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不想。”

“简洁明了，”列普金笑起来，“您认为与我们的工作人员的分歧纯属个人的事，而且不愿意他人干涉和做什么组织结论。现在对了吧？”

“不错。”娜斯佳点点头。

“那就转到第二个问题上，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人们都高度评价您善于处理情报的能力和分析问题的智慧。我明白，您正在休养，但市政府对您有个请求。我要强调说，是对您的请求：您能不能给我们提供咨询？我们向您提供全部必要的情报，而您和我们交换结论性的意见。”

“指的是阿尔费洛夫被杀案吗？”

“您怎么……阿尔费洛夫的被杀案已侦破，我指的是更为严重的一些事件。”

娜斯佳好不容易才保持住镇静的表情。是他们刚刚完成的吗？还是夜间呢？她没来得及与科罗特科夫碰头，真糟糕！

列夫-米哈依洛维奇接着说：

“我们有根据怀疑戈罗德市出现了犯罪团伙，他们收买了保卫部门的一些工作人员。我们将非常感谢您，如果您能和我们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并提出揭露和消除这个集团的行动建议的话。”

（还行啊！难道我完全错了？我认为在戈罗德市只存在一个黑手党组织，他们控制了一切。如果是这样的话，政府机构，而首先是列普金本人必然与它保持某种关系。第一种可能是：我并没错，但列普金想把主子们不满意的一些人推出来，伺机假莫斯科人之手干掉他们。为此他们需要能够提出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和搜集哪些证据的咨询，以使主要的保卫部门有根据提起公诉。第二种可能是：在戈罗德市并不存在我想象中的黑手党。政府机构恪尽职守，列普金所说的都是真话。第三种可能是：黑手党仍然存在，而且只有一个，但其中出现了分裂派，而且无法把它们清除掉。比如干掉阿尔费洛夫的那些人。那么，又是谁把他这个可怜虫干掉的呢？）

“请问，列夫-米哈依洛维奇，为什么你们想用私下的活动方式解决你们的问题呢？不如去找俄国内务部或是反贪联合委员会，他们会协助你们的。他们的专家是一流的，权力也大，财力和物力都是我不能比的。”

“这非常不适宜。”列普金马上回答，说着把笨重的身体探向

“为什么呢？”

“我们只是怀疑，很可能是错的。我们不想弄得满城风雨，鸡犬不宁，使那些毫无牵连的人们也人人自危。我们只想请您指教如何去核实这些疑点。”

（也就是说是第三种可能。这不难办。至少不是政治问题。真是好笑：黑手党雇用我作为私人侦探帮助它消灭对手。）

“很遗憾，列夫-米哈依洛维奇，白白浪费您的时间。我的假期还有另外的计划。除了治病之外，我还要在这里工作，”娜斯佳瞥了一眼堆满纸张和词典的桌子，接着说，“我怕以后没有空闲时间。此外，假期总应该是假期，要休息而不是工作，您同意吗？”

“这么说，您拒绝了。”

“是的。”

“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不要匆忙做决定。您的建议将得到相应的报酬。请再考虑一下。”

“好吧！”转而她又轻松地同意了，“我考虑一下。但我有几个条件：第一，我只能和那些对我的帮助直接感兴趣的人谈。请不要捉迷藏，列夫-米哈依洛维奇。很清楚，这个人不是您。我考虑您的话，明天早上这个时间答复您。但请您注意，如果明天在这里见到的还是您，我还会回绝，而且是彻底地。其次，不要向我提供被收买的内务处的工作人员的名单。我在任何条件下都不会这样做。这用不着讨论，第三，不要给我钱。可以用其他的东西吸引我。如果明天谁也不来，我便认为，今天的谈话没有进行而且要永远忘记它。你们可以认为我的条件不合你们的意，那我们就可以各奔东西而互不相扰。”

