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贩毒犯。他们突然很想回去写信：“判了你几年？”雅伯问。

“四十八年。”

“四十八年！你多大了？”

“二十三。”

写信的事暂时被抛到了脑后。他们看着他那张年轻忧伤的脸，努力想像着它五十年以后会是什么样子。释放时他已经七十一岁了、简直难以想像。他们三兄弟中的任何一个人离开特朗博尔时都比这个小伙子年轻。

“拿把椅子坐下吧。”雅伯说。小伙子抓过最近的一把椅子放到他们的桌子面前。就连斯派塞也对他产生了一点同情。

“你叫什么名字？”雅伯问。

“人家都叫我巴斯特。”

“好吧，巴斯特，你都干了些什么给判了四十八年？”

小伙子于是滔滔不绝地讲开了。他把手里的盒子扶扶正，眼睛看着地上，说他从未犯过法，他的父亲也没有。父子俩在彭萨科拉拥有一个小码头。他们航行、打鱼、热爱大海。只要打理好码头，他们就心满意足、别无所求了。他们把一艘五十英尺长的旧渔船卖给了一个从劳德戴尔堡来的美国男子，他付给他们九万五千美元现金。钱存进了银行，或者说至少巴斯特认为钱是存进了银行。几个月后，那个男子又来买了一艘三十八英尺长的船，付了八万。用现金买船在佛罗里达是很少见的事情。后来又买走了两艘船。巴斯特和他爸爸知道从哪儿去弄不错的旧渔船，弄来后拖上岸整修一新。

他们喜欢自己动手干这活。第五艘船买走后，缉毒警察来了。他们问问题，转弯抹角地威胁，还要看账本和生意记录。巴斯特的爸爸一开始拒绝了他们，然后父子俩就雇了一位律师。律师建议他们不要与警方合作。几个月过去了，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巴斯特和他父亲在一个星期天凌晨三点钟被一群身穿防弹背心的歹徒抓走，这些歹徒带着很多枪，足以把整个彭萨科拉的人都劫为人质。他俩衣衫不整地被歹徒从他们靠近海湾的小屋子里拖了出来，当时歹徒用来搜索的灯光把整个彭萨科拉照得透亮。起诉书足足有一英尺厚，共一百六十页，控告他们犯有八十一项走私可卡因同谋罪。他的盒子里就有一本起诉书副本。一百六十页的起诉书里几乎就没有提到巴斯特和他爸爸，但他们还是与买他们船的人一起被当做被告，另外被起诉的还有二十五个他们连名字都未听说过的人。其中十一个是哥伦比亚人，三个是律师，其余都是佛罗里达南部人。

美国大律师向他俩提出做一笔交易——只判他们两年，条件是他们必须认罪，并在审判其他被告的过程中给予合作。认什么罪呢？他们没有做什么错事。他们只认识二十六个同案犯中的一个。他们从未见过可卡因。

巴斯特的父亲用家里的房子作抵押筹了两万块钱请了一位律师。但他们却做了一个糟糕的选择。出庭时，他们惊讶地发现自己和那些哥伦比亚人以及真正的毒品犯坐在一起。所有的犯人在法庭上都坐在一起，仿佛曾经是一台运转顺利的贩毒机器。法庭的另一边，靠近陪审团的地方坐着政府聘请的律师，一群穿着黑色西服的自命不凡的混蛋。他们记着笔记，不时用充满敌意的眼光看着他们，好像他们是儿童性骚扰者。陪审团也对他们怒目而视。

在历时七周的审判过程中，巴斯特和他的父亲几乎就被忽略了，只有三次提到他们的名字。政府主要控告他俩合谋采办并整修大马力发动机渔船，其目的是用来从墨西哥将毒品贩运到佛罗里达地区的各个交货地点。他们的律师根本无力驳回这些站不住脚的指控。他抱怨说报酬太少，无法应付一场历时七周的诉讼。不过，政府聘请的律师倒是没对他们造成什么危害，他们关心的是给那些哥伦比亚人定罪。

