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欢乐》中有一、两段表明了作者要努力平衡一下对圣西普里安学校的看法。“没有一个人在回顾自己童年岁月时会实事求是地说没有一点儿欢乐，”奥威尔评论道。除了几次去海滩远足外，留在20岁以前的奥威尔心中的“好”记忆是与动物在一起的时候，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书籍。他记得，他与康诺利一起竟然在威尔克斯太太私人藏书室里发现了《名利场》。奥威尔甚至还承认，他喜欢学校的两名教工，并与他们交往。这两人是巴彻勒先生(名字叫诺尔斯)和西尔勒斯先生(名字叫布朗)：后者教地理和绘画，也组织郊游，曾经在自己的房间里拿出一把梨形的镀金左轮手枪给埃里克看。但是，令人不安的是，他对圣西普里安学校的看法在整体上是否定的，得出的结论是，“记忆中的大部分都是令人厌恶的东西”，怀有一种深深的、无法改变的感觉。“我穷；我弱；我不受欢迎；我长期咳嗽不止；我胆小怕事；我浑身散发臭气。”5年的圣西普里安学校生活加强了奥威尔的一个信念，这个信念使他的童年生活抹上一层颜色，“所以，我不是好学生，我在浪费时间，糟蹋自己的才能，我举止顽劣、愚蠢、可恶，而且忘恩负义……”
即使我们考虑到奥威尔由于过分敏感而做出的种种挑剔，还是存在着许多问题，因为许多著名的前圣西普里安学校的学生——康诺利、加文·马克斯韦尔、高尔夫球运动员亨利·朗赫斯特——都发表了他们回忆中的威尔克斯夫妇，没有一个人像奥威尔那样仇恨他们俩。那么，对于奥威尔的话，我们到底能相信多少呢?我们应该记在心中的是，一般说来，聪颖、敏感的孩子对于成长过程中的一些事情比起同班同学来感受会更加深刻，因为绝大多数人只顾及和忙于手头上要做的事情。早期的传记作家写到，威尔克斯太太对于年少的埃里克有着自己的鲜明观点：她回忆说，他身上没有热情。威尔克斯太太的儿子与埃里克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他回忆说，文明用语妈“非常重视”这个萎靡的忘恩负义之徒。这像是为各自党派投票竞选而发表的言论，但是，搜集好几位前圣西普里安学校的学生所撰写的回忆文章，都提供了足够的证据来反驳奥威尔的话。威尔克斯夫人绝不是一个文明用语狂，相反，她是一个有点害羞的从不侵犯他人的人。她或许有点势利，但是，这是当时学校中流行的弊病。为了增加来自显赫家庭的学生，威尔克斯夫妇这么做只是代表他们那个阶层人士的普遍行为。此外，还有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一个人因为缴纳半费而被公开或私下中止学业。至于说到学校条件差，那是因为埃里克在校的一半时间是处于战争时期，故而食品短缺，要以高价才能买到好东西。无数的回忆文章说，学校伙食是惊人的单调，差不多都是糟糕透顶。至于学校的教学水平，从期终考试由校外的同行实施这一点来看，已经是不言自明，能够说明问题了。关于威尔克斯太太，有几个学生(后来回忆)抱怨她偏心和刹那间的脾气；而另外一些学生则认为她是一个能激励人的人，她的知识、她的热情、她的英文功底不会输给一位大学教师。许多学生在毕业之后仍给她写信，保持联系。1951年，250位学生参加了以她的名义举行的庆祝晚宴，亨利·朗赫斯特兴高采烈地声称，威尔克斯夫人是“我生活中的一位杰出的女子”。
