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像一颗钻石，是多面发光的人物，可是由于环境的打压，我的光环被单一了、被小化了。www.xiashucom.com例如一般人只知道李敖是写文章的高手，却不知道我在许多方面都是高手，我的本领，不止于写文章这一单项，其他单项，我的表现，也像写文章一样优异。其中口才一项，就不为一般人所知。事实上，我是极会讲话的人，谈吐幽默、反应快速、头脑灵活，片言可以解纷，当然也可以兴风作浪。我往往觉得：我的口才，其实比我的文章更动人。对听众不幸的是，我这一方面的光环，一路被打压了。以演讲为例，不论在陆军步兵学校受预官训练时，或是在十七师做预官排长时，我的演讲，都在掌声雷动时被“长官”即时打压；退伍后，台大学生陈宏正他们请我演讲，台大校方甚至把场地锁门。1965年5月4日，我给尚勤信中有这么一段：

这几个月来，台大学生请我演说，被校方驳回的，据我所知，至少有四次。最近的一次就是今天，院原订今晚请我演说五四运动，结果被驳回，理由是殷海光、李敖两人不准在台大演说。上次（三月二十六号），法学院用“偷关漏税”的方法，不先登记，请我演说《傅斯年与胡适》，听众挤得人山人海，结果在我未到前，突被校方勒令解散！

从这一处境看，我“被封嘴”的情况，有甚于“被封笔”者。这一“被封嘴”情况，直到二十多年后，才稍有转机。首先是清华大学请我演讲，我讲了《清华生与死》，后来各大学陆续请我，也不乏打压之处，例如我在师范大学讲《师大新与旧》，就遭到国民党党棍谢瑞智等的干预；我在辅仁大学讲《辅仁神与鬼》，也有类似情形，只不过党棍换成神棍而已。到了1989年4月，我来台湾四十周年，由苏荣泉纠合多家出版社联合主办“李敖来台四十周年纪念演讲会”。施性忠主持，才算有了一次校园以外的公开演讲，不过在场地上还是被打压了。——理想的场地都不给租，只租到狭小的耕莘文教院，结果人山人海，场外的人比场内的还多，连讲台上都坐满了人。演讲广告上登：

残山剩水我独行

四百年来，台湾在外国人、外省人、本省人的相激相荡下，已经变成了一个畸形的、肤浅的、荒谬的、走火入魔的岛。李敖在这个岛上，虽然不见容于朝、不见知于野，但是独来独往的气概，“我手写我口”的气魄，却老而弥坚。这次应邀演讲，就是要在众口一声的时代里，呱呱大叫一番。

演讲过后现场签名卖书，价值五十万的书一卖而空。我签名时，黄菊文特别请来便衣“保缥”暗中保护我。菊文是我们发行党外书刊时的第一线总司令，与警总周旋，为功至伟。那天是1989年4月14日，多年不见的难友刁德善、李国龙等也来了。多年不见的台大法学院老学长黄奠华也来了。他是“最高法院”的法官，在台大时带我们参观过台北监狱，我一直记得他。

演讲过后，苏荣泉把它做成《四十年目睹怪现状》录影带、录音带发售，颇受欢迎。我在《林治平先生来信书后》一文中，有这样的回忆：

林治平先生信中又说：“那天本欲邀我弟一道去，但十三日他至日本谈生意，后来我给了他您演讲的录音带，他也说：看您的文章，不如听您的声音。”

四十年来，由于国民党封锁我演讲的机会和教书的机会，使我在“逞口舌之利”上，大受限制，所以我的演讲，根本没有练习，没有经验。一旦演讲，我只能搬出和扩大我日常的谈吐——主导式地令“群胡同笑、四座并欢”的谈吐，应场而已。我的音调太高、说话太快，好处在提神醒脑，不像蒋氏父子演讲那样“慢动作电影”；坏处是常常使听众跟不上，不但跟不上我快速跳跃的思路，甚至来不及鼓掌叫好。老友潘毓刚教授从美国打电话来，说看了我的演讲录影带，发现鼓掌为什么那么少？我说：第一，我使听众快速跟着我跑，不给他们间歇的机会，他们来不及鼓掌了；第二，我的听众一半是仇人，他们不丢番茄就不容易啦，你还要他们鼓掌？潘毓刚听了，为之失笑。林治平先生的弟弟说看我的文章不如听我的演讲，我认为他是真能发现我有这方面天才的人。在演讲上，我的博学与机智会有“明白而立即”的表现，那种气氛与效果，在我文章中是看不出来的。