尤拉-科罗特科夫又着急又担心。他打开阳台门，站在门槛上，只听到开头几句，便明白他是把阿娜斯塔霞作为刑侦人员来拜访的。他非常想继续听下去，但又怕裹着大衣坐在沙发里的列基娜-阿尔卡基耶美娜也听到谈话。那就意味着怀疑女翻译家的神话破产了。当然，如果阿尔费洛夫被杀案侦破了，也没有必要再让阿娜斯塔霞充当吸引案犯的诱饵。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如果”又使尤里担心。要是破案是假的，在这里，在戈罗德市人为制造的假象，那就可以肯定这决不是来自莫斯科的预谋，而是当地人干的。为制造伪证需要许多“自己人”：自己的犯罪鉴定专家提供信纸和照片上的指纹结论，提供哈宁守夜的商店和打仟悔信的打字机的字母相吻合的意见；要有自己的知情人，好当着人们的面取证和搜查哈宁的房间；还要有自己的侦查员，把这一堆乌七八糟的废弃物烙成像样的馅饼，谁也不会为追究死了的人的刑事责任去品尝它。外地的犯罪分子是无能为力的，这种事只有市里有鉴定权的人才能做。如果哈宁是个伪造的垫背者，那么真正的凶手就在附近。问题在于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不属于黑手党，独立进行活动，那么就有必要让阿娜斯塔霞继续扮演一段时间的女翻译家；相反，如果是在市内务处的黑手党安插了自己人，那肯定会知道卡敏斯卡娅到底是什么人，那么继续扮演下去便是愚蠢的。

“我怎么打折了？”尤里马上控制住自己，同时遗憾地关上门。我的使命也完成了。谁也不会再去理会阿尔费洛夫的案子，明天早晨我就走吧！阿娜斯塔霞继续在这儿疗养，谁也不会动她。就让列基娜听见吧，现在这已经没有意义。可突然……不，不能冒险，应该等一等。

娜斯佳挽着科罗特科夫的手臂漫步在夜色朦胧的街头。街道整齐清洁，灯光闪烁，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娜斯佳突然问道：

“你还记得三头熊的童话吗？”

“这有什么可问的呢，当然记得。”

“这个童话最主要的是主人的旨意，谁坐过我的椅子？谁用我的碗吃过东西？谁在我的床上睡过觉？虽然椅子、碗、床都没有弄坏。你明白了吗？”

“不太明白。”

“如果哈宁是个巧妙安排的替身，那么这就是地方头目们干的。如果真正的凶手是他们的话，他们何必找我呢？肯定不是进行什么分析。至少是他们担心我知道些什么，担心会给他们围绕阿尔费洛夫苦心营造的小窝棚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进而露出他们的马脚。那样的话我倒真的害怕他们。然而，如果阿尔费洛夫不是他们杀害的，那么找我就像是愤怒的熊的号叫：谁竟敢在我的领地上胡闹？要知道，并不是每次杀人案他们都掩饰，其中肯定既有历史原因，也有偶然因素。他们不想弄得沸沸扬扬，让人知道市里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的未破案率是很自然的，有的地方好些，有的地方差些，百分之百破案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他们为阿尔费洛夫案件那么心急火燎呢？为什么他们用哈宁这个无赖汉和鸡奸等丑事围起一道墙呢？”

“你问我吗？”科罗特科夫笑着说，“我是想让你告诉我。已经陪你逛了一个多小时，我一直在等着你回答这些问题。”

“那我就来回答。哈宁事件也不过是摆到桌子旁的椅子或是盖在床上皱皱巴巴的床罩而已。是谁在那儿坐过？是谁在那儿睡过？管他呢，我们已经把椅子放好了，把床单整平了，以后再搞清楚是谁在这里为所欲为吧！生活不能杂乱无章。其实，他们非常想知道是谁和为什么杀死阿尔费洛夫。我猜想他们正是为此目的才钻到我这儿来。显然，这个案件和过去发生在市里的案件不同。他们看得很清楚，而我却不知道，因此我才提出不少荒诞的推测。一定是有人告诉这些人说，我对杀人案有某些自己的考虑，但侦查人员和调查活动有些失策。这些考虑他们没有掌握。你怎么看，像真事吧？”

“很像，但我对这些并不喜欢。阿娜斯塔霞，明天我就走了，你怎么摆脱呢？要知道明天你必须有个答复。你想好了吗？”

