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向您提些问题吗，阿娜斯塔霞？”

“请吧。”娜斯佳轻松自如地笑着说。几天来使她寝食不安的余悸已烟消云散。

“您是根据什么来考虑我的建议的？我很想知道，是什么使您起初拒绝而您最后又同意了。这个问题完全无碍于我们的协议，但有助于我了解您的性格。如果您不高兴，可以不回答。”

“不，何必呢？我回答：哈宁。”

“您猜中的？怎么猜中的？”

“根据照片。在死者的遗物中有那件他穿着照相的衬衣，衬衣完全是新的，甚至一次还没洗过，连衣领，请原谅我谈细节，还没脏。只穿了一两天，不会多。几乎不可能在哈宁那里有这张照片，照片是在阿尔费洛夫到疗养院之后几天拍摄的。您看，就这么简单。”

“是很简单。这怎么会影响您做决定呢？”

“我担心您想隐藏真正的凶手。那样的话我会拒绝。还有，我担心由于我不相信哈宁事件，您会把我当成危险人物。那时我就会从城里溜走，我不和您争高下。但您让我理解并不是那样。”

“我什么时候让您明白这一点的？”

“这并不重要。您听说过夏洛特-阿姆斯特朗吗？”

“从没听说过。这是什么人？”

“女作家，多部侦探小说的作者。她写有一部天才的作品《保护自己的脸面》。写的是一个年轻的姑娘偶然间被犯罪分子盯上了，但她不顾一切粉碎了他们的全部计划。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她从不耍滑头和作假，而以自己的真诚和直爽使他们陷入绝境。我提到它，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是想说明，我和您最好明确关系，不要相互欺骗。我们之间恰恰符合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的原理。”

“我同意。”

杰尼索夫放下酒杯，往娜斯佳的盘子里放上一瓣橘子，自己拿了苹果。

“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我知道侦破阿尔费洛夫案件是由您组织的。这表明您掌握着整个城市，其中包括司法保卫部门。我可以想象，这里贪污受贿、营私舞弊盛行，我也不相信您的善行和同情心，我要弄明白您是什么人并做好充分的准备与您合作。我这样做只是因为您所说的那件事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并导致新的牺牲。我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才同意的。因此，如果您欺骗我，我明天就离开戈罗德，后天内务部的人就会到这里调查哈宁自杀的假案。您看，我是不是以诚相待，毫不隐瞒自己的打算？”

“但哈宁的确是自杀的，我们只不过利用了他。”

“那么鉴定结论呢？你们把它们藏哪去了？你们在市内务局大楼把全部物证和审讯文件都烧掉了吧？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您应该明白，我不是威胁您。您要保证一旦杀害阿尔费洛夫的凶手被发现，将按新发现的情况重新处理案件。有了您的保证，就能让我不昧着良心帮助您。”

“如果保证了，但又履行不了呢？”

“那我就是傻瓜，由我承担责任。但这是我的问题，不会算你的账。我和你之间受骗者的错误也不比骗人者小。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

“好吧，阿娜斯塔霞，开诚布公就开诚布公。不管以什么代价都应当消除杀人案的后果，不要再惊扰住在山谷疗养院中的人们。侦破是我组织的，费用也是我支付的，这一点您是对的。我们有几个方案，自杀只是其中之一。为此，急救中心要由我的人值班、等待时机。但还有几个方案，只不过实施了第一个。”

“那么，照片呢，要知道那是在阿尔费洛夫活着时拍的，为什么呢？”

“您还是相信我吧……近4个月来，我的人为在疗养院疗养的每个人无一例外地都拍了照片。我们干得非常认真，您应该注意到的。”

“也有我的照片吗？”

“当然，想看吗？”

“想。”

杰尼索夫走进与餐厅相连接的书房，几分钟后拿着照片回来。娜斯佳的照片是在她到达疗养院的当天拍的。消瘦苍白的脸、微肿的眼睛、疼痛得紧闭的嘴唇，活像是集中营的受难者，而不是一个年轻女人。

“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是谁写的信呢？”

“谁写的都一样，”他给她的杯子斟上马提尼酒，加进冰块和一小片柠檬后说，“这是我们有意制造的困难。”

“您不想说，”娜斯佳狡猾地笑一笑，接着说，“这个人的年龄不小于35岁，或者如果他还年轻，他和父母住在一起。他喜欢诗歌，虽然他自己不会写诗。他的幻想力比较贫乏。怎么样，对不对？”

