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昭和二十七年（一九五二年。www.mengyuanshucheng.com——译者注）一月二十一日下午七点半钟左右，复盖着札幌市内的雪，被那刚刚降临的黑夜呑没了。

两辆自行车在南六条西十六丁目一带奔驰着，忽然发出了枪声，其中的一辆倒在雪地上了。另一辆自行车照旧奔驰，过了三百来米就消失在黑暗中。这时收音机正在广播着《三支歌》。

这条大街行人稀少，冰冻的道路上，只零零落落地点着几盏街灯。

接到行人的报告，警察署的车立刻开到了，警察抱起被枪击的人一看，吃了一惊。从脸容认出那正是札幌市中央警察署警备科长白鸟一雄警部，原来骑的那辆自行车倒在鲜血淋淋的尸体旁边。

行人虽然稀少，还是有人目击到出事以前疾驶着的那两辆自行车。其中一个人是北海道厅的职员，他走到附近被烧毁的邮局的遗址时，看见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以普通速度从他右首经过；相隔大约六丈远，另一个人从后面也骑着自行车驰来，赶过头一辆自行车。

那个职员并没有特别加以注意，所以事后也想不起骑车的人穿的是什么衣服。他哼着小调，不紧不慢地走着。快到西十六丁目的街上时听到前面发出砰的一声近乎自行车轮胎放炮的巨响。

随着声响，他看到两辆自行车的后影，其中一辆朝西边笔直地驰去，另一辆倒在那里。他急忙走去一看，倒在雪上的人穿着黑大衣，头戴滑雪帽，戴着眼镜，身子俯卧着，嘴和鼻孔里流出了大量的鲜血。

另一个目击者是个五十二岁的妇女。她刚走到十六丁目的半中腰，就看见两辆自行车从身旁过去。其中一辆稍微赶前一点，另一辆在它右边驰着，像是要追过去似的。后面那辆自行车的前轮几乎挨着前一辆的后轮。由于两辆自行车贴得这么近，这个女人还以为他们是一伙儿的呢。

两辆自行车赶过了她，大约骑过去六尺光景。这时只听到啪啪的响声，刹那间，前一辆车上的人，腰下边闪出小爆竹般的火光，随后那人猛然一嗞溜，就像从自行车上滑落下来似的栽倒在路上了。

另一个目击者是个二十六岁的男子，他也是市公所的职员。下面是他的证词：

“我走到十六丁目的半中腰，无意之中回过头去朝左边望了望，只见离我后边二三十米光景，靠左侧的路上，有两辆并行的自行车朝我驰来。我想：当心自行车来了，得躱开啊，就又把头掉过来，朝西走了五六步。

“过一会儿，就接连听到砰砰两声，我一边走，一边回过头去朝左后方发出声音的方向望去。只见刚才那两个骑自行车的，左边的那个好像从车上掉下来倒在路上，右边的那个也不去管倒下来的人，以普通的速度朝我驶过来。

“我又把脸掉过去。走到肉铺附近时，微微听到后边嘶的一声——这是自行车骑得相当快时发出的声音。我就掉过头去朝右边望了望那辆自行车。那个人平伏着腰蹬车，以猛烈的速度从我身边骑过去。他在十七丁自临街的一家当铺犄角上拐了个九十度的弯，越过雪堆，往前一窜就向南边拐去了

“我听见自行车在后边嘶的一响，回过头来一望，从侧面瞥见了骑车人的脸。他平伏着腰蹬车时，我又清清楚楚看见了他的身形，所以大致知道他的面容和装束。他有二十七八到三十岁光景，没戴帽子，长头发，蓬蓬松松的没有修剪，鸭蛋脸，没戴眼镜，脸色是白是黑可没看清。从背后看来，个子不算小，虽然不胖，我觉得他的体格却是魁梧的。”（旁证人记录）

此外，还有个目击者。那是住在现场附近的一位家庭妇女，《北海道日日新闻》（昭和二十七年七月十二日〉上曾登载过她的谈话：

“一月二十一日下午七点钟光景，我站在南六条西十五丁目的书店前面。这时，从东边驶来两辆自行车。我走到路当中，望了望靠我这边的那个人的脸。他的脸色非常苍白，穿着黑大衣，戴着黑帽子。记得另一个人穿的好像也是黑衣服。那时，右边并行的那个人朝着靠我这边的人（白鸟）说了些什么话，但是他没有回答。附近有电灯，我记得照得相当亮。我问那家书店有没有我要的那本书，说没有，我就径直走到十一丁目去买了。

“回来的路上，刚走到十五丁目，就听见酒馆的收音机在大声播送《三支歌》。又走了一段路，看见一个男人躺在地上，自行车就倒在他身旁。

“那里还有两三个人，说：‘大概是喝醉了。’住在角落上第三家的三上大妈这时来了，说刚才砰砰响了两声。有个穿黑大衣的人把手放在那个人的肩膀上，问道：‘怎么啦？’那人回答了一声‘嗯’。那时他还活着。”

在这里简单谈谈被杀害的白鸟一雄警部的经历。

这个警部当时年三十六岁。十五年前，他在北海道当上了警察，在外事股一直工作到停战，在职时还曾被派到哈尔滨学院去学习俄语。

日本战败后，他在警备股任职，被提升为市警察署的警备科长，兼管批准开业的工作。

白鸟以前从事过以镇压左翼运动为目的的特高警察的活动。从昭和二十六年八月到十月，日共一通过“军事斗争”方针并做好准备，担任警备科长的白鸟就将党员一一逮捕起来，关入监狱。日共党员确实憎恨白鸟，把他看成是镇压他们的最凶恶的敌人。