“要看明天谁来和怎么说。我自己头脑里盘算过。如果来的人说：‘您好，我是黑手党的头目。’我只得让他吃闭门。我怎么也不能力犯罪分子们工作。说实话，尤里，如果是那样也很可惜，我高兴干有趣的事，但要问心无愧。我是不是个卖身女人，啊？”

“谁知道呢，娜斯佳。我也没经历过。”

“也许我并不敢这样干。晚上让我好好想一想。总的说来，我是个胆小鬼，你也是知道的。对黑手党我怕得连脚都打抖。你想，要是他们把我抢走，可怎么办？”

“呸！不要乱讲话，舌头上要长疮的。你要回避他们。”

“尤里，我感到烦闷，我不喜欢头脑里空空的。翻译也不复杂，不是什么负担。”

“谈恋爱去呀！”科罗特科夫建议说，“您整天去分析追求你的人的言谈和举止：他怎么看我，说了什么话等等，不也是一项任务吗？”

“试过，”娜斯佳坦白说，“不行，任务太简单了，又没有感情。一定因为我是个感情上有缺陷的人。我们走到哪儿了？”

科罗特科夫抬起头，寻找附近的街名和门牌。

“柴可夫斯基大街。”

“我们到电话局去，可能不太远。”

娜斯佳回到住处，第一件事就是收拾房间。对她来说做出这个决定并不简单，为此要精心准备一番。

她把打好的稿纸整理好，放成一摞，合上词典、英文书，用塑料罩盖上打字机，把这些东西都推到桌子角上，腾出工作的地方；把两张床上散乱放着的衣服捡起来挂到壁橱里；清洗了烟灰缸，挂起窗帘，关上台灯。现在房里的样子很像她在彼得罗夫克的办公室：一切都井然有序，简朴而无特色。

娜斯佳想在寒气袭人的户外散步之后好好暖和暖和，便洗了个长时间的热水浴。随后她裹在长长的夹睡衣里坐在桌旁做起事来。

过了一会儿，她又怀着几分懊悔的心情想到，实际上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或者是有个害怕她知道和可能吐露出阿尔费洛夫被杀害的真实情况，因此不管她同意还是不同意，反正都要抓住她不放，因为他们的目的是企图把她的思想搞混乱，恐吓或收买她。或者是这个人的确需要她帮助进行分析，那样的话，同意还有意义，因为可能涉及更加严重的犯罪，到那时即使出于纯人道主义的考虑也不可放弃责任。也就是，可以同意，但显得并不聪明，也不好意思。是谁对侦破案件感兴趣，是黑手党还是警方，到底有没有区别呢？更重要的是责任重大，因为负责事件的人可能会有危险，以后还可能会有无辜的牺牲品。娜斯佳叮嘱自己，绝不能把“兴趣”和“原则”相混淆。如果我能做点有益的事防止危险的犯罪分子和保护那些以后的牺牲品，那么我做的一切都应当由我决定，要毫不犹豫地提出条件。如果在我的帮助下这些人被揭露出来了，那么他们也不应成为“分析案情”的牺牲品，而应当交付法院。是的，这应该是一个主要条件。再想一个保证实现这一条件的方式就更好。

娜斯佳把画着惟有她能理解的图形的纸撕成碎片，扔到盥洗室便躺下休息。她感到发冷，或因为气温低，或因为神经过度紧张。她想起给廖什卡打的电话，对自己的冷漠态度又一次感到吃惊。电话是一个女人接的。她用悦耳动听的声音说：“廖沙-米哈依洛维奇牵着狗散步去了。”娜斯佳知道，她的男朋友时常被长着修长的腿和丰腴胸脯的靓丽的女孩子所吸引进发热情的火花。但也只不过是两三天的热情，随后廖沙就跑到她那儿大惊小怪地发议论：“她们都是那么乏味，自然界赋予她们才智，但她们根本不会运用。”只有她，娜斯佳，是惟一可以和他共度时间的人。他和女性的一些典型人物在一起半小时也会感到疲倦。很显然，说话悦耳动听的女人打算留在廖沙那里过夜，再不就是他遇狗的同时送客人到附近的车站去了。娜斯佳悲观地想着：“我甚至不会嫉妒，天啊，我到底还有没有感情，我为什么那么铁石心肠！难道我只能体验委屈和恐惧这两种感情吗？简直是一台失去人之常情的分析仪器。”

