有事找他，他绝对帮忙。这回果然用上他了。

医生穿好衣裳开开门，迷迷胡胡地：“是哪个的娃儿？是你的娃儿么？”

我看了看坐在车上的妇女，说“不错，是我的！你快点吧！”

这一下，医生清醒了，抖擞起精神，忙着找值班的，找护士，找司药，终于把他们母子安顿在病房里。

没有我的事了。我把车开到“二招”，放了水，寻个房间打了个盹。天一亮我就上了去阿克苏的大路。

一个星期后，我从喀什回来。我想，虽然不是我的事，也应该去谢谢那个医生。我提了五十斤有名的阿克苏香稻米，跑到医生家去。

矮个子医生一见我，就指着我鼻子笑开了。“你搞的啥子名堂哟！”他说，“那上海‘埃亚拉’（埃亚拉：维吾尔语，妇女的意思。）说根本不认识你，还要当人家娃儿的爸爸哩！人说‘车船店脚牙，不死也该杀’，你也是没有一句实话，害得我那晚上连觉也没睡好。”

我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又问孩子后来怎么样了。

医生笑着打趣我：“你的娃儿好了，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卸了车，晚上没事，听着招待所里的人乱拉胡琴、乱唱“样板戏”，心里也好像那胡琴的弦子一样瞎跑调，总也静不下来。干脆，去看看孩子吧。

我提着两筒罐头走进病房，一眼就看见她坐在孩子旁边。孩子躺在床上，正指手划脚地跟她咿呀咿呀地说话。这时，我才看清她。她并不是“羊杠子”，顶多只有二十六、七岁，一对大眼睛，脸皮黄黄的，神情带着一点忧伤。当她俯下身看着孩子的时候，我发现她是个很温柔善良的女人，和那晚上发疯似地拽着我胳膊时完全不一样。

她抬头看见我站在床前，眼睛忽然一亮，不好意思地说：“那晚上对不起你。我是……吃亏吃怕了。”

我说：“没有啥！孩子怎么样了？”

她说：“孩子是急性肺炎，医生说晚来一步就完了。那晚上亏得你……”

她一脸感激的样子，眼睛里也潮潮的。我倒难为情了，就低下头来逗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