在“明白而立即”的表现上，我举几个例子。有一次演讲，一听众义正辞严质问我：“你来台湾四十年，吃台湾米、喝台湾水长大，为什么不说台湾话，是什么心态？”我“明白而立即”地回答说：“我的心态，跟你们来台湾四百年还不会说高山族的话同一心态。”还有一次，听众纷纷以纸条递上讲台，问我问题，我有问必答、条条不漏，突然中一纸条，上写“王八蛋”三字，别无其他。我“明白而立即”举纸条面向听众说：“别人都问了问题，没有签名；这位听众只签了名，忘了问问题。”我这类机智，不单表现在演讲会上，私下里也能片言解纷、化窘为夷。

由于“被封嘴”的情况渐入佳境，各路人马请我演讲的也此起彼落，其中以吕学海的“社会大学”最有计划。有一次他请我在太平洋崇光百货顶楼演讲，一个东吴大学法律系学生黄宏成去听了，听后大为感动，觉得这么优秀的李先生，我们东吴大学真该请他来执教，由于黄宏成有无人可及的锲而不舍的本事，最后竟被他一手促成。此中经过，他有回忆如下：

我打从高中开始就是李敖丛书的忠实读者，我的好友阮登科知道我很佩眼李敖，于是介绍我去听一场在太平洋崇光百货所举行的敖之先生的讲演，在听完李先生那精彩的讲演后，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和李先生认识，于是我使出所有的看家本领来“对付”李先生，我凭着“死缠烂打”。“厚脸皮”的精神向李先生纠缠不清，又复以“缘随愿生”的箴言自勉，在经历一番“坎坷”的际遇后，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我终能渐渐赢得李先生对我的信赖，并进而建立起相当的友谊。

在此同时，包斯威尔所写的《约翰生传》带给我莫大的感动与鼓舞，乃将李先生比拟成约翰生博士，而以包斯威尔自勉，我经常为李先生渊博的知识所折服，我和李先生交往认识愈深，愈是为他所受的际遇感到不平，我不懂，野有遗贤，何以不察？“国有”将才，何以不举？我觉得忽视人才，就是埋没人才，我年纪虽轻，能力有限，可是如果透过校长的关系，或许能缔造出一个“为国举才”的机缘，那也未必可知。我实在不宜妄自菲薄，看轻自己，于是想请李先生任教于东吴的想法雏形乃慢慢就此形成。此外，根据我们的观察，如果能由孝慈校长主动出面聘请敖之先生到东吴来任教的话，是一件再合适不过的事，于公，章太炎、傅正二公曾任教于东吴，李敖之于东吴，有前例可循，任教一事，似无不可；于私，李先生和校长“两家渊源”很“久远”，由孝慈校长出面请李先生任教一事寓有很深的涵意。

一旦想法确定以后，我们就分二方面去进行这件事，一方面是促成校长与李先生的会晤，另一方面是肥皂箱社的成立。有时候夹在二个大人物之间作穿针引线的工作，是一件很有趣而且很耐人寻味的事情。基本上，我们的性质有点儿像介绍人，又有点儿像媒婆，如果要让双方一拍即合，甚至是情投意合的话，那是需要下一番工夫、花一番脑筋的。首先，我们必须让双方达成一致的共识与焦点——会晤的共识与晤谈的焦点。因为，有了会晤的共识，才会有晤谈的焦点；有了晤谈的焦点，才有任教的可能，所以我们诚挚地希望，双方彼此要都赢了里子，也都赢了面子才好。