关于白鸟，有着种种传说。被害的那天下午，他的行踪是这样的：他只在警察署里露了一下面，就到市内南四条西四丁目的酒吧间“紫浪”去，接着又到过两家窑子。由于负责管理风纪的关系，在这一带他很吃得开。

“‘白鸟事件’对策委员会”所出版的《白鸟事件》上有如下一段话：

“说到酒吧间‘紫浪’，直到事件发生的头一年，共产党地方委只会的办事处还设在这家酒吧间附近。共产党的这个办事处曾几次遭到成伙持手枪的强盗的袭击。‘紫浪’原是个复杂的地方，强盗的头子们经常在这里和‘反间谍队’里的二世碰头，接受指示。白鸟大概不仅每天和美国的特务机关取得联络，想来他当天还跟这类强盗和右翼特工人员见过面，但是当局对这些情况都加以隐瞒，避免从这一点来追究白鸟的行动。”

“白鸟事件”发生之前，札幌附近曾接连发生共产党员所造成的险恶事件。小樽庙会的前夕，曾经发生有人往担任该地警备的警察队扔火焰瓶（在瓶子里装上易燃物，抛掷后可引起火灾。——译者注）的事件。所谓“红灯事件”也暴露了。这个计划是要用红信号灯把运煤的列车停下来，让市民去抢车上所载的煤。接着又发生了这么一件事：由于在市公所前面举行“给我们年糕！”的静坐示威，自由劳动者（指没有固定职业的工人，一般都打零工。——译者注）的党支部和北海道大学学生中时几个活跃的党员被拘留，日共党员展开释放斗争，把几百张威胁性的明信片寄给了白鸟警部以及札幌市长和负责公安的检察官盐谷。

当局认为日共党员的这种“暴力行为”恰好配合了日共中央所提出的“军事斗争”。根据党员的这一系列活动，当局估计枪杀白鸟警部这件事也是他们当中的什么人干的。

侦查当局认为枪杀白鸟警部的凶手是日共党员，决定首先拿自由劳动者支部开刀。

一个在职的警备科长被枪杀了。警察当局感到异常紧张自是不必说了。为了搜捕凶犯，侦查总部闹腾得沸沸扬扬。从事件发生后第三天（二十三日）的早晨起，就像嘲笑他们似的，共产党员也印着《看吧，天诛地灭！》这样一个标题的传单在市内到处散发。

传单的第一句是：“自由的凶恶敌人，白鸟市警科长的可耻下场正是全体法西斯警察注定要遭到的命运。”还说，要正视白鸟被杀害的事件，指出全体市民必须以此为契机，奋起从事革命斗争。传单上署着“札幌委员会”。这就是所谓“天诛传单”。

根据从尸体里取出来的子弹，查明白鸟警部致死的原因。据鉴定，子弹是从三十二口径的一九一二年型勃朗宁左轮手枪发射的。尸体所在的现场附近还落着一只弹壳。

从子弹射穿状态以及沾在衣服和皮肤上的硝烟痕迹也能够推测出凶手是从极近的距离向该警部开枪的。

从这种状况来推想，正如目击者所说，两辆自行车几乎是并行着的；刚骑到现场，后面那辆自行车上的人就从背后狙击了骑在前面那辆车上的白鸟警部。

二

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一月二十二日），日共北海道地方委员会的村上由就到北海道厅的记者俱乐部来，以谈话的方式发表了声明。内容要点是：

“党和‘白鸟事件’无关。这个事件是与党毫不相干的过激分子任意干出来的。党不赞成这样的个人恐怖行为。关于传单，我们毫无所知。传单内容是些毫无政治性的莫名其妙的东西，党会不会发出这样的传单是值得怀疑的。”

村上是全北海道日共合法组织的代表和发言人。

“但是第二天村上又在记者俱乐部出现了，他收回了前一天的声明，并宣读了声明书，大意如下：

“我不知道‘白鸟事件’的凶手究竟是谁。关于党和本案的关系，我也无可奉告。但是杀害白鸟是出于爱国者抵抗警察当局的镇压的英勇行为，而不是个人的恐怖行为。”

这与其说是修正了前一天以谈话方式发表的声明，不如说是把它全盘推翻了。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收回前言。

侦查当局检举不到嫌疑犯，正在焦灼万分时逮捕了自由劳动者支部的靑年党员吉田哲。他是作为“民靑”（日本共产党领导的日本民主靑年同盟）中央的组织干部而到北海道来的。

当局获悉“天诛传单”是吉田散发的，就根据这个嫌疑逮捕了他。这时还检查了吉田的指纹，想知道它与落在现场上的弹壳面上依稀可辨的指纹是否一致。弹壳上的指纹有一部分并不清楚，但据说与吉田的指纹相仿佛，因此就开始对他严加审问。

可是在札幌高等检察厅会议室把吉田的指纹和弹壳上所沾的指纹映照在银幕上研究的结果，认为并不像，于是，吉田的嫌疑就减少了。吉田曾做过假供词，检察官查明那不是真实的，就将他释放了。

同时，检察厅的有关方面收到了几百张威胁性的明信片，侦查总部就把这些收集在一起，仔细加以研究。从明信片上去检查指纹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当局假定威胁信与枪杀白鸟事件有关，打算从笔迹来追查犯人。于是，根据笔迹鉴定，查出有写明信片嫌疑的共产党员的名字。自当年四月起，以写威胁性明信片的嫌疑而被逮捕的公开党员达十二名；其中有一个是北海道大学的学生，名叫鹤田伦也。在这些党员当中，他是唯一属于地下党组织的，但这时当局还不知道这一点。

