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足协的同志回忆，那天大家都去吃了火锅，王俊生的脸被火锅映得很红，喝了很多酒，并豪言：“照这样，几年后中国足球就超过日、韩、伊、沙。”能不能在1994年推出首届职业联赛，这在当时的决策层分歧很大，王俊生在一场牌局中“和”了第一把，或者在一片处女地中挖了第一桶金。

余东风也在这场首届职业联赛的开幕战中开始了个人第一场教练生涯，出门前他点燃了炷香向观音菩萨、关二哥祈祷，“第一场执教可不能丢脸”，他认为，输不上三个球就算是不丢脸，因为对手是“十连冠”的辽宁队，而他昨天还只是四川队的一名队员兼助教。

4月17日，余东风和四川队却用一种绝对袍哥式的神勇打法让人们吃了一惊，1比1平了“十连冠”，也让川军每人从老板杨肇基手中拿了3000元钱奖金，余东风本来就想应朋友之邀出去喝酒，但他想了一想，史无前例地没有去。回到“筒子楼”后，他捅开蜂窝煤炉子，给自己煮了一碗面，在吃面的过程中，他腰间的bp机响了数十次，都是约他出去或发贺词的，其中最绝的是一个钢管厂球迷发了一条：“东风，今天你好‘港’(成都俚语，牛×之意)，老子从今以后喊你‘大爷’。”

“现在想起来，那天我居然没有想起打扮一下自己，比如说穿套西服打根领带什么的，我农民一样穿了一套半旧的运动服就开始了执教生涯，球迷突然一起喊‘东风，雄起’时把我吓了一跳。”那一天改变了余东风全部生活。

那一天很多人都显得很土，“广东教父”岳永荣去赛场时拎了一个黑皮包——中国大江南北常见的采购员的必备品。这个皮包岳“教父”拎了很多年，因为4月17日那天他拎着它时，里边装了6万元钱，这是宏远集团打给广东队的第一笔款，现金，沉甸甸的现金，“教父”拎着黑皮包在赛场坐的时候紧紧捂着，人生变得很充实。

4月17日，戚务生刚刚卸下大连队主教练的职务，他从昆明途经成都，从朋友处借了一辆28圈的自行车，在纱帽街到体育馆路嘈吵的人群中穿行，他并不很清楚是不是王俊生就在体育场里边宣布“职业联赛开幕”，但他接到北京一个电话，“你做好准备，俊生提名你，可能当选中国队主教练”。其实那座体育场里还有一个人物后来绝对的大名鼎鼎——陆俊，那时“小字辈”的他执法了首届中国职业联赛揭幕战，而后数年机缘成了“金哨”，10年了，他的记忆相当模糊，虽然提起“4月17日”时陆俊感慨万千，但他歪头想了半天，居然想不起那天是哪两支队比赛了。“不过，我肯定在吹哨，比赛很激烈，人好多，而且没有人喊黑哨……”

“人好多”，也是郁知非的一个回忆，头一天他和根宝在一个弄堂的淮阳菜馆里吃了饭，他问根宝：“要是赢了一场球，你说我该发多少奖金？”根宝说：“怎么也得比以前多给点吧，我认为应该这个数。”根宝放下筷子，右手高高举起了个“6”字——6万。但比赛刚结束他就后悔了：“老板，你可占了我们的大便宜，这么多人来捧场，社会影响这么大，这是一次典型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你只给了我们队6万块奖金……”郁知非哈哈大笑：“这是你说的数啊，要是拿了冠军我给你们翻番。”然后他俩一块去上海电视台做了个节目——《论职业化与非职业化的区别》。

“那天是一种恋爱的感觉，我迷迷糊糊地就恋爱了，感觉像和根宝搭档参加大革命。”郁知非回忆，“但很快理想被现实辗碎了。”

对于那一天，贾秀全在电话里想了半天，才想起4月17日他在南京，“我才30岁，从日本回来就当了八一队主教练，那天我们和江苏打平了，当时很高兴，就和南京铁路局一帮朋友去喝酒”，不过很快他又打电话过来纠正，他觉得与铁路局朋友们喝酒事情应该是另一个版本，“不对，应该在太原，对，太原。”贾秀全对“职业化”没什么太多深刻感受，“以前是坐火车，后来改坐飞机了……”

那一天，在成都的首届职业联赛开幕式上打进了点球的魏群能记住的并不是那个进球，而是领到的生平第一笔巨款3000元，他飞快地跑回宿舍，把钞票一张张平摊在宿舍的席梦思床垫上，坐在床沿，点上一根烟，模仿周润发的样子久久凝视着眼前花花绿绿的景象，“哈哈，想不到我魏群也有今天”。

那一天，李明清楚地记得球队离开大连时老板王健林一直送到机场，并说了句很像革命战斗故事片中的送别辞：“首战务必告捷”。当晚，李明在总共20万的赢球奖金中分到了8000元，然后一群人在延边著名的“狗街”喝酒吃狗肉，“随便吃，随便喝，从此不用在吃饭时提醒自己每月工资只有150元”。

对于那一天，范志毅实在想不起来那场比赛自己分到了多少钱，“但数目绝对让我产生一夜暴富的感觉”。他仔仔细细地洗了个澡，然后把所有钱揣进一个塑料袋，然后晃晃悠悠骑着那辆破旧的永久牌28自行车来到百乐门音乐茶座，找了个位置坐下来静静地听歌，其间，他相当奢侈地喝光了三听每听15元钱的可乐并豪爽地给歌手扔了两张50元大钞，点了一首“浪奔，浪流”的《上海滩》主题歌，他说，“那是当年上海滩的大富豪才有的生活”。

对于那一天，胡志军心痛地记得赛前他染黄的头发被勒令剪掉，但胡瓜假装虔诚地对领队说，“感谢组织，帮我解决了思想问题”，他还记得那一年正好遇上整风，海埂春训贴出的大字报头条标题是：“坚决拥护伟大的职业改革，为中国足球事业奉献青春”。

——那一天，杨一民在天津搞着调研，用的笔记本上还有“加强素质，保卫祖国”的字样；郎效农坐在足协唯一一台21英寸的电视前看北京队的比赛，用的杯子上还印着“为人民服务”的字样；李虎恩因为主场输给了大连队而喝闷酒、吃狗肉，用朝鲜语骂人；有一个球迷偷了四川全兴队的“阿迪”球，叶春泉大发雷霆，责令“龟儿子的，给我务必找回，一点都不五讲四美”……

很多年后，关于这一天的文章终于杀青，我在电话里读给王俊生听，他很唏嘘：“要是不说真会忘了那一天——十年前我的头发真有那么茂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