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主角回心向善了，可是“善”在哪里？《新生》设法回答这问题——一个勇敢而略有点慌乱的尝试。至少它比它的姐妹作切实得多——从前的影片往往只给你一种虚无缥缈的自新的感觉，仿佛年初一早上赌的咒，发的愿心似的。《新生》介绍了那最合理想的现代少女（王丹凤演），她和男主角做朋友纯为交换智识。他想再进一步的时候，她拒绝了他的爱，因为这年头儿不是谈情说爱的时候。毕业之后她到内地去教书，成为一个美丽悦目的教务主任，头发上扎一个大蝴蝶结。受了她的影响，男主角加入了一个开发边疆的旅行团，垦荒去了。他做这件事，并没有预先考虑过，光是由于一时的冲动，诗意的憧憬，近于逃避主义。如果他在此地犯罪，为什么他不能在此地赎罪呢？在我们近周的环境里，一个身强力壮，具有相当知识的年轻人竟会无事可做么？一定要叫他走到“辽远的，辽远的地方”，是很不合实际的建议。《新生》另提出了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大众的初步教育，是否比少数人的高等教育更为重要，更为迫切？男主角的父亲拒绝帮助一个邻居的孩子进小学，因为他的钱要留着给他自己的孩子入大学。然而他的不成器的孩子辜负了他的一片苦心，他受了刺激，便毁家兴学，造福全村的儿童。在这里，剧作者隐约地对于我们的最高学府表示不满，可是他所攻击的仅限于大学四周的混杂腐败有传染性的环境。在《渔家女》里面找寻教育的真谛，我们走的是死胡同，因为《渔家女》的英雄是个美术专门生，西洋美术在中国始终是有钱人消闲的玩艺儿。差不多所有的职业画家画的都是传统的中国画。《渔家女》的英雄一开头便得罪了观众（如果这观众是有点常识的话），因为他不知天高地厚，满以为画两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伟岸的裸体女人便可以挣钱养家了。

《渔家女》的创造人多半从来没看见过一个游泳着的鱼——除了在金鱼缸里——但是他用稀有的甜净的风格叙说他的故事，还有些神来之笔，在有意无意间点染出中国人的脾气，譬如说，渔家女向美术家道歉，她配不上他，他便激楚地回答：“我不喜欢受过教育的女人。”可是，他虽然对大自然的女儿充满了卢骚式的景仰，他不由自主地要教她认字。他不能抵抗这诱惑。以往的中国学者有过这样一个普遍的嗜好：教姨太太读书。其实，教太太也未尝不可，如果太太生得美丽，但是这一类的风流蕴藉的勾当往往要到暮年的时候，退休以后，才有这闲心，收个“红袖添香”的女弟子以娱晚景，太太显然是不合格了。

从前的士子很少有机会教授女学生，因此袁随园为人极度艳羡，因此郑康成穷极无聊只得把自己家里的丫头权充门墙桃李。现在情形不同了，可是几千年的情操上的习惯毕竟一时很难更改，到处我们可以找到遗迹。女人也必须受教育，中国人对于这一点表示同意了，然而他们宁愿自己教育自己的太太，直接地或间接地。在通俗的小说里，一个男子如果送一个穷女孩子上学堂，那就等于下了聘了，即使他坚决地声明他不过是成全她的志向，因为她是个可造之材。报上的征婚广告里每每有“愿助学费”的句子。

“渔家女”的恋人乐意教她书，所以“渔家女”之受教育完全是为了她的先生的享受。而美术生专门所受的教育又于他毫无好处。他同爸爸吵翻了，出来谋独立，失败了，幸而有一个钟情于他的阔小姐加以援手，随后这阔小姐就诡计多端破坏他同“渔家女”的感情。在最后的一刹那，收买灵魂的女魔终于天良发现，一对恋人遂得团圆，美术家用阔小姐赠他的钱雇了花马车迎接他的新娘。悲剧变为喜剧，关键全在一个阔小姐的不甚可靠的良心——《渔家女》因而成为更深一层的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