斯薇特兰娜-柯洛米耶茨和她的保护天使小伏拉德住在杰尼索夫的冬季别墅，由两个看守监视着。斯薇特兰娜整日尽情享受这免费的休假，不是睡觉，就是在长满树林的地方走来走去。她不愿意考虑任何事，而且她也不善于思考。

伏拉德得到了一切必需的东西。他感觉良好，但和斯薇特兰娜不同，他一直保持着警惕。

“最主要的，”他不停地重复说，“千万不要提到电影的事。你记住没有？在我们不能肯定是否落入了我们那些电影人和他们的朋友手里之前，要一直保持沉默。否则，我们立即就会成为面临危险的见证人。”

“好的，好的。”斯薇特兰娜懒洋洋地挥着手说。

对存在的危险，她不怎么理解，但她完全信赖伏拉德。因此，对每天都找他们谈话的斯塔尔科夫，她总是机械地重复着同一个故事：她看到一个启事，就去谈话，同意在游泳池拍照片，然后等待着结果——土耳其的富翁喜欢不喜欢她。失火的那天晚上，他们把伏拉德送到她的住处，说他没地方住，要在她那儿呆到早上。其他的她就不知道了。

伏拉德照样唱同一个调子：有个他不认识的、自称叫谢苗的人向他建议设法赚大钱，但没说怎么赚。他，伏拉德，是吸毒者，常常如坐针毡，非常需要钱，因此听了谢苗的话他很高兴，便什么也没问就来到戈罗德。他们把他接到斯薇特兰娜那儿并答应第二天早上给他讲清楚。但遗憾的是这场大火坏了事。就这些。伏拉德看出斯塔尔科夫并不相信他。可是他怕说出真相。

市长忙里偷闲，正与夫人和内弟在一起玩牌。市长称得上仪表堂堂的中年美男子。论所受的教育，他是位哲学家，而且是科学副博士。在当上市政府的领导之前，他是一所大学教研室的主任。讲课、写书、发表论文，可以说与世无争。坐在市长的位置上，他依旧书生气十足，远离政界的污秽，保持着和善、诚实的作风，有时甚至显得天真幼稚，他历来热心政治改革。他真正相信英明和正确的领导可以使许多东西向好的方面转化。因此，当有人建议他参加竞选活动时，他欣然同意了。他经过缜密思考，认真起草了自己的竞选纲领，又和他所信赖的以机敏和富有政治远见著称的内弟商讨了一番。在竞选中他终于获得胜利。

“谢谢你，我欠了你的人情！”上任伊始的市长对自己的亲戚说。

“你这么说，我很高兴，”内弟微微笑着说，“只要你记住就好。”

今天市长情绪特好，甚至对妻子出错牌也没说一句指摘的话。

市长拿起一副牌又放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了一句：

“有什么新的犯罪吗？”

“和往常差不多，”内弟一边分牌，一边说，“杀人、抢劫、强-、偷盗。什么事人们想不出呢？很多案件早就有了，现在只不过变变花样。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戈罗德市还是很平静，你自己也知道。对你来说，这不是莫斯科。他们那儿每天都发生五六起凶杀案，而我们平均每周一起。‘帕司’。”

“怎么能比呢！”市长不平地说，“那里的人口比我们多20倍。我也‘帕司’。翻上面那张。”

“人口多20倍，凶杀案的数量多35倍。你可以看出哪里更安全。你呀，哲学家，你不能把‘2’和‘2’放在一起。”当中学数学教师的妻子干涉说。

市长不声不响地数了数被吃掉的牌，做了记录。几分钟后他又回到他感兴趣的话题上。

“你说，我们戈罗德市反犯罪斗争的情况真的比莫斯科好吗？”