侦查当局方面的中心人物是高木一检察官，在“帝国银行事件”中他曾作过主任检察官。

被捕的党员以绝食斗争来进行抵抗，当局也找不到关于他们的可靠线索。因此，三个月以后，全体就被释放出狱。

被害者是在职警部。不论从事件背景的严重性，或是从维持警察威信来说，侦查当局都必须全力以赴地搜捕犯人。但是侦查班连一点线索也得不到，他们的焦躁心情是可以想象的。

就这样，侦查当局针对“白鸟事件”而展开的活动一开始就走进了死胡同，老早就传说已经迷失方向了。

但是事件发生后过了约莫四个月的某一天，碰了壁的侦查班突然看到了一线光明。那是从遥远的西方射过来的。关于这段经过，可以从追平雍嘉（被告之一）所着《白鸟事件》这本书里引几段：

“侦查班自不用说，连共产党本身也想不到的一件事，使‘白鸟事件’急转直下地有了解决的头绪。原来札幌的一个共产党员倒在温泉区伊东市（静冈县）的街上，受到警察的保护。

“最初收到这一情报的是札幌方面的国警队。经过多番调查，才知道这个党员是北海道厅支部的n靑年，由于散发传单，诽谤美国占领军是偷煤贼而被起诉的。后来他在保释期间失踪了，当局正在追查他的下落。不料他喝得烂醉如泥，倒在温泉区的海滩上了。

“命运是很奇怪的。恰好在那天晚上值班的巡查部长s是个心肠格外软的人。s从n靑年的态度中感到他不像是个纯粹为了自杀而出走家庭的人，就拍着他的肩膀鼓励他，并把他介绍给伊东的醋鱼饭卷店‘蛇目鲊’，在大师父下边学徒。‘蛇目鲊’的老板把n当亲儿子般地照看，敎给他做饭卷的技术。

“n拚命干活，从采购材料到洗桶，什么都干。揑醋鱼饭卷的手艺也越来越高了。但是他这段太平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过了一个时期当局就查明n的历史，了解到他是与‘白鸟事件’有关的刑事被告（作为嫌疑犯被检察官起诉，尚未审判者。——译者注）。这时，札幌方面的国警队就派老练的赤坂警部补去把n拘押起来。

“被带到札幌去的n，决心与共产党脱离关系，就主动写了备忘录，交给赤坂警部补。正是在这份备忘录里，他具体地记述了札幌委员会指挥下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概况。当局这才知道札幌地区三十个地下支部属于七个地下总支，这七个地下总支又是由札幌委员会领导的。

“侦查总部拿到这份重要情报就忽然活跃起来。”

n就是靑年共产党员成田。成田所提供的情报使直到那时为止对地下组织差不多是一无所知的当局为之愕然，而且备忘录的每一条似乎都可以成为解决“白鸟事件”的重要线索。大体说来，他提供的情报有这样几条：

一、北部总支领导着包括北海道厅支部在内的几个支部。组织干部是被人称作“老直”的佐藤直道。

二、与札幌委员会的委员长村上国治等人一样，佐藤直道也是属于礼幌委员会地下组织的重要党员之一。

三、在“白鸟事件”发生时，“音川”（化名）是直接隶属札幌委员会的联络员，他骑着自行车在重要党员之间进行联络。事件发生时，向第五总支散发“天诛传单”的也是他。

四、他们似乎还组成了“核心自卫队”。“白鸟事件”发生时，以队长身份进行活动的是使用“花井五郞”的化名的宍户均。

五、n也受过以“核心自卫队”为中心的干部训练。

训练地点在惠庭村新建立的小居民点的一个农民家里，敎导员绀野与次郞是当时潜入地下的八名干部之一。

六、根据“白鸟事件”刚发生后村上国治、佐藤直道等人的言行来看，“白鸟事件”的策划者是共产党。“天诛传单”的起草者是村上，佐藤对“白鸟事件”持反对或是怀疑态度。

七、n也和支部里的其他党员们一起参加了昭和二十六年年底在盐谷检察官的住宅贴传单的事件。

八、n曾经看见佐藤直道把武器——土制手榴弹藏在秘密住所的炭箱里。

由于n透露了这些重大事实，侦查总部这才确定了侦查的基本方向。他们马上就将地下党组织的成员依次逮捕起来。

佐藤直道原是日本供电厂的职员，“赤色整肃”（一九五〇年六月麦克阿瑟命令日本政府当局非法“整肃”二十四位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接着又大批解雇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译者注）的时候被开除。共产党提拔他当了札幌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接着又任代理委员长。共产党提出“军事方针”后，他就在村上委员长下面作为札幌委员会指导部的成员，专心一意地从事组织活动。

当时年四十二岁的佐藤被侦查总部逮捕之后，在审问官执拗的盘讯之下，终于屈服，开始供述重要事实。

在狱中脱党的佐藤，向侦查总部提供了有关“白鸟事件”内情的材料。这里再摘录一下追平的《白鸟事件》中的要点：

一、札幌委员会的指导部（根据日本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会议的组织方针而成立的地下组织指导机构）是礼幌地下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委员长是村上国治（化名k）。指导部成员有佐藤直道（化名y）和追平雍嘉。

二、札幌委员会的军事部解散，军事委员会并入指导部。军事委员长由k（村上）兼任，宍户均担任副委员长。北海道大学学生鹤田伦也是军事委员之一。昭和二十六年十月左右，军事号员会直属的“核心自卫队”成立，队长为宍户，副队长为鹤田。杀害白鸟警部的计划是作为札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军事行动的一环而执行的。

三、昭和二十六年年底，k（村上）与y（佐藤）协商公开袭击白鸟警部的计划。y表示反对。他说：“应该悄悄地把他干掉，”——暗示应该采取暗杀的办法。

四、自昭和二十六年十月左右起，札幌委员会就四出奔走，搜集武器。搜罗到手枪和弹药，还制造了手榴弹。

五、昭和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前后，佐藤正在南八条街上走着，只见宍户挺着胸脯也在那里走。他觉得宍户那副样子有点奇怪，一问，宍户就拍拍口袋里的手枪说：“我要拿这个家伙干掉美国兵。”佐藤要求k监视宍户的过激行动。