于是我们小心翼翼地探求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在一个偶然机会里，我突然主动地问李先生说：“李先生，如果章校长来见您的话，您会不会给他难堪啊？”李先生笑着回答说：“他来了是我的客人，我怎么会给他难堪呢？”听完李先生这类似“保证书”似的回答，我暗自窃喜，似乎看到了二人会晤的远景，李章会谈已成功了一半。

接下来，我们将所有的注意力都转移在孝慈校长的身上，透过许多的聊天机会，我们经常向校长谈起敖之先生，觉得李先生很有才华，可惜一直被埋没了，如果东吴有机会请李先生来学校教书的话，那不是很好吗？刚开始几次，校长总是笑而不答，不置可否地说：“再研究、再研究。”于是我们就找了一堆李敖先生的著作，让李敖的作品自己说话，当我们拿给校长李敖最新作品——《北京法源寺》时，他终于忍不住告诉我们说：“其实我年轻的时候，李敖的书对我影响很深，很多李敖写的书我都有。”可是当我们进一步建议他和李先生做个朋友，大家认识一下的时候，他又开始笑而不答，不置可否地看着我们，那时我们想校长可能有不便之处，所以也没好再问下去，可是当他看完《北京法源寺》一书时，他曾对我们说：《北京法源寺》写得真好！真是一本才子之书，李敖真是有才气！”当时校长对《北京法源寺》一书及李先生的评价由此可见一斑。

在1993年3月上旬一个下着小雨的午后，我看见校长自商学院大门步出，由于校长手中没有拿伞，所以冒着风雨向法学院走去，我一瞧见校长淋雨，就赶紧跑到校长身旁为他打伞，校长见我为他打伞露出会心的一笑，我当时觉得机不可失，于是笑着向校长报告说：“校长，我们找个机会认识认识李先生吧！校长和李先生见面，就是李先生的客人，李先生是绝不会令校长难堪的。校长，我是您的学生，您要信得过我呀！”校长胸有成竹地说：“李先生是位明理的读书人，怎么会给我难堪呢？其实我非常非常尊敬他，你就先帮我的个时间，再请秘书联络我好了。”我听了校长这么爽快的回答，连跑带叫地跑了篮球场一圈，看到校长礼贤下士的气度，想到章李会谈的成功，心中真是欣喜若狂，无限欢乐。

校长和李先生二人单独会面的时间是约在3月26日，地点是约在敦化南路上的金兰大厦，校长准备一套婴儿服及小朋友玩的画板，送给李先生的儿子当做见面礼，李先生则以《北京法源寺》一书回送给校长，并于书中题了一首诗给校长，这首诗这样写着：

台海一岛，法海真源，

我与孝慈，走过人人前。

当我将二人送作别时，曾询问双方是否可以照张相留作纪念，结果校长答以不方便，而作罢。如今校长卧病在床，没能将他们二人留下一帧可供回忆的照片，是我们一直感到遗憾的事。当晚校长请李先生到胡须张吃鲁肉饭，事后他们两人都告诉我这是一次很愉快的聚会，由于这次聚会的成功，使我们信心大增，相信敖之先生任教于东吴已指日可待。

在这段期间，石齐平老师、肥皂箱社的许多同学们，像陈敬介。阮登科、齐祖燮、邱惠婷、邱惠敏、张淑贞、洪淑蕊……都给我们莫大的帮忙与鼓励。而李先生也曾受我们之邀莅临东吴来演讲，在演讲期间也到过校长办公室聊聊天，回拜校长，并曾送了一幅章太炎的字给校长，以示对校长来访的答谢。

于是这件“偶然”的事件，就在校长礼贤下士、敖之先生枉自委曲，以及我们这群毛头小子横冲直撞下完成了。

早在1988年8月28日，因报上传说章孝慈以大学教授之尊，热中起实际政治，我在《世界论坛报》写了一篇短文——《给章孝慈上一课》，文章最后说：

二十多年前，在美国新闻处副处长司马笑的家里，叶公超就向我说，他加入国民党，原希望他两脚踩到泥里，可以把国民党救出来，结果呢？他不但没把国民党救出来，反倒把自己陷进去，言下不胜悔恨。章孝慈也许以为他出来搞政治，可以得乃父之余荫，但是他该知道，与其得先人之余荫，不如自己在一旁纳凉。当年袁世凯身败名裂而死，他的儿子袁克文鬻文卖字为活，寄情于昆曲山水，培养家中的书卷气，最后他家老三袁家骝与媳妇吴健雄都成为物理学家。这种光宗耀祖，岂不比搞实际政治更多收获？