历史表明，20世纪初期的预备学校是一个令人失望的地方。尽管在安东尼·鲍威尔的身上没有发生过什么特别可怕的事情，他承认，以前读书的纽比肯学校，他现在连5分钟都不愿意呆。即使崇拜学校、敬仰老师的亚历克·沃都记得，他曾经被迫吃下令他刚刚呕吐过的一碗早餐食品。杰辛莎·巴迪康姆的话值得一听。她回忆起奥威尔与她兄弟普罗斯泼之间关于学校体罚的几次对话，给她留下的印象是，体罚相当少，绝不普遍。有一次，他们俩谈到了威尔克斯夫人，奥威尔说，“要和一位老妈妈待在一起而感到高兴的话，那你必须是一位身穿苏格兰褶裥裙的公爵”，当然，这是一种幽默的说法，并无憎恨的成分。至于奥威尔指责自己体弱、胆小、有病、不受欢迎、体臭等等，巴迪康姆小姐轻松愉快地把它们统统排斥掉。她认为，奥威尔是一个完全正常的、快乐的男孩，发育也很好(在留下来的照片上可以看到，他的个头长得比普罗斯泼还要高)，有着文明用语自主的个性。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享有盛名的个性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烦恼，圣西普里安学校是他的“替罪羊”。
在如此大量的正反意见中，一个人想要知道的是那些与奥威尔的家庭背景、家庭收入相仿的人的说法。或许能找到这样一个人，他就是文明用语里克·雅各布。像奥威尔一样，他也是一个只缴一半费用的学生，在奥威尔离开圣西普里安学校大约一个学期后进校的。雅各布的著作《一个中产阶级者的生活场景》，其中包括了他对圣西普里安学校的回忆(书中的学校改名为“圣救世主”，校董是“阿巴思诺特先生和太太”)。这本书与奥威尔还有一点有趣的联系。该书是在作者去世前一年由塞克和沃伯出版公司出版的，该书的卷首引用了康诺利的《不平静的墓地》中的话，奥威尔在去世前看到过这本书。雅各布是在8岁时进入圣西普里安学校的，他描述该校是由“精明的、办事效率非常高的校长太太”管理的。他着重指出，威尔克斯夫人心肠好，用丈夫赚来的钱资助穷学生，是一位十分优秀的教师。同时，她也表现出“一种凶狠、任意的脾气”。倘若一个学生在开学初不幸冒犯了她，那么，他就要花上整整10周的时间来努力弥补这一过错。雅各布在他的书中写到，他看到一个学生跪在自己的床前，口中念念有词，反复说道，“主啊，把我从罪恶中解救出来吧，让我在这一个学期内能遵循阿巴思诺特夫人的教诲，我的主啊，文明用语文明用语，阿们。”说到设立禁闭室，这是“当时教育界的一种时髦”。一群小孩躺在板球场的草地上，叽叽喳喳地议论着，某某人的家长看上去那么阴险，为什么家境比较差的人整天乐颠颠的，对此情景，没有几个人会十分反感。这真有点奥威尔的笔调——雅各布由于“体面的”家庭而进入圣西普里安学校的核心圈子，但他总是小心翼翼行事。人们常问道“你家有多少钱”？而威尔克斯夫人从来不问这个问题，与之相反的是，她所执掌这所学校里的人像害了流行病似地普遍地询问这一问题。
或许，我们现在应该回过头来看看奥威尔是怎么写的吧。《如此欢乐》究竟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呢?马尔科姆·马格里奇留下了一段十分有趣的记录：1950年2月的某一天，他与奥威尔的遗孀索尼娅、奥威尔的至交托斯科·菲维尔一起造访塞克和沃伯出版公司，商讨出版奥威尔生前没有发表的文章事宜。出版公司的一位文明用语罗杰·森豪斯觉得这些文章令人极度反感，“充斥了自怜自艾”。马格里奇同意这种说法，“但是，唯如此才是奥威尔，唯如此才是大卫·科伯菲尔”。马格里奇认为，从某一方面来说，奥威尔的文章非常相似于狄更斯的传记小说，“只是脱水脱得很厉害”。毋庸置疑，奥威尔的写作意图是为了创作上的真实可信，同样毋庸置疑的是，他并没有做到。一个人也许不会像罗伯特·皮尔斯那样仔细深入地研究奥威尔的作品，他曾经说过，在花上几分钟的时间去调查证据后，你就会发现，奥威尔既没有弄湿自己的床，也没有挨过打，然而，像奥威尔的大部分作品那样，利用手段营造出极度险恶的形势，产生强烈的效果，可是，明眼人一望便知，“过犹不及”，这是假的。例如，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奥威尔声称，学校的魔力“再也不会对我起任何作用，现在，我连憎恨它的心都不复存在了，也根本不会去盼望‘轻弹’和‘黑人’死掉、校舍烧掉”。