六、枪杀白鸟警部的凶手叫佐藤博，他是佐藤直道曾经领导过的共产党员，是个抽水机安装工人。

七、札幌委员会的朕络员是音川（化名），他担任重要党员之间的文书联络。此人现在已脱党，下落不明。

八、此外，佐藤直道还供出入党以来他接触过的约莫一百名之多的党员的姓名、履历及活动状况，其中格外引人注意的是指导部的第三个成员追平雍嘉。追平原是北海道大学党支部的领导人，不仅与加入“核心自卫队”的大部分北海道大学学生过从甚密，而且还领导西部总支丸山支部。杀人事件的现场就在这个支部分工的地区以内，而被断定为凶犯的佐藤博正是丸山支部的成员，从追平的指导下转移到军事方面的。

九、起草“天诛传单”的是k（村上）。y（佐藤）认为这样做很危险，就发出特别指示，要各支部把它烧掉。k听到这事，吃惊地说：“哦，怎么？”显出不满意的样子。

十、札幌委员会上面有北海道委员会。委员会主席是吉田四郞，军事委员长是川口孝夫。“白鸟事件”是未经该委员会许可而干出来的。事后，吉田四郞会严厉批评“白鸟事件”，说那是“小资产阶级的、流氓地痞式的急躁行为”。

十一、发生事件的那个晚上，y（佐藤）偶然站在现场附近的十字路口上。这时，他听见像放花炮般的啪啪的响声。事后他才知道那是行凶的手枪声。

三

叙述这个事件的经过时，除了审判方面的记录之外，我大致上还参考了“‘白鸟事件’对策委员会”发行的种种传单、追平雍嘉着的《白鸟事件》、高安的笔记，以及村上国治的“控诉申辩书”等等。

其实，我对追平所着的这本书是大不以为然的。尽管如此，这本书编得还是很得要领。

就这样，根据成田的供词，札幌委员会地区委员长村二治，指导部成员佐藤直道、追平雍嘉，军事副委员长宍户均，军事委员（北海道大学学生）鹤田伦也，联络员音川等都暴露到侦查面上来了，侦查班就集中全力来逮捕他们。

由于村上国治是指导部的最高负责人，又是地区委员长兼军事委员长，就成为首先逮捕的目标。正当他为杉之原舜一竞选众议院议员，到处活动的时候，被十几名警察包围并逮捕了。

村上出生于旭川近郊的贫农家庭，只念到小学毕业。他父亲早已亡故，由母亲一手抚养成人。靑少年时代他给地主家当长工，战败后农村发生混乱，为了实践自己一向学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加入了共产党。昭和二十四年前后他当上了日共留萌委员会的委员长，展开农民运动，进行抗税斗争。

昭和二十六年，日共北海道委员由子看中村上的斗争能力，就任命他为札幌委员会的委员长。这时，日共在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后提出了“军事方针”。

看来这种形势最适合于村上委员长了。他在每一个总支下面都布置了地下支部网，委派“军事委员”，并组织了“核心自卫队”。

被带到警察署去的村上顽强地行使沉默权，对任何盘讯一概拒绝回答，充分表示出委员长的气概。

另一方面，侦查总部专心一意地调查朕络员“音川”的下落。“音川”正是地下组织与合法组织之间的联络员，凡是共产党的机密，他全部都知道，因此也了解“白鸟事件”的真相。根据这种看法，侦查总部拚命搜捕他，但是白白耽误了两个星期，下落完全不明。

后来好容易才找到“音川”，原来他自从辞去党的专职联络员的职务后，就脱离了党的工作，正在某人寿保险公司跑外勤。

不仅如此，在这以前，“音川”还会被国警北海道方面的警备情报部门逮捕，在该情报部门所属机关的庇护下，提供了很多有关日共的情报。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国警方面的密探。

侦查总部竟粗心到不知道这些情况，为了查明他的下落，白白地耗费了两个星期的时间。

从这里可以看出国警和市警双方的派系斗争。市警在拚命追查“音川”的下落，国警则冷眼旁观，一点也没有把“音川”的情况透露给侦查总部。

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国警的上司）和民政局（自治警的上司）之间相互倾轧的形势在日本警察的基层里也同样表现出来。

还有这样一桩事实：侦查总部对国警的做法深为愤慨，决定逮捕“音川”；国警警备科长却到高木副检察官那里去哀求说，暂时不要逮捕他。

国警马上把“音川”所提供的情报向国警总部汇报，但对“白鸟事件”侦查总部则严加保密。

“音川”的情报是准确的。在当局对日共地下组织的全貌几乎一点都不了解时，这个人是宝贵的。

但是就“白鸟事件”而论，市警与国警之间的斗争就到此为止。后来当局决定叫国警的警备科在地方检察厅安倍检察官的指挥下，到“音川”家里对他进行讯问。

“音川”脱离专职联络员的地下活动，回到十胜地方的乡下去，是三月底的事——“白鸟事件”发生后已经过一个时期。他辞职的理由是：要结婚了，婚后得养家，不想再当联络员了。

指导部会议决定对“音川”进行查问，但到了那天，他托人带来口信说：“我没脸见大家。”接到这个报告后，党给他以“停止党内活动”的处分，并同意他把户口迁到十胜。

党以为他确实回乡下去了，谁知这位“音川”联络员还待在札幌，而且与警察保持密切联系，向警察提供情报。

“音川”被传到警察署去，受到审问，这才第一次把日共地下组织的全貌供述出来。岂但如此，他还绘制了地下党组织的图表以及党员秘密住所和联络站的分布图，接着又谈了“白鸟事件”发生前后各负责党员的行动以及随着军事方针的发展，札幌委员会搜集并制造武器的情况。

