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局长面前是一张和小学生课桌一样的旧办公桌，书记员搂着一卷纸跷着二郎腿坐在一旁的歪木凳上。这情景和二十几年前非常相似，那时随便在什么地方、随便拉一副桌椅板凳来便能组成公堂审讯判刑；群众革命专政的特色就在于它的非正规性和反常状态，只有在这种状态中群众才能体会到对别人专政的快感。公安局长伸手向书记员要他的材料。书记员把怀里的那卷纸打开，原来看起来很厚的一卷纸却只有一张。书记员隔着桌子将纸扔给局长，那张纸便像蝴蝶飞过花丛似地扇着翅膀飘到局长面前。
局长嘴里啧啧作响地上下浏览他的材料，即那张纸。那张纸是透明的，他从反面也能看到上面写的些什么：姓名：赵鹫；曾用名：无；性别：男；出生年月：1934年12月；民族：汉；籍贯：河北省国安县；家庭成分：城市贫民旧职员小业主上中农地主反动官僚；个人出身：学生；文化程度：大学……家庭成分这一栏填得如此复杂是政策和形势不断变化的结果。最早开始填表时他还在中学，自己填的是城市贫民，后来领导上认为他的家庭应该算旧职员，因为他父亲曾在旧社会的县政府当过管伙食的职务。到1956年全国实行工商业改造，社会从对每个市民的政治身份兼及到家庭经济状况，又觉得他在这一栏里填 “小业主”更为合适。经查，他父亲作为留用人员在新政府工作一年后退出，去开过一家卖针头线脑油盐酱醋的杂货店。但与此同时，农村合作化的高潮也到来了，因他父亲继承过他祖父在乡下的几亩田地而自己不亲自耕种，虽然土改时土地已经分了出去，但按政策界线还应划为上中农。这样，“小业主”和“上中农”就并列在一项栏目里。所幸的是，在城市和农村，“上中农”和“小业主”二者的阶级地位相等，没有矛盾，并列的状态一直维持到政治运动的深化，当群众运动和社会认为他的家庭成分又应该升级时，领导就指点他必须这样填：在农村，升到“地主”，在城市，升到“反动官僚”，他当然别无选择地在领导给他指定的地位上呆着；一个早已死去的父亲的鬼魂，在不同历史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一会儿是市民，一会儿是农民，一会儿是老实巴交的小职员，一会儿又成了面目可憎的反动官僚。并且，他虽然没有得到两份遗产，却好像承担和代表着两个家庭，具有双重身份。这样兼容并蓄地呆到八十年代初不用在表格上填家庭成分这一栏为止。表格上这一栏的方框融化了，他才从里面浮游出来，游到社会上和大家混在一起。
“你是谁？”这个问题其实一开始就存在。而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
他看到贴相片的位置上是个空白。那份材料上竟没有他的相片。这样更搞不清楚“你是谁”了。但继而一想，那空着的位置何尝不是为了贴上他任何一个时期的相片留下方便呢？也就是说，不论什么时候，从1934年12月出生直到他死，只要贴上当时所需的相片，这份材料用在他身上都是符合的。
局长皱起眉头，扬起面孔望着他，仿佛要在他的脸上寻找答案。因为局长从这张纸上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再次将他抓进监狱。
“老赵，你说实话，你得罪谁了？要不，啊，在那经济上有啥不清不白的地方？嗯？”局长往前凑了凑，暧昧地笑道，“跟我，说啥都没有关系。咱俩，谁跟谁呀！到我这儿的话，你就放心吧！”
局长真是个好心人。这一点也不像审讯，更像在饭桌上聊天。他记起来了，局长不止一次地跟他喝过酒。局长除了爱喝两盅外再没有其它毛病。作为一个办企业的，一个公司董事长兼经理兼厂长，不和公安上打交道是不可能的，可是他和这位局长仅到喝酒为止，局长也从来没有向他提出任何非分要求。现在局长能够如此真心地关心他，他不由得非常感激。
“局长，我跟你说实话，我没有一点点任何问题，我也想不起得罪了谁，何况现在谁也没有这么大的能量能把我弄到监狱里来。”他觉得应该义不容辞地结局长指点迷津，“你再仔细看看，抓我的理由实实在在还是我欠了原来的八年。”
局长再次瞪大眼睛在纸上寻找，把那张纸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那张纸实际上是张白纸，铺在旧的桌子上洁白耀眼，不着一字，可是局长还是看明白了。
“你看，姓名赵鹫、曾用名性别民族出生年月日文化程度……啊。在这里！”局长边用手指一行行地划，边翕动着厚嘴唇念念有词，最后在纸上一拍：
