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负贵官员的会同之下，用搜到的手枪于市区北五条3七丁目的日本冷藏公司仓库作了试验射击。

“弹痕鉴定的结果，查明从畠山家里搜出来的子弹与射击白鸟时用的完全相同。就在查明这一点之后，吉田哲的起诉被撤消了

“事隔两年多之后，当局又说从幌见岭的深山里找到了所谓‘核心自卫队’在昭和二十六年秋天发射的子弹——其实，这正是在日本冷藏公司的仓库里试射时射出去的子弹。

“还有这样一件事：那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他们计划在札幌纵火烧掉藻岩派出所并杀死警察。有个伙伴不慎泄露了这个计划，让中央警察署知道了。警察署着了慌，当即报告高木检察官，由高木向某方面挂上钩，在纵火计划执行的前一分钟，从某方面下达了停止执行的指示，计划就流产了。

“佐藤保释出狱后不久就去世了。记得那是十月左右的事。当局只是从形式上验了验尸，作为服毒自杀处理；不知怎地，甚至没有解剖。

“谁是‘白鸟事件’的真凶，其实摆得清清楚楚，用不着去说。当局只不过故意歪曲事实，企图利用这个事件来搞政治阴谋罢了

“我没有受任何人的委托，我只不过是，为了让真相大白于世而奋斗罢了。”

以上就是《原田情报》的摘要。

《原田情报》的内容很有趣。这今情报也可以说是使“白鸟事件”更加复杂起来了。这一点留到后文再谈。

六

形成“白鸟事件”背景的是当时日本共产党的“军事斗争”策略。检察当局说，日共在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以后曾通令各地区组织所谓军事委员会，从其中挑选出积极活动的党员，建立了所谓“核心自卫队”。

日共方面则驳斥说，这是无稽之谈。所谓军事斗争和“核心自卫队”是当权者肆意揑造的莫须有的东西。

但是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以后，日共中央会下令展开所谓军事斗争，恐怕是接近事实的。在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上，这一点受到了批判，被斥为“‘左’倾冒险主义”的过火行动。

为了在公审中进行斗争以及由于其他种种原因，如今日共才否定军事组织；然而在“白鸟事件”中，这一连串背景却给检察当局构成了有力的状况证据。

第一审的判决书里，对被告行动的根本动机是这样提的：

“被告村上国治根据所谓军事方针，组织了‘核心自卫队’，同时搜集勃朗宁手枪等武器，指导了所谓‘红灯事件’等活动……”

判决书里紧接着记载了关于这一事件经过的调查和实际罪行——一切都以这一点为基础。

“白鸟事件”的真相之所以难以追究，正是由于其背景与政治思想有关，另外还涉及治安当局和日共方面就有没有指示过军事斗争这一点双方说法的矛盾，因此不能作为单纯的凶杀案来解决。这一点使它不同于“八海事件”、“幸浦事件”（“八海事件”指一九五一年山口县熊毛郡八海地方的一对老夫妇被杀害案。“幸浦事件”指一九四八年静冈县盘田郡浅羽町（旧幸浦村）萩原幸太郎一家四口被杀害案。——译者注）那样单纯的、可以作为一般社会新闻材料的凶杀案。这是个复杂的政治性案件。

但是世人所说的火焰瓶斗争以及被说成是日共发行的小册子——讲述火焰瓶和手榴弹等爆炸物的化学调剂法的《球根栽培法》和《营养菜单》——曾在基层组织中流传，也是众所周知的事。

而且，日本共产党在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以后关于“‘左’倾冒险主义”所作的自我批评指的正是这种军事斗争，如今也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事了。

不管怎么说，“白鸟事件”的被告被检察当局认作真凶的最主要的状况证据，大概就是这个“军事委员会和‘核心自卫队’的存在”。

这里再来看看据说曾对札幌的共产党进行过弹压的白鸟一雄的性格吧。白鸟警部当时正任警备科长，是搜集日共方面的情报并制定对付日共办法的负责人。一句话，从性格上来说，他对工作非常热心，又是个极端喜欢单独保守机密的人。

日共札幌委员会的成员们曾尾随白鸟，监视他的行动，但是无论如何也摸不清他究竟到哪儿去。科长多半晚上七点钟左右回家。他不坐电车，总是骑自行车跑来跑去。了解到的情况只有这些。对方骑着自行车，而委员会的这些成员们却没有自行车，因此无法钉他的梢，只好作罢。正因为如此，尽管全体成员曾监视白鸟警部好几天，终于打消了这个念头。