负责的党员们就这样陆陆续续地被捕了，其中佐藤直道是在昭和二十七年八月、追平雍嘉是在昭和二十八年四月被捕的。不过有两个重要人物躲起来了。

那就是宍户均和佐藤博。

前面已经说过，宍户是军事斗争的副委员长，他又是“核心自卫队”队长。他来自全国电报电话工会支部，“赤色整肃”时当上了札幌委员会的常务委员，随着军事方针的推行，被选为“核心自卫队”队长。他为人勇猛，会在口袋里暗带手枪，尾随美国兵，想伺机狙击。另一方面，他又有细腻的感情，常把工作场所的靑年男女召集起来指挥他们合唱啦，油印同人的新诗杂志什么的。

他又是“红灯事件”的主谋者。他制定了这样一个计划：当载煤的列车经过石狩平原时，就摇红灯叫火车停下来。事先在线路旁边埋伏下的数十名共产党员一齐窜上货车，将煤翻在地下，让没有煤烧的民众捡起来，然后一逃了事。这个计划三次都失败了。

关于宍户的性格，追平这样写道：

“但是我们亲爱的宍户队长绝不是个喜欢幻想的、非现实派的党员。谁怀疑这一点，就请看看他作为组织者的活动吧。一小批没有力量的工人和农民，一旦和他接触，不是立即就变为一队精神抖擞的革命尖兵了吗！昭和二十七年春天，他一文不名，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以外什么也没有。他就那样跑到被日高海面的海啸袭击过的海岸上的村子里去。他一下子就发展了四五十个党员和同情党的人，并把他们组织起来。有时他在农忙时期到农家去，利用支持农民的运动来发展党的力量。他的活动引起全党的重视。”

当其他党员被逮捕时，宍户均却失踪了，至今下落不明。

六月九日，在离北海道旭川不远的名寄近郊的一家农户里，北海道大学学生，“核心自卫队”队员高安知彦被捕了。

他马上被押到札幌去。据说他“被捕后满不在乎，态度非常洒脱，负责的官员们一致深为感动”。

几天之后，他突然向审问官要纸笔，写了“退党申请书”。引人注目的一点是这个事件牵连到北海道大学的许多学生。据追平的记述，他们又都是所谓“核心自卫队”队员，以鹤田、大林、高安、村手、门胁等为中心进行了军事斗争。

军事斗争计划的第一步就是要把从旭川被押送到大村去的朝鲜籍党员夺回来，以及截住运煤列车的“红灯事件”。斗争十分尖锐，为了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抵抗自卫斗争，还准备了手榴弹。

那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这些队员被召集到民主科学家协会北海道大学分会，委员长村上要求他们分担军事行动的任务。他说：

“在夺回被逮捕的党员的同时，要对以下三人——负责谈判的札幌市市长高田、逮捕他们的白鸟警备科长以及经手此案的盐谷检察官——展开反法西斯斗争。要往盐谷和高田家里扔石头。至于白鸟，等过了年再慎重而彻底地来对付他。”

从当天晚上起他们就开始行动，写了一百多张威胁性的传单，在盐谷检察官住宅的墙上贴了五六十张，还往他家里扔了石头。又以同样的手段袭击了高田市长的官邸。

昭和二十七年一月四日那天，村上又召集了队员，吩咐他们说，“要用手枪打死白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们要去调查他的行动。”以上就是所谓的“共谋”，而当局就是根据这一点来判村上以杀人罪的。

队员们一致表示赞成。追平这样记述他们的行动：

“队员分成两班，一班守在中央警察署附近，另一班守在白鸟的住宅附近，从第二天起开始行动。这时，不知由于什么缘故，除了鹤田、大林、门胁、高安、村手之外，佐藤博也被列为队员。他和鹤田、大林一起组成在中央警察署附近守望的那个班。

“其余三个人在白鸟住宅附近负责监视。他们一早一晚在公共汽车站和电车站上守望。这期间，共见到白鸟三次，但因他骑着自行车，追着追着就不见了。就在这样朝朝暮暮从事调查活动的同时，他们还继续进行非常严格的训练。乘午间有空，就由宍户率领，到圆山深处去练习射击。高安只去过一次。

“穿过圆山公园，就来到泷泽，沿着通往幌见岭的小路爬去。爬到半路，又踩着没有人迹的二尺多厚的积雪，再走五六十米，就是一道长着一棵大菩提树的斜坡。以雪上的落叶为目标，队员们每人打了一枪。

“‘当’的一声，那震撼肺腑的枪响使人感到说不出有多么痛快。

“他们还作了两次投手榴弹的练习。是朝着溪流里的石头和坚硬的路面上扔的，但是真正爆炸的也不过两颗而已。因为手榴弹上只有一根触针，要是落的不是地方，就不会爆炸。练习之后，他们认为这东西没有什么实际的用途。

“除此以外，鹤田、佐藤和宍户还曾屡次一起去练习手枪射击。在调查白鸟行动的期间，只有这两个人带着手枪。

“当时进行调查活动的人们都以住在南二条西二十一丁目的佐藤家为集合点。大家曾在这里研究手枪的构造，进行拆卸擦拭的实习。

“这种从早到晚的训练，一方面非常严格，同时也是一种恐怖行为。一月二十一日晚上，他们的目的终于达到了。宍户、鹤田和佐藤三个人一直坚持到最后，终于达到了目的。高安也高兴得仿佛是自己干的一样。第二天（二十二日）早晨，他和鹤田相见时，两人热烈地握手。