足见终老学术，才是上智，愿章孝慈勉之。四年后（1993年3月26日）章孝慈到我家，首先谈到他当时读了我给他上一课，就想结识我，因故未果，四年后有缘拜会，得偿宿愿。他来拜会后，在4月2日《中国时报》上自己发出讯息说：

我最近和李敖聊天，他问我敢不敢聘他到东吴授课，坦白说我正慎重考虑，很多人讨厌李敖是印象式的反对，没注意其论著资料的丰富和架构的严谨，大学就要容纳各种声音，我在当法学院长时，自由派的李鸿禧、蔡墩铭、林山田和最保守的大法官，都被我聘请来授课，院内各路学派都有，让学生自由选择，大学文化也就丰盈了，后来我转任教务长，他们一个个离开，我现在想来都觉可惜。

到了6月7日，章孝慈请我在福华大饭店早餐，敲定我去东吴；十九天后，来了“东吴大学聘书”，“兹敦聘李敖先生为本大学兼任特聘教师”，我在6月底寄回“应聘书”，接着是填各种表格，表格中“著作栏”中我填的是：“不胜枚举。”“若干老师反映班级人数过多，影响教学品质，故调查各老师对班级人数设限之意愿”栏中，我填的是：“教得好不怕学生多。”就这样的，我去了东吴。

去东吴前，在5月4日，我在校本部做了一场演讲，题目是《如何反对章孝慈》，学生们贴海报，一路从校园里贴到校门外，这一演讲，算是一场“下马威”；9月对日，我上课那天，教室内外也形成挤挤挤挤场面，我在头一堂课先花许多时间骂章孝慈的爷爷、骂章孝慈的爸爸，然后才进入正题。海内外舆论报道我上课盛况，当晚“中国电视公司”也播出了。

9月21日美国《世界日报》报道如下：

到东吴大学教书自嘲这是十余年来的第一份正式职业

李敖突称章孝慈“引狼入室”

【本报系记者简余晏专访】“蒋介石、蒋经国对我的政策是放虎归山，章孝慈则是引狼入室。”时常撰文批评“蒋家”，且曾因政治主张入狱十年的作家李敖，受蒋家第三代现任私立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之邀，今天开始在东吴大学历史系教书。李敖表示虽然与章有所交情，在上课时如果谈到必须批评蒋家的内容，李敖强调：“一句话都不会饶他。”

李敖表示，这是近十余年来他的第一份正式职业，以前没想到有人敢聘他到大学教书，更有趣的是：出面“三顾茅庐”的还是身份特殊的东吴校长章孝慈。他表示，年届五十八岁，许多同年龄的人都快从大学教职退休了，他才进大学教书，心里觉得怪怪的。

李敖说，很佩服章孝慈的胆量和度量。例如他形容章孝慈是“歹竹出好笋”，而且打比喻说，秦桧的曾孙秦钜也是抗金而死的好臣。听到李敖这番形容，章孝慈只反问：究竟指谁为秦桧呢？然后一笑置之。此外，李敖担心聘他任教会遭刁难，章孝慈也坦白相告：让李敖进来教书后，未来的麻烦可多呢。

当时台湾《联合报》标题“李敖东吴开讲座无虚席没准备特殊内容但见流利口才”；《民众日报》标题“‘失业’十年后获教职天马行空畅谈古今李敖‘忘我’爬上讲桌授课”；对聘李敖到东吴，更是得意之举，早在9月16日的美国《侨报》上，就标题出《章孝慈聘李敖任教决建东吴为具人文精神大学》，可见章孝慈心中的人文精神大学与李敖之来，不无关联。这在10月1日香港《开放》杂志刊出《批蒋作家李敖东吴开课——蒋家后人章孝慈引狼入室》一文中说得更明白：