不仅日共方面，连白鸟供职的札幌中央警察署都不大知道白鸟的行动。还有这样一桩事实：白鸟生前究竟做的是什么样的调查，他死后人们丝毫不知道底细。因此，市警察署方面并不了解当前日共的情况，感到很为难。

白鸟是日共最憎恨的人。日共曾寄威胁信给他，或是跟踪监视过他的行动。这也正说明他的工作做得好。但是他连对警备科的科员都丝毫不透露自己工作的内容，这大概是因为他采取的是极其彻底的单独侦查主义。目前做侦查工作并不采取所谓单独侦查。现代的侦查方法是所谓综合侦查，由各班协力进行。白鸟采取的是旧办法，是所谓名警察经常使用的侦查法。但是白鸟的职责并不是对单纯的强盗或凶手进行侦查，他的对象却是共产党。估计他是用极其秘密的办法弄到情报的，因此，他单独一个人进行隐秘活动也不足为奇。然而，他所探听和侦查到的成果，在科内竟一点也没有留下来，这倒是件奇事了。

正如以前日共党员跟踪白鸟时没把他的行动搞清楚，市警察署方面也不大了解白鸟的行动。事实上，在白鸟死的那一天，直到下午五点他离开中央警察署时，还是有人知道的。但从那时起直到他变成死尸在现场上被人发现，他在这两个多钟头当中的行动，警察署则完全摸不到头脑。当然，尽管侦查总部是知道的，但因不能发表，所以故意说不知道——这样看也未尝不可。

但是白鸟在被杀害的那天下午的行动，公开发表的审判记录上是有记载的。按照这个记录，那天下午他只在警察署露了一面，就到市区南四条四丁目的酒吧间“紫浪”去，接着又到过两家窑子。

正因为白鸟担任过风纪股的工作，大概他在干这种营生的人们当中很吃得开。“‘白鸟事件’对策委员会”出版的《白鸟事件》中是这么说的：

“据检察官对窑子里的老扳、老板娘和妓女们进行调查时他们所提出的证词，警备科长离开警察署后好像就到窑子里去了。他每天在一定的时间都和什么人在警察署外面会面。也可以估计，会面的地点是几家窑子。

“‘紫浪’是会面地点之一。这是个酒吧间，不是窑子。但据这里的老板、见习厨师和清洁妇们对检察官说，白鸟几乎每天都到这里来。他总是悄悄地从后门进来，到二楼去休息一下；有时把自行车存放在这里，有时骑着走。根据酒吧问老板等人的证词，可以推断白鸟离开‘紫浪’后就到与什么人约好的窑子去了。

“可见白鸟离开警察署后，并没有马上到会面的地点去，却采取先到‘紫浪’、然后再从那里赴约的这样一种谨慎的办法。他的行动为什么要这样谨慎呢？既然没有什么嗳味关系，光是说因为有日共党员在尾随，恐怕也不足以说明吧？”

这里令人联想到，这一事件中的朝鲜人冈进（即闵炳一）曾呑服大量安眠药，死得很离奇。他是狮子咖啡馆的老扳。使人得出这样一种印象：“白鸟事件”中不知怎地处处可以看到卖淫业方面的影子。也应该考虑到，做这种生意的人一般都是和暴力团勾结在一起的。

总之，不妨认为白鸟警部很能干，很有野心。他的行动所以显得令人莫名其妙，大概是因为他亲自出马搜集秘密情报的原故。这种野心是和升官思想分不开的。白鸟多半掌握了日共方面的情报，然而他一点也没有把它留给自己所属的中央警察署，他一定是独自牢牢抓住这些情报，却没有和警察署通气。

但是不能料想白鸟曾一直独自保持这些情报。他的升官思想也许不是与市警、而是直接与国警有联系吧？也就是说，似乎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他没向自己所属的市警提供情报，却直接向国警提供了。

市警自不用说，国警更想知道日共的情报。只要联想到当时北海道的形势，就可以理解国警对这方面的兴趣有多么大了。

关于白鸟曾把亲自搜集的情报提供给国警的推测，从前面所举过的这个例子似乎也可以得到证明：尽管国警早就拿到了关于“音川”的情报，却长期没有通知侦查总部。可不可以把这一点看作是国警的保密主义与白鸟警部的升官思想的结合呢？