“我是问把信交给谁了，我等您解释。”

“您自己没读过那封信吗？”

杰尼索夫点点头。娜斯佳喝了一大口酒，然后不慌不忙地朗诵起来：

“这个人尽量忘却你，也正因此你一次次闯入他的记忆，像你不由自主重复的一首萦绕脑际的歌或醒目的广告词。这个人今天，现在，他自己也不再怀疑，终于开始忘记你。这一刻你失去了多少东西呀！”

“这是什么？”杰尼索夫大惑不解地问道。

“是位西班牙诗人的诗。刊登在六十年代未《外国》杂志上。”

“您的记忆力可真好！”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赞叹道。

“我不是说坏话，您的人是个马大哈，在这些细节上露了马脚。”

“也就是你吧！”他大笑着说，“除了你，谁能想起差不多30年前发表的诗呢！你没忘记，也属偶然吧？”

“正是，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诗嘛，挺不错的，在那个年代酷爱诗的人都能记得。警察中这种人现在已经不多了，但在有阅历的律师中还不难找到。我们的律师不同于侦探和侦查员，可以工作到高龄，可不要白白把他们浪费了。”

“我明白了，”杰尼索夫转而严肃起来说，“怎么，阿娜斯塔霞，我们谈案件吧！”

阿兰没想到客人的访问耽搁这么久。已快8点了，可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还在和她讨论着。看来，应该为她准备晚饭了。

阿兰看了看记录本，双手搓了搓胡须，便动手洗茄子。如果再过半小时她还在这儿，他一定要给她吃东西。

娜斯佳一边吃着菜丁，一边说：“您的厨师真了不起。他做的菜正合我的口味。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我们遇到的情况相当严重，让我晚上想一想，怎么对付您的客人。”

“您想和他们谈谈吗？我可以命令把他们送来戈罗德，或者把您送到别墅去。”

“我还没决定。您看，如果他们瞒着您做一些事，又怎么可能对我毫无保留呢？如果我这一晚上想不出怎么谈话，那么谈也没有意义。但应当把那个姑娘送到游泳池那儿，我想就地弄清楚情况。”

“是啊！我们怎么联系呢？我不想在疗养院您的周围出现一些您过去从没交往过的人，这会惊动犯罪分子的。您房间有电话机插座……”

“有的，我注意到了。”

“今天您会有一个电话号码。再给您一部电话机，只是您不用时，一定要取下来收在某个地方。铃声的音量要开到最小。几点钟可以给您打电话呢？”

“差15分11点，那时我刚治疗回来。”

“10点45分我给您打电话。”

杰尼索夫送娜斯佳到汽车旁，道了晚安，才慢慢地回到房间。是呀，我没有看错她。如果她不行，还有谁能胜任呢？她多大年纪了？阿纳托里说她33岁。当然不是小女孩了。但看起来还是个女孩的样子，谁都不会认真对待她——这正是她的一个秘密武器。不，她的秘密武器是她的头脑、记忆力、思辨性、逻辑性和判断力。而其余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种伪装，让人不注意她的武器而已。“真聪明，你怎么这么聪明呢！”杰尼索夫几乎爱怜地想到。

尤里-费多罗维奇-马尔采夫蜷缩在自己“秘密的”住处的沙发上，两手抱膝抵在胸前。他刚看完一遍片子。他一直害怕的时刻又出现了。电影几乎没有用。从上一次发作到现在过去了一个半月。以后又怎么办呢？什么时间才给他提供新的药物呢？

“她，是个蠢货，专门和我找茬。”他想着。马尔采夫的性格出现了双重性。作为小尤拉的他越来越专横武断，但是如今马尔采夫却没有力量抵挡。从前他寄希望“药物”给他力量，信心便产生在不可抗拒的效应中。现在对抗小尤拉的力量再也没有了。

“我，尤里-费多罗维奇-马尔采夫——学校的教导主任、英国语言和美国教师，我有妻子和快成年的女儿。”他不知絮叨了多少次这番话，竭力淹没一个对严格要求和监管的母亲不满和仇恨的8岁男孩的声音。马尔采夫感到，他的大脑已被软化，改变了形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比较小，是属于他的；另一部分很大，是属于小尤拉的。天啊，太糟了，太糟了！