“从那天起，队员们继续展开活动，他们起草并散发了那个脍炙人口的传单——‘看吧，天诛地灭！自由的凶恶敌人，白鸟市警科长的可耻下场正是全体法西斯警察注定要遭到的命运。’同时还邮寄了以阻挠侦查工作为目的的明信片。”

四

昭和三十二年五月，札幌地方裁判所举行第一审。由检，官高木一、泽井勉、小杉武雄出庭，宣告将村上国治和村手广光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三年。他们是以违反“禁止使用爆炸物罚规”、触犯胁迫伤害罪及帮凶罪被直接问罪的，枪击白鸟警部的真凶则被断定为佐藤博。

证据是以所谓追平雍嘉的证词为基础的。

佐藤博这个人是抽水机厂的工人。他负责为住户安装抽水机，大家都管他叫老博。他在圆山支部的负责人追平的领导下当上了常务委员。下面我从追平的着作中引用关于佐藤博在事件发生后的行动的部分——也就是所谓“追平证词”。

“‘白鸟事件’发生后不久，我就到枪杀白鸟科长的佐藤博君家去，见到了他，并向他详细打听了事件的经过。我拉不开门，就咚咚地砸。只听老博说：‘谁呀？’我说：‘是我。’等了一会儿，他才慢腾腾地走来替我开门。他打开锁以后，就径直回屋去了。我像往常那样脱了鞋，走进他那六铺席的里屋。

“这时，老博好像把脚伸进熏笼（日本的一种取暖设备。——译者注）里看报来着。熏笼上边或是旁边的席子上摊开着报纸，上面似乎刊登着枪杀白鸟科长的消息。

“老博好像新近理的发，头发梳得很整齐。也许正因为这样，他的脸色就越发显得苍白。我记得他眼神严峻，表情很可怕。

“我有点半信半疑。心想：如果老博是凶手，他总不会待在家里吧。我就站在熏笼旁边，说了声：‘干啦’‘老博带着严肃的神情说：‘你认为是谁干的？’我说：‘是你吧？’他就说：‘嗯，你怎么知道的？’——他好像很慌张，多少存着些戒心的样子，又好像在纳闷我怎么会知道的。我听了就放下心来，心想：凶手果然是他哩。我就说：‘这种事马上就会知道的。’——口气之间仿佛表示：‘这种事我当然会知道喽。’于是他说：‘是吗？可是高津靠得住吗？’我就说：‘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会说出来。’——其实，我并没有把握。

“我提到弹壳的事，问他：‘那是怎么回事？’‘你开了几枪？’老博说：‘我扣了扳机，但是只打出一颗。’‘另一弹壳留在包手枪的手巾（也许他说的是布）里了。’我问他：‘弹壳会给裹住吗？’记得他好像还说过：‘应该是嘭的一声射出去的。’

“‘你为什么偏在那样的地方下手？会给我惹麻烦哩！这么一来倒好像我是凶手啦。’后一句话我是像开玩笑似的说的。老博说：‘起初本想等他走到更靠街心一点再下手，但是怎么也办不到。后来以为没希望了，就跟xx（他的确说了个名字，很可能是老伦（鹤田伦也））也分了手。可我又不肯就此罢休，就跟踪了来。如果过了那个地方，就下不了手啦。因此，尽管有几个过路的人，我还是干了。’记得在这段谈话中，他好像还说过：‘我本想在芒野一带下手，好让人家觉得是流氓干的。’

“我以前听什么人说过，要是用两只手攥住手枪，扣扳机，一定会百发百中。我又对骑在自行车上怎样打手枪非常感兴趣，就问老博：‘你是怎么打的？’他说：‘我脚下不再蹬车了，把包在手巾（？）里的手枪掏出来，从后面打出去的。打完之后又照旧骑了一阵子车，只觉得一点气力也没有了。’

“我们还说过下面这样的话：

“我问他：‘敌人会不会知道？’他说：‘来不及领到自行车，我借了音（也许他说的是弟弟（日语里“音”（oto）与“弟”（oto－oto）发音相近。——译者注），但当时我听成是指札幌委员会的联络员音川了）的自行车，也许将来会被查出来的。’——像这样，他直嘀咕自行车的事。我心想，如果骑的是音（音川）的自行车，明天要是再满街骑，让警察发现了，会不会被查出是党干的呢？这可糟了。我就问他：‘有谁看见了你没有？’他好像说：‘刚干完之后，不知跟什么东西迎面错过去了。’（他也许是这样说的：‘不知跟什么人迎面错过去了。’）”

笔者在这里长篇大论地引用了追平的文章，因为当局判定佐藤博为枪杀白鸟警部的凶手，实际上是以这段话为根据的。此外，关于追平的《白鸟事件》这部书，笔者也想按照自己的想法来作一番探讨。

照追平说来，佐藤博会像这样一五一十地谈了枪杀白鸟警部的经过，不久就躱起来了。当局还不知道地下组织的情况，“白鸟事件”侦查工作尚不摸头绪时，他在二月二日到北海道大学学生鹤田那里去，接着又由村上替他联系，到苗家山车站的工地饭堂去干活，还到北见枝幸去捕过鲱鱼。以后他又返回千岁的门马，接到“留在千岁太危险，转移到十胜来”的指令：他就潜入到柏仓村里。

不久，村上被捕，佐藤博由党组织掩护到东京去，以后就杳无消息了。

关于佐藤博的下落，有人传说他已到中共地区去了，但并不确凿。

村上国治委员长被关在旭川监狱里。从札幌派来的审问官对他进行盘讯时，他一开始就行使沉默权，一言不发。他曾把审问他的检察官的文件一脚踢开，又抡起拳头砸门，进行抵抗。审问结束之后，他就转过身去，把背朝着检察官，嚷道：“***！”