但是他们并不需要证实多少东西。他们的陪审团挑得太好了。经过八天的审议，陪审团成员们显然都疲惫不堪、神情沮丧。陪审团最后宣布所有同谋罪名成立。被判刑几个月后，巴斯特的父亲自杀了。

小伙子说着说着，看上去都快哭出来了。但他咬紧牙关忍住了。他说：“我没有做任何错事。”

他当然不是特朗博尔第一个声称自己无辜的人。比奇注视着他，听他讲述自己的经历，回想起自己曾经在得克萨斯以贩卖毒品罪判过一个年轻人四十年徒刑。被告的童年生活非常不幸，没受过教育，有长期的少年犯罪记录，在生活中没有什么机会。当时，比奇正襟危坐地坐在法官席上，居高临下地教训着那个年轻人，他为自己判他重刑感到得意洋洋。必须把这些该死的毒品贩子清除出街头！

自由主义者一旦被捕就会变成保守主义者。蹲了三年大牢后。比奇对他曾经判过的许多人怀有一种痛惜之情。都是些比面前的巴斯特犯的罪严重得多的人，还有一些需要好运的孩子。

费恩·雅伯注视着、聆听着，对这位年轻人产生了巨大的同情。

特朗博尔的每一个人都有悲惨的故事。在一个月里听完他们的故事后，雅伯就几乎什么都不相信了。但巴斯特是可信的。在今后的四十八年里，他将渐渐沉沦下去。在监狱里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一天三餐，晚上睡在舒适温暖的床上。据最新估计，一个在联邦监狱服刑的犯人一年花去政府三万一千美元。这是多大的浪费啊。特朗博尔监狱里有一半犯人无所事事。他们都是非暴力罪犯，本来可以用处以高额罚款和强制社区劳动的方法惩罚他们。

乔·罗伊·斯派塞听着巴斯特的动人故事，心里掂量着这孩子将来会对他们有什么用处。有两种可能性。第一，在斯派塞看来，安哥拉骗局中电话没有用好。三兄弟年纪都大了，只是在假装年轻人写信。如果他们打电话给笔友，比如说假扮成二十八岁的精力充沛的里基给衣阿华的昆斯·加比打电话，风险太大了。但如果用巴斯特这样的年轻人为他们干，他们就能够让任何潜在的牺牲品对他们深信不疑。特朗博尔有许多年轻人，斯派塞也曾经考虑过其中几个。但他们都是罪犯，他不信任他们。巴斯特刚进来，看来还是无辜的，而且他有求于他们。可以操纵他为他们干。

第二个可能性是第一个可能性的必然产物。如果巴斯特人了伙，他乔·罗伊出狱时还有巴斯特在。这个骗局实在是有利可图，舍不得放弃：比奇和雅伯是写信的好手，但他们没有生意细胞。或许，斯派塞能够把年轻的巴斯特练成一把好手，将来代替他的位置，把他那份钱转到外面去。

这只不过是一种想法而已。

“你有钱吗？”斯派塞问。

“没有，先生，我们失去了一切。”

“没有家里人或者亲戚朋友能帮你负担法律费用吗？”

“没有，先生。什么法律费用？”

“我们审案和帮助上诉通常是要收费的。”

“我可是身无分文啊，先生。”

“我想我们可以帮你。”比奇说。反正斯派塞又不会做上诉案子，这家伙连高中都没毕业。

“你不是在说把它当做无偿法律援助吧？”雅伯对比奇说。

“无什么？”斯派塞问。

“无偿法律援助。”

“那是什么玩意儿？”

“免费法律援助。”比奇说。

“免费法律援助。谁做？”

“律师啊。”雅伯解释说，“每一位律师都要贡献出几个小时的时间帮助没钱打官司的人。”

“这是英国古代的普通法中规定的。”比奇补充说，把斯派塞搞得更是一头雾水。

“我们这儿从不接受这一条。是吗？”斯派塞说。

“我们会复审你的案子，”雅伯对巴斯特说，“不过请你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谢谢。”

他们一起离开了餐厅，三位前法官穿着绿袍子，身后跟着一个惊恐的年轻犯人。这位年轻人虽然很害怕，但也非常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