章孝慈指出，未来东吴大学将以发扬人文精神为办学宗旨，绝不让政治和商业干扰校园。章孝慈说，也许这种人文风气好几代才能扎根，但是第一步就是从聘请李敖做起。

可见李敖在章孝慈眼中的地位。1994年5月23日美国《世界日报》刊出《章孝慈洛城谈身世成长与东吴大学》，进一步看到他的得意：在“兼容并蓄”上，东吴大学最近聘请李敖担任该校历史系的特聘教师一事，充分说明了章孝慈一再强调的“包容性强，大学才会活泼”观念。

也是其追求东吴“作风保守、学风自由”的具体做法。谈起邀请李敖至东吴执教的经过，章孝慈也忍不住面露微笑，他说，当初是一位学生，向他推荐请李敖来东吴执教，他听了学生的陈述理由后，觉得颇有道理，就至李敖家登门拜访，长谈数小时后，宾主欢畅，章孝慈也提出请李敖执教的请求。

章孝慈说，结果李敖在东吴大学历史系开课，其教法大受学生欢迎，原预定上课地点只是能容纳五六十人的普通教室，后来换到大教室，依然挤得满满的，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章孝慈自美返台后，8月15日在华视演讲会上播出“大学教育之精神内涵”，特别指出：

在去年，我们聘请了李敖，李先生到学校来任教，有很多的报道满关心的，说东吴大学怎么聘李敖呢？李敖是备受争议的一个作家。有人说他是个疯狗、有人说他是个流氓、有人说他是个打手、有人说他是个天才，各种说法都有。我们很单纯，我们认为任何角度的学者都可以在东吴发展一个看法、一个见解，因为这是一个自由市场，能不能被接爱，就须经过所谓的市场检验，这是一个最客观的环境，而不是某些人来认定是好、是坏，让他有机会在学校里、在大学里，把你的学术见解提出来，如果你真的是被大家所无法接受，可能的结果是没有人选课嘛！我们常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向各位报告，学生的眼睛是雪亮的，哪个老师好，哪个老师不好，他清清楚楚的，你教的东西有没有内容，他也是清清楚楚的。让李敖李先生到东吴来，赞成他也好，不赞成他也好，那你在课堂上。在学术上和他讨论，让同学来做个选择，这是一所大学的学术生命，要延续、要发展，不可缺少的就是兼容并蓄。

这篇演讲后三个月（11月14日），章孝慈突在北京脑溢血，从此陷入昏迷。12月13日我写信给东吴历史系主任王庆琳，说：

前承素昧平生之东吴高材生黄宏成青眼建议、校长慧眼亲邀，复蒙吾兄大驾光临，竟使李敖在他人濒临退休之年，得进大学执教，对东吴言，足彰自由人风之光宠；对李敖言，终得有人识货之礼遇，“寒雨连江夜人吴”，每一念及，百味杂陈。近日校长一病如此，百味之外，益增苦涩，正思有以略尽心意之际，顷得系上转知东吴大学秘书室专函，云“各单位同仁之捐款，可委请专人统筹，齐一划拨入户”，特写此信，奉报三点：

一、自执教以还，每月薪资，皆由校方直汇我在邮局专户，我一直原封未动，早拟退还，为恐校长怪我矫情，故暂置之。于今累积至新台币六万三千二百五十五元，我特全部提出，再照数加捐一倍，共计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元，随信附上，敬请查收。

二、今后每月薪资，累积到学期终了，我会继续比照办理，加倍奉还。

三、我正筹办一李敖私人收藏拍卖会，如果成功，对校长自可多金多助。深感校长与吾死相知之情，特陈心意，聊报一二。……

我筹办的拍卖会，陈中雄介绍由传家艺术公司白省三主持，1995年3月5日在新光美术馆举行，结果极为成功。4月5巳《中央日报》有这样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