不久，他被引渡到札幌，进了中央警察署的拘留所，在那里他曾两次试图逃走。当时负责审问的是高木检察官。

检察官和村上之间的斗争开始了。村上正是自始至终行使了沉默权的人。他被转移到苦小牧的监狱之后，也没有停止顽强的抵抗。一到法庭上，他就不再沉默了，将这个事件全盘加以否定。从此他在狱中整整进行了九年（到目前昭和三十七年（即一九六二年。——译者注）为止）的斗争。他可以说是真正有战斗性的共产党员。从他的笔记看来，他在警察署里曾经受尽种种折磨。

本案中唯一的物证是从被枪杀的白鸟科长身上取出来的一颗子弹。据高安的供词，案件发生之前，“核心自卫队”队员会在圆山公园上方的幌见岭作过手枪实弹射击演习。检察官指示侦查员将那一带搜索了一番，结果，发现了两颗子弹。

关于五个队员在村上和宍户的指挥下进行射击演习的情况，高安的证词大致上是这样说的：

“当时五个人每人各试了一枪。大家都朝一个方向射击，并且全把胳膊直直地伸到前面，站着射击。子弹都扎到四五米前方的雪里了。我们是以落在前边四五米的雪上一些枯叶和小树枝为目标的。五个人都是这样射击的，因此，子弹应该落在直径三米的范围之内，不会太分散。当时弹壳蹦到发射地点旁边的雪里了。大家就让它掉在那儿没管，不记得有谁曾经把手伸进雪里去拾过。”

搜查队按照这个供词来搜查现场，找到了两颗子弹。

搜查队在清除干净的地面上排成一排，用耙子或木棍仔细翻着土往前推进。过了两三个钟头，跟大家排在一起的中垣内巡查部长说：“检察官先生，子弹找到了，是不是这个？”并指给他看了。

果然，在落叶和草叶腐烂透了而构成的蓬蓬松松的腐叶土和搀着小石子的土上，有个镍色的亮东西。中垣内巡查部长把它揑起来放在掌心上，托过来。高木检察官和高安望了望。据说高安一看见就说：“嗯，就是这样的。的确是像这样镀成银色的。”一边说一边还感慨颇深地盯着它。

问题在于从白鸟警部身上取出的子弹和在幌见岭的演习场上发现的两颗是否一致——也就是说，如果膛线在子弹上留下的痕迹是一致的，那就说明使用的正是射击白鸟警部的那把手枪。

这项鉴定是由东京大学工学院的应用物理化学研究室矶部敎授做的。敎授用比较显微镜将这三颗子弹放大，拍摄下来。他举出子弹穿过枪口时，膛线在子弹上留下的十几处痕迹类似这一点，根据膛线痕迹的一致和相对位置的一致来计算，做出用不同的手枪发射的可能性只有一兆分之一的鉴定。这个鉴定就是说：子弹绝对是从同一把手枪射出来的。对矶部这个鉴定提出疑问的人也不少。

可疑的是从幌见岭发现的两颗子弹。一颗是事件发生后一年零八个月找到的，另一颗是两年零三个月之后进行第二次搜查时找到的。也就是说，尽管在离幌见岭的地面下仅仅一二厘米的落叶腐蚀土里埋了这么久，子弹却并没怎么生锈；据说上面还留着镀镍的光泽呢。

辩护团方面正是根据这一点来进行反驳的。他们认为在幌见岭那样严寒的自然条件下经过了两三冬，子弾竟然一点也没生锈，是很奇怪的事（按照一般情况，镍与水分接触后，过不了多久就会产生氧化膜，变成灰色）。

检察官方面反驳说，现场是朝南的斜坡，地面干燥，所以子弹不会生绣。但是据辩护人方面说，这个地带树木繁茂，背阴，处于容易腐烂的环境。首先，就不能说两三冬以来幌见岭上连一次雨或是雪也没下过——根据这一点，他们认为检察官方面所持的“干燥”的论点是荒谬的。

“白鸟事件”中几乎没有物证。此方说，子弹是在白鸟警部身体里，但是并没有找到发射的手枪。凶手可能骑过的自行车也没有发现。而且在现场上也没有发现可以认为是凶手留下的东西。检察官方面所掌握的几乎全部都是状况证据，他们就根据这些认定已经构成犯罪了。

如果根据在幌见岭发现的子弹与从白鸟警部身上取出的子弹上面膛线留下的痕迹是一致的这一点，来断定是从同一支手枪里发射出来的话，那当然就是说，枪击白鸟警部的那支手枪是在那里进行射击演习的“核心自卫队”的某个队员所有的。

然而被断定是直接枪杀白鸟警部的凶犯佐藤博并没有参加那次射击演习，这就奇怪了。

关于在幌见岭发现的子弹，是有不同的看法的。

五

以上是所谓“白鸟事件”的大致经过。札幌地方裁判所在第一审中作了如前所述的判决。以后，昭和三十五年五月札幌高等裁判所又作了这样的判决：“取消原判（无期徒刑），将被告村上处以二十年徒刑。”（罪名有十一条：杀人、伤害、违反“禁止使用爆炸物罚规”等）。被告方面立即向最高裁判所上告。估计昭和三十八年内，最高裁判所将作出最后判决。

关于札幌高等裁判所判决书中的几个要点，后面还要谈到。

因受到“白鸟事件”的牵连而自杀的人中间，有札幌赏用合作社的理事长佐藤英明。他性格非常乖僻，为人似乎很险诈。据说手下的人跟来访者谈生意时，他都用录音机把他们的话录下来，事后私下里再加以分析。所谓《原田情报》说明了他是为什么而自杀的，这一点留待下文再谈。另一个自杀者是冈进——即朝鲜人闵炳一。所谓于札幌军事委员会的两支手枪当中，那支小型的（伯纳第手枪）原是他的——不过在事件中并没有使用。昭和二十六年底，闵炳一曾告诉佐藤直道说，他有支手枪。军事方针公布后，佐藤直道正在设法把武器弄到手。他对闵炳一说：“我替你保存吧，”就向他要来，交给军事委员会了。但是“白鸟事件”发生后，这支手枪落到警察的侦查网里。因此，日本当局要把闵炳一强制送回朝鲜去。他是为这事感到苦恼才自杀的。据推测，他是服了大量安眠药而死的。