“当初的罪名是‘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污蔑无产阶级司令部’，1968年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1978年复查的结论是：‘该赵鹫虽然思想反动，对无产阶级专政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心怀不满，在群众中散布过错误言论，但并没有实际行动，没有对社会造成危害，没有构成犯罪事实，且认罪态度较好，坦白交代深刻，应予宣布释放，恢复工作’。”
局长念到这里，做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咧开大嘴笑道：“我看，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应予宣布释放’，为什么不是‘无罪释放’！上面既然肯定了‘没有构成犯罪事实’，啊，还是三个‘没有’，下面就应该明确写上无罪才对。‘释放’，假释也是释放！真是乱弹琴！而且，‘心怀不满’是什么意思？！他们怎么知道你‘心怀’的东西？再说，‘恢复工作’又不是法院管的事。该写的不写，不该写的他倒写的个明白！”
局长虽然言词激烈，慷慨激昂，但丝毫不表示他愤怒，只觉得好笑，就像在饭桌上听了一个笑话一样。而赵鹫，也就是他本人，这时反倒有点高兴起来。他终于碰到一个懂点法律知识的人！可是他又没有办法对局长说得很清楚，让局长和他一样清楚。局长今年才三十多岁，属于“跨世纪干部”之列，人精明能干，有大专学历，有实际工作经验，原先当派出所所长时抓小偷抓得多，以致小偷们一听他的名字就闻风丧胆，很快便一级级提升到正局级。然而1968年时局长正拖着鼻涕到处抓麻雀（也许就是在抓麻雀时练出了抓小偷的本领吧），1978年时局长还是部队的一个小列兵，他怎能让局长更进一步地明白，1978年全国大举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市复查小组一天要复查上百件案子，五个将近六十岁的老头每天坐在一起要研究上百份材料，每份材料都须五个人取得一致意见才能上报市委批复。铁打铜铸的人也会被磨得形销骨立。有道是“萝卜快了不洗泥”，疏漏是难免的。一篇结论上多几个字少几个字有什么关系？把人释放出来就是最好的结论，就是无罪的最有力的证明。被释放的犯人哪个还有心思和复查小组去争论结论的某处某处写得不对？飞出笼的鸟儿没有一只会回过头来再向人索取通行证的。飞得越快越好，飞得越远越好……所以当时还产生出一个流行的词儿，叫“一风吹”，意思是你过去的一切历史问题统统都被风吹掉了，都没有了，你完全自由了。
当时的小列兵还不知道有“一风吹”这么个词，也不知道十几年前曾有个复查案件的五人小组负责平反“冤假错案”，更不理解在当时得到这样的结论已经算万幸，而“心怀”的东西正是他自己坦白的。结论拟得好就好在它的行文上下呼应，下面的“坦白交代深刻”指的就是上面的“心怀不满”，反过来说，就是因为他自己挖空心思把“不满”都交代了出来，才获得了“坦白交代深刻”的好评……一切好像都是语言学上的问题。语言学能使人劳改，致人死地，也不是那个时代的特殊现象，似乎是人类自发明了语言后就代代相传的。当今的局长难道就没有运用语言学把人关进什么地方去过？但他用的虽然是同一种语言却是不同的系统。就好像两部同样牌号的电梯却各自有各自的操纵部件一样，你按这部电梯的七楼键决不会让那部电梯也升到七楼去。然而昨天的小兵今天的局长，他乘的这部电梯的楼层键看不到另一部电梯也随着动弹，却埋怨另一部电梯出了毛病。
他无可奈何地一笑，胸中涌上一阵懒得和局长解释的倦怠。他最近太疲劳了，人们都劝他要好好休息休息，公司公关部主任已经和一处消夏胜地联系妥了，那里既可以疗养又可以休闲，打打高尔夫球，游游泳……可是他没去，却进了监狱。他开始出冷汗，感到一阵虚弱的晕眩。而这时他突然想起来，在高科技时代已经完全有办法不用说话就和别人沟通，于是他张开嘴，手伸进喉咙里，从喉部深处掏出一张ansi×3b8标准的电脑软盘，随手递给局长。软盘只有3.5英寸，局长用两个手指头拈着，张开大口如吃苏打饼干一般一下子放进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