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把萨德小说故事的时间和地点北京设置在纳粹——法西斯共和国时代，从任何角度看，这都是一种糟糕的做法。在许许多多实际经历过那段时间的人们的记忆之中，过去岁月的恐怖是无法充作一种不断超出可能的事实范围之外的象征性、想像性的恐怖背景的，这种恐怖背景就是萨德作品所呈现的（而竟帕索里尼以其奇异的风格适当地再现了）。应当澄清的是萨德的恐怖也是真实和可信的，但是这是在另一个层面上的，在此，精神假定和矫饰冲击了隐藏在人类心灵和社会之内的某些事物。我在影片中看到一个路标，它标出了发生恐怖屠杀的实际地点——玛扎博多(marzabotto)，此时我感到极其不快。对于纳粹占领时期记忆的召唤只可能唤醒一种深沉的感情，它与萨德所提出的（不仅是他的小说中人物的，也是他的读者的首要游戏规则的）悖谬的残酷无情是完全对立的。

提及镇压机构中虐待问题在仍有许多国家习以为常地虐待囚犯的世界上将继续具有现实重要性。但是萨德本人并没有真正参与到这一讨论中去。萨德在法国1793年的残酷暴戾的"恐怖统治"（即虐待狂成为正式的和合法的）之前就放弃了他的恐怖。如果这部影片意图加入对今日政治暴力的谴责的话，它求助于萨德就不是明智之举。但是这当然并非要害所在。

社会控诉之意被较好地明确表达出来：选择四位严肃的权势任务的形象，他们的身份要多尊贵有多尊贵，法官、高级官员和教授等，然后展示出他们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欲望如果得到实现，我们将会目击有史以来所见的最肮脏堕落秽行的总爆发。这一思想当然并不是新奇的。它可以称作是过去两个实际的部分小说作品中内涵的或是明确的主题之一。土国这正是影片想要说的，为了一种可预知的社会争论的缘故而引用萨德，它将是某些东西——但并不多，考虑到在影片中所有这些都将被消化掉（并非在隐喻的意义上）。

另一方面，我们能够在这部影片中看到对萨德的甚至更加激进的翻转吗？将萨德视作一位受害者？当然，可以在影片中看到这一点，而且在这部故事影片中，帕索里尼先前影片的观众还会再次找到他作品中的那些著名特征。当我们发现一小群恐惧的牺牲者各自掩藏了个人的爱的隐私以求他或她可以存活下来之时，影片的最重大的叙事变化就发生了。年轻人们仍然互相揭发，希望这样可以救自己一命，而这正是权力扩散造成的堕落的一个符号；但是观众也会发现一种不可削减的生命本能的保留，它显现于人类的脆弱和温暖之上，压制不能使其窒息。这一主旨（我认为它不存在于萨德作品中）以电影化的手段有力地表现出来，但是它伴随着一个在我看来非常具有修辞效果的影像而迅速地结束了：那位被杀害的裸体青年，他四的时候手臂上举，拳头紧握着。

无疑，帕索里尼希望为一种乐观的，"人性的"和鼓舞人心的影片读解留一扇敞开的门。（因此也就有了结尾和钢琴师之死）但是这一理想幻象和影片实际上展示给我们的情景之间并无相应之处，而只可能存在于对整个恶心的、堕落的世界的表现之中。如果影片肯定告诉了我们某个真理，我们只能在后者之中寻找而非他处。

我想到了萨德在《索多玛120天》中小心翼翼地排除了所有的贫穷和苦难，而正因如此他安排的16位牺牲者都是贵族家庭的青年男女。但是他坚持认为金钱是造成堕落的工具。然而很明显，这一点帕索里尼并未给予明确表现。

现在，使描写堕落的绅士们和他们的机构之间关系的作品真实可信的唯一途径是：明确写出其中最重要的事物是金钱。只有以这种方法，帕索里尼才能够谈及他的戏剧的基本主题：在他成为一位成功的电影导演之后，金钱在他的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金钱制约了他，必须依据电影预算来进行艺术表现；金钱制约了他与无产阶级青年的关系；他曾以兄弟般的情谊相待的男孩们，那时帕索里尼几乎与他们一样贫穷，现在看起来变化是如此之大——斤斤计较，贪婪，热衷于暴力和劫掠。

这是一部将堕落作为一种制度来表现的戏剧：这是萨德作品的核心，而萨德又是以一种极度的欣悦来表现它的，而在帕索里尼作品里，它是绝望。在这种绝望之中，在这种对感染了一切的堕落的厌憎之中，寄托了影片的真理。但是，内在明晰性的缺乏迫使帕索里尼搬弄一系列花招，将某些他力图历史性地加以界定的、变得更加抽象和一般化的"权力"作为他的把子，最后控诉整个世界的堕落和腐化——他本人除外。

为了衡量影片得失并指出一清晰可辨的思路，对于帕索里尼来说，他必须认识到：他本人也是生活在他所控诉的那个世界上的，这种认识哪怕只存在一刻，也就足矣。只有这样，他才能够重新发现萨德的意义。当实施对立行动是一个问题之时，萨德小心地不使我们的良好感觉坠入游戏。只有当"控诉"的手指并不是制向他人而是指向我们自身之时，我们才有可能从萨德那里获取一种"道德"的意义。"行动的空间"只可能存在于我们自己的良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