此外，据说与“红灯事件”有关的一个高中学生也自杀了。

“白鸟事件”是一桩极其复杂而离奇的案件。

这里要谈谈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说明札幌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为札信）理事长佐藤英明自杀原委的《原田情报》。

写这份情报的人叫原田政雄，过去是札信的社员，与佐藤英明等人交往很密切。他原是日共党员，后被开除出党。

关于这份情报的内容，现从“‘白鸟事件’对策委员会”发行的《白鸟事件》中引述如下：

“‘白鸟事件’发生时，侦查当局最初假定了两种情形。一种设想是日共方面干的，另一种设想是右翼暴力团的家伙们干的。暴力团就是札幌信用合作社理事长佐藤所雇用的一批从黑龙会（创立于一九〇〇年的一个日本法西斯团体，对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政策起过帮凶作用。日本战败后解散。——译者注）里解散出来的人。

“杀害白鸟的是佐藤的暴力团，这一推测的根据何在？原来有如下的情况。

“佐藤利用理事长的职权，从非法贷款到挪用公款，干了种种坏事。白鸟和市警察署的另一个警部畠山，抓住了佐藤的把柄，找种种借口向他勒索。事件发生前大约三年，他俩和佐藤勾结起来。

“畠山警部更是积极和佐藤接近。通过畠山，佐藤向警察署领导部门大量行贿。毫无疑问，一部分钱也入了白鸟的腰包。但是白鸟要的不仅是钱，他还有浓厚的升官思想。以前他也曾由于侦知北海道拓植银行方面的不法行为，毅然决然加以检举，因而受到了提拔。这次对佐藤也是一样，白鸟越是设法接近佐藤、掌握佐藤所干的非法勾当的证据，就越想要揭发佐藤及其手下的一干人。

“白鸟曾经悄悄地对身边的人说过：‘不久就要让佐藤坐牢了。’这话不知打哪儿传进佐藤耳里了。

“佐藤早就患了严重的菲洛本（一种类似吗啡的毒剂。——译者注）中毒症，常服这种兴奋剂。他知道白鸟一直在钉他的梢，似乎想了种种对付的办法。他同时还有菲洛本中毒者常患的那种被迫害狂症状。当时他曾跟亲信们说过：

“‘如果我被捕，我的身体非垮不可。到那时际我就干脆死掉了事。’

“当时佐藤会对我（原田）透露过，他衣服里藏着毒药，以防万一。

“昭和二十六年十一月，佐藤在市区圆山的白鸟家附近盖了一所新房，并叫自己手下的人住进去。他手下的人都不是一般的流氓地痞，而是以高人一等的右翼分子自居的。

“老大哥当中有个a，他是个身材魁梧的打手，是黑龙会的嫡系，以前还犯过杀人案，在反共流氓当中颇吃得开。

“这些流氓在圆山所住的是座二层楼房，比白鸟家突出去六尺左右，一眼就可以看到白鸟家里人来人往的情况。二楼上还特制了从外面看不出来的了望窗，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可以从那里守望。

“佐藤感到危险迫在眼前，曾央求a把白鸟干棹。a假装离了婚，已经在十一月里把老婆送回家乡去了。这大概是为了怕佐藤所托之事万一失败而作下的准备吧。佐藤给了a六千万圆。

“白鸟被杀害的那天，a和白鸟见过面。大约是在四点到七点之间。还有一个人说，凶杀事件发生的七八分钟前，他曾在南六条街西五丁目亲眼见到白鸟和另外一个人边谈话边骑着自行车驰过距现场六丈远的地方。有人曾经把a的相片拿给这个目击者看，他说：‘没错儿，正是这个人。’这个目击者也是a这伙流氓当中的一个，当时他向一个靠得住的人证实了这件事。

“事件发生后，佐藤会被逮捕，拘留在北警察署。逼问的结果，他说；‘过两三天就都说出来。’可是当天晚上他就企图自杀。后来当局把他从警察署转移到大通的看守所去，由岩泽等十位名律师出面，将他保释出狱了。

“a好像也曾被审问过，但当局对他几乎没怎么追究，不知怎地就把他释放了。

“从事件发生后第二天起，‘反间谍队’的二世——太田、向井等人就与反共联盟的由本弘一起，几乎每天都拥到检察厅去，威胁道：‘犯人是共产党，整共产党去！’这两个二世总是乘着札幌信用合作社的自用汽车到处跑，还把车停在检察厅的大门前。

“检察厅内部起初也分为两派，一派认为是日共干的，另一派认为是札信干的。‘反间谍队’的压力加强了，不认为是日共干的那些检察官随即被排挤出去了。

“服从‘反间谍队’指示的检察官以高木为首，又添上另外两个检察官，侦查总部的大权就由他们掌握了。

“新川和村冈——两位打算彻底盘讯佐藤和a的检察官，分别被撵到大阪和福冈去了。

“过了三个月，好容易才在昭和二十七年的五月初搜查了畠山的住所。畠山不在家，到警察大学去了。当场搜出一支勃朗宁手枪。这是停战后美国借给日本警察用的，后来都收回去了；据说畠山没有交还，却私藏起来。

“紧接着又搜查了市区南六条西四丁目开当铺的佐藤久（佐藤总检察官的哥哥）的住宅，从那里也发现了三支手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