“当然，”在市内务处任参谋的内弟蛮有把握地说，“如果你要数字的话，我明天把部里的统计材料给你带来。那里有全国各个地区的资料可以比较。你是个好市长，所以市里也比较安定。哪里安定，哪里就少一些恩怨，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当然，凶杀案归凶杀案，说老实话，很多杀人的事并不是犯罪，而是凶手自己的不幸。嫉妒、不公平、不甘忍受污辱——这是人类社会共有的现象，没法掩饰，任何制度都消除不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从个人偷盗和抢劫案来看，我们戈罗德市也比其他许多地方好多了，你要相信我。”

“那么，有组织的犯罪呢？”

“哪儿的话！”内弟哈哈大笑，摘下茶色眼镜擦去笑出来的眼泪，“亏你想得出，我们市哪里有什么有组织的犯罪？正好，这里有个例证。在山谷疗养院一个从莫斯科来疗养的人被杀了。我们，老实承认，很担心是不是莫斯科的黑手党把我们市作为报复点。和莫斯科刑侦部门一联系，立即就派来一个人。我们到处调查，各个方面都查找了。也考虑过是不是有组织的犯罪，你想最后怎样呢？普通的嫉妒杀人，一点有组织的犯罪的根据都没有。说实在的，还真具有点现代色彩。被害者是个鸡-狂，而凶手是被他抛弃的情人。”

“莫斯科刑侦处的人还在这儿吗？”市长突然问。

“现在还在，这两天就走。杀人案已经侦破了，他没什么事可做了。”

“你知道，我倒有个想法。如果地方电视台做一个讨论犯罪问题的节目怎么样？请列普金、你和莫斯科来的年轻人谈谈莫斯科的治安怎么差，我们这里怎么好。你看这个建议怎么样？”

“建议倒很有意义，”内弟又摘下眼镜，缓慢地揩拭着镜片，趁机思考着，随后谨慎地说，“但我担心搞不成。莫斯科的侦查员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走，我们谁也不想留他，而且他自己也要走。做节目需要写脚本并要认真准备一下。这可不是一两个小时能干完了。脚本、拍摄、剪辑，事情太多了。”

“太可惜了，”市长不无遗憾地说，“没有那个莫斯科人，节目便没有意义。应当让他亲自讲讲莫斯科的犯罪情况和对我们这里刑事犯罪的印象。而如果做一次直播呢？我和电视台谈谈，他们不会拒绝我，我总还是一市之长嘛！叫莫斯科来的同志多呆一天，快一点安排，还是可行的。你看呢？”

“我想，”内弟无法马上回答，仔细斟酌着说，“这完全没有必要。其他许多城市的事例都证明，人民并不是在问题真的出现时，而是在记者谈论这个问题时，才想到这个问题。人们平时习惯于文字媒体，如果记者谈论起来，那就意味着事情不妙，几乎大难临头了。不要把睡觉的狗唤醒，亲爱的。”

“要知道，我并不想谈犯罪率上升，相反我是想说明我们的形势相当好，比其他许多地方都好。”

“我明白，但讨论问题本身就可能起到消极作用。请你听听我的建议，不要抓住不放嘛！”

“好吧，我想想。”市长冷冷地回了一句。

就在这天晚上，市长的内弟打电话给杰尼索夫。

“我那个亲戚想在电视台安排一次讨论犯罪问题的节目。”

“什么？”杰尼索夫一时摸不着头脑，便说，“这有什么不好的呢？让他去做吧！这会提高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

“他想进行直播，并且请莫斯科来的侦查员来，让他证明莫斯科打击有组织的犯罪不得力，而我们这里非常成功。这无论如何不行。莫斯科的侦查员不是笨蛋。当他知道哈宁的案件时，他一秒钟也没相信过，只要看一看他那脸色就知道了。其次，他和卡敏斯卡娅关系密切，他们经常交换有关案件的情报。她一定会给他灌输什么东西的。您想想如果让他去直播，会发生什么事嘛！而如果提前准备节目的内容，然后再进行剪辑，也没有时间。他就要走了。市长知道后便催办这件事。”

“谢谢你给我打电话，我会把一切都安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