显而易见，这是假话：圣西普里安学校实实在在地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否则的话，奥威尔怎么会伤神费力地用那么多笔墨去写它呢?说到憎恨，它充斥于《如此欢乐》一文中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通篇文章是由一种神话情结支配着，着力于加强偶然事件的象征性(10先令的板球拍买卖被拒绝了，是因为“你们家买不起”)，营造外部世界的令人窒息的恐怖气氛，把一切调动起来形成一种巨大而狡猾的暗示：警察式专制，“黑人”用一双仇恨的眼睛注视着一切。奥威尔叙述了一件事情：他带着一份差事去伊斯特邦恩，没有按照原先规定的路线走，是因为他去糖果店买了一盒巧克力。他突然发现一个人盯住他的校帽看，奥威尔立刻就想到，这个人是“黑人”派来的暗探。这似乎是完全符合逻辑的解释。“‘黑人’权势无比，他的暗探布满各个角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提及“黑人”派出的“暗探”以及他的权势，这一切把我们引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问题是，《如此欢乐》一文是在什么时候写成的。一位在40年代中期充当奥威尔秘书的女人记得，她把一份模糊不清的、显得辗转过许多地方的手稿重新抄了一遍，尔后在1947年把它交给了塞克和沃伯出版公司。但是，原稿是谁打的呢?又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呢?很可能是在1939年至1940年之间完稿的(奥威尔在1938年宣布，他要写一本关于圣西普里安学校的书)。也可能是在1945年至1946年之间撰写和打字——或者重新撰写和重新打字——因为在那个时候，奥威尔雇佣了另外一位打字员为他工作。不管怎么说，完全可能的是，《如此欢乐》中的深思熟虑的部分是奥威尔酝酿而成，或者实际上就是他写的，因为这部分后来演变成《一九八四》一书。许多年来，评论家们一直在怀疑，作者对集权主义的揭露可能就是自己苦难童年生活的投影，独裁世界的阴影已经扎根于这个寄宿制学校学生的心中。当然，我们也可以争辩道，同样貌似有理的说法是，奥威尔可能采用某种诡计，把自己成人后的对集权主义及其后果的想法用一种更加狡猾的方式、即通过回忆圣西普里安学校的生活把它表现出来。把学校比作警察局、把威尔克斯夫人说成是随心所欲、喜怒无常，这一切——我们可以说——是《一九八四》一书中的精神包裹的“娘家”。对于这样一个谜一般的问题，不管答案是什么，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回忆童年生活的文章与反乌托邦小说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这就足以说明在奥威尔的精神家园里同时存在着这两样东西。
奥威尔关于圣西普里安学校的记叙是否存在上的虚构成分?对此，撰写回忆威尔克斯夫妇文章的作者们后来承认，他们受到了偏见暗示的影响。康诺利把自己在圣西普里安学校的经历写进了《诺言的敌人》(1938)，收到了威尔克斯夫人“无限自责”的一封信。在自己的父母亲去世后，康诺利又读了一遍父母给他的信，开始体会到威尔克斯夫妇为他所作的种种努力。已是成年人的康诺利认识到，他所讽刺的事情仅仅是他夸大其词的狂热性体现。1967年，为了表达自己对亡者的弥补心情，康诺利出席了很少人参加的威尔克斯夫人的葬礼。没有一个人与他交谈。康诺利的最后定论是，“如果历史能原谅被人打扰的话，那么，历史将如实告诉我们，威尔克斯先生是一个非常勤劳尽职的人，尽管他缺乏想像力；威尔克斯夫人使用了太多的体罚和精神上的恐吓，有时候还把自己的怒气撒在孩子们的身上，然而，她是一位热心肠的人、一位激发学生前进的教师。”康诺利一直无法不说圣西普里安学校有着伏都教的本质，他报道说，他听到一些原圣西普里安学校的学生要求他们的孩子们在驾车经过该校时，要向现已荒芜废弃的运动场挥舞拳头(奥威尔听到的谣传是真的，1939年，该校毁于一场大火)。