他不再诅咒，紧紧地闭上眼睛。刹那间他的头脑中充满了歇斯底里般的吼叫声：“我恨她！我要她死！让她死去算了！马上就死！让她死去算了！”

马尔采夫从沙发上跃起，在房间里转来转去。在“他的”半个大脑里产生的思想和小尤拉的思想交织在一起。

“为什么他们不把电影拍完呢？他们答应了的……”

“我恨，让她死掉……”

“那个姑娘在哪儿呢？必须找到她，无论如何要找到……”

“她甚至骂我是四脚爬虫，对我百般挑剔……”

“要找到她，送到那儿去，让他们立即……”

“没有她我还要好过一些，让她死了算了！”

“快打药吧，趁着现在还没发作……”

“让她永远消失，我打死她！”

“趁着还没发生最可怕的事，趁着我还没杀人……”

“我要她死去！”

“最好我杀死那个姑娘，谁也不会知道，我就要杀死她……”

“我杀死她！”

“我就要杀死她！”

两种声音汇合在一起，变成一种顽固不化、义无反顾的号叫。马尔采夫浑身冒着冷汗，停住脚步。他清楚该做什么。不管用什么代价都要使这次发作解脱，不然一切都完了。为此就要杀死母亲或非常像她的女人。在戈罗德能找到这种女人，杀死她就会换来解脱。他，马尔采夫在拍片的许多女人中亲眼见过她。只要能找到她就行。先要到摄影棚去找，那里为他拍过两部片子。一切并不复杂……

市长无可奈何地放下电话听筒。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人们拒绝他的提议。其实，也不是明目张胆地拒绝。无论电视台、电台，甚至市报对他提出采访莫斯科侦查员的想法都持赞成态度，可是忽然出现了许许多多完全不可克服的困难，于是市长的建议也就无法实现了。市长感到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傻瓜。因为一开始他还真的相信存在这些困难，而且热心地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但他越坚持自己的意见，越清楚不会有任何结果。

市长本是个聪明人，只是易于轻信。就其性格而言，他活像一头大象。即使长时间忍受侮辱，也不信是他人的恶意。而一旦他被激怒，便把一切都扫荡一空。提出在电视台中播出或在报刊上发表市内犯罪情况的想法弄到如此荒诞的地步，对他近乎是一种蔑视。于是，他召见主管政法部门的负责人列夫-米哈依洛维奇-列普金。

“列夫-米哈依洛维奇，请告诉我，我能否和我们的任何一个居民进行诚挚的谈话？”

“当然。”

“那么，和从外地来这个城市的人呢？”

“问题真新鲜！我们是个自由的国家，不禁止自由交往。您具体指什么人？”

“是的，列夫-米哈依洛维奇，我有意会见莫斯科刑事侦查局的工作人员。他出差来到我市，您能为我安排一下吗？”

“为什么呢？”

“难道我有义务向您说明吗？”市长发火说，“您刚说过可以自由交往，不受限制。我请您，列夫-米哈依洛维奇，找到这个人并安排我与他会面。”

“为什么您不找您的助理呢？对他来说这更容易。”

“因为我的助理不知为什么不愿意安排这次会面，同时我也想弄清楚为什么。”

“您知道，”列普金犹豫不决地说，“市内务处的领导不喜欢我们插手他们的事，而且我们应该和他们商议一下。他们会把这看做向他们施加压力，应该理解他们……”

“尊敬的列夫-米哈依洛维奇，我同样不喜欢别人插手干涉我的事务和向我施加压力。我作为市长要实现我的思想，但有人妨碍我的事务，有人挡住我的路，而且企图向我施加压力，迫使我放弃自己的想法。对此，我很反感。因此，现在您或是把莫斯科的侦查员找来，而且要快，不讲条件，或是正式向我表明您与挡在我路上的墙有直接关系，那就请您递交辞职申请。我说的还清楚吧？”

“再清楚不过，”列普金嘲笑着说，“是谁保证您实现您的拿破仑式的计划的呢？”

“您想说什么？”市长皱着眉头问。

“我已经都说了，”列普金笑着说，“不要企图摧毁石头墙。您只能打坏自己的手，而墙照样岿然不动。聪明人应当利用墙，在它旁边建个小屋，心安理得地生活在墙角之下。”

列夫-米哈依洛维奇走了。市长还久久地坐着，呆呆地望着窗外。他似乎感到生命已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