不管奥威尔对圣西普里安学校有何看法，他和康诺利都是获威尔克斯夫妇奖学金的两名学生，也是获得私立公学奖学金的首要人选。12岁的时候，在教育的阶梯上下一步走向哪儿仍然是悬而未决。杰辛莎·巴迪康姆记得，某天黄昏时分，在花园里，文明用语先生匆匆赶来，提醒他儿子把学校布置作品的答案寄出去。他们返回亨利镇(文明用语先生任当地高尔夫球俱乐部的秘书)。后来，在1915年，他们搬到圣马克大街36号的一间更小的、半连体的房子里。没有一个同学来过这儿，埃里克自己也不来，虽然这里能使他想起好朋友来。在当地一位贵族(文明用语先生在高尔夫球俱乐部见过他一面)的赞助下，学生们的课外活动发展成圣诞节期间演出童话剧。据一位演员回忆说，埃里克演得很差劲，主要是过于腼腆。
1915年，埃里克获得学校英语竞赛奖，感受到成功的压力更重了。他在《如此欢乐》一文中所说的话很可能是事实的真相：在他的一生中，没有哪一个时期比威尔克斯夫妇激励他时会令他更加勤奋读书，他的最后一学年的成绩单上全部是优等。1916年2月，他与康诺利因获奖学金而一道被派往惠灵顿公学。(康诺利根本不喜欢惠灵顿公学：一群身着蓝色制服的学生在死气沉沉的灰砖瓦墙里喧嚣闹腾，惠灵顿人和杜鹃花都是班格肖特沙地上不结果的东西。)接下去是两天半的考试以及在伊顿的面试，奥威尔获第13名，因为立刻发放奖金的人数是前12名，他必须等候前12名的人中有放弃的空缺才行。他又回到圣西普里安学校，获拉丁语和希腊语奖。6月，参加了哈罗历史考试。在年终校外考官的报告单上，他和康诺利是该校无可争辩的学生明星，康诺利英语考第一，奥威尔的拉丁语和希腊语更好。奥威尔的名字第二次出现在报纸上，是因为学校接受了一项任务，要写一首诗来纪念刚刚去世的基钦纳勋爵［lordkitchener(1850—1916)，英国陆军元帅，击败苏丹，文明用语南非布尔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陆军大臣，因所乘巡洋舰触雷沉没而溺死——译者注］。根据康诺利所说，奥威尔亲自把诗稿送至《亨利和南牛津郡标准报》报社，该报在7月21日发表了这首诗。这是一首传统的缅怀诗，不会引起研究奥威尔的学者们的兴趣。诗的标题是《流浪者之歌》，而当地流浪者的统计数字也刊登在同一版面上。
奥威尔最终在1916年底离开了圣西普里安学校。他在学校高年级学生跳水比赛中获得第3名；在狄更斯的独幕剧《丁当先生的婚礼》中扮演沃德尔先生(校刊认为，这是一出相当好的戏，但是很难演)。他们是在当地的兵营和附近两座部队的医院里上演的。保存下来的这个时期的唯一的一封家信叙述了许多复杂的演出情况，充满像“无可名状的轻快”、“蛮愉快的经历”等诸如此类的话，没有一点儿演出辛苦的暗示。12月中旬，奥威尔向威尔克斯夫人告别。已经成年的奥威尔声称，他觉察出，在威尔克斯夫人的道别声中，有“一种恩赐的态度，几乎是一种嗤笑”。尽管埃里克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他却“不是好孩子一类的人”。世界大战正打得热火朝天，在苏塞克斯郡的寒冷的早晨，奥威尔认为他自己怀有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呢?“失败、失败、失败——失败在我身后，失败在我眼前——这就是我深深的信念。”这位13岁的小男孩带着奖学金和框架摇晃的奖状，打理好背包，消失在青少年时代剩下的岁月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