国警当时把全部力量都集中在形势紧张的北海道的警备方面。不仅日本方面，当时连美国的“反间谍队”也把干练的队员派到北海道去。那时朝鲜战争刚刚结束，美国同苏联、以及同中国的关系正处于非常紧张的时期。

我想在这里分析一下所谓枪杀白鸟的真凶——佐藤博的罪行。

首先，佐藤博枪杀白鸟警部的客观证据是没有的。只有追平雍嘉在证词中提过此事。但那并不是佐藤博直接向当局供认的，也不是从追平以外的第三者听来的，当然更没有物证可言。根据这一点，辩护人认为追平的证词是所谓间接证词，也就是传闻证词，不足为凭。

正如拙文开头处所提到的，照追平证词所说，这是他到佐藤博家去，从佐藤口里听来的话。追平据此就断定佐藤博为真凶。

追平还写道，佐藤博把这事向村上报告的结果，村上并没有吃惊等等。但是村上本人对此全盘否定。

当局仅仅根据传闻证词就下手逮捕人，这一点与“松川事件”的做法类似。

再稍微分析一下这个事件的内容吧。读者读到上述引文，当会想起本文开头出现的目击者讲的话。有一种证词说当时手枪“砰砰地响了两声”，另一种说“砰的响了一声”。事实上，把当时目击者的话综合起来看，可以分为“响了两声”和“只响了一声”的两种说法，而且都不约而同地说是“像放花炮似的啪啪响的”。

但是使用的是勃朗宁手枪。勃朗宁手枪所发出的声响绝不是砰砰的，而要更大一些，震撼肺腑。用文字难以描述，勉强找两个字就是“嗞一嘭”般的响声，绝不是啪啪那样一种轻脆的声音。

那末，枪声为什么会有响了两次和只响了一次的不同的说法呢？我倾向于认为凶手一开始就只打出一颗子弹，而且出色地命中了白鸟警部的后背，打破了他的动脉，要了他的命。

为什么呢？因为检验白鸟警部尸体的结果，已经推测出凶手是从极近的距离射击的——估计是从大约一米开外射击的。事实上，白鸟的大衣背上还沾着硝烟痕；要不是距离极近，是沾不上硝烟痕的。既然距离那么近，而且一发就准确地打穿了他的动脉，如果开了两枪，即便有一枪没有打中，大衣背上估计也会沾上一点硝烟痕的。也就是说，除了打中的那颗子弹的硝烟痕外，还应该沾着没有打中的那颗子弹的硝烟痕。然而一点痕迹也没有。

其次，搜索现场的结果不曾找到没有打中的那颗子弹，地上也只有一个弹壳，这似乎也能够证明凶手只开了一枪。如果开了两枪，现场上当然应该掉着两个弹壳。

从这里，事情就有点儿意思了。

当时抢先报道这一事件的报纸采纳了目击者的开了两枪的说法，于是报道说，砰砰地响了两声，凶手开了两枪。

佐藤博也许在报上读到关于这一案件的报道，才对追平说自己开了两枪。也就是说，因为这是追平的证词，也可以说是追平自己读了报纸上的报道，才说是开了“两枪”的。

坂本胜广（目击者之一）在检察记录里说：

“我听到两声。头一声砰和第二声砰相隔只有一刹那的工夫——大约只有五分之一秒或是十分之一秒。”

但是，其他证人的供述记录中，说只听到一声的也很多。事件发生后，最初的新闻报道中却没提到这一点。

如果说佐藤博读了报之后告诉追平他开了两枪，那末就和现场上只掉着一个弹壳这一点不符合了。因此就得在那一颗子弹的弹壳上作文章。于是想出这么个主意：让追平在根据间接传闻而作的供述中说手枪是用手巾包着的。原文如下：

“我提到弹壳的事，问他：‘那是怎么回事？’‘你开了几枪？’老博说：‘我扣了扳机，但是只打出一颗。’‘另一个弹壳留在包手枪的手巾（也许他说的是布）里了。’我问他：‘弹壳会给裹住吗？’记得他好像还说过：‘应该是嘭的一声射出去的。’”

这段话是要说明，因为手枪是用手巾或是布包着的，一个弹壳掉在地下了，另一个则被手巾裹住了。

但是第二颗子弹并不是隔了一会儿才射出的，而是像坂本证人所说的那样，几乎是紧接着就射出去的，相隔只有五分之一秒或十分之一秒。因此不可能设想一个弹壳掉下来，另一个却被手巾裹住了这样的事。再说佐藤博为什么特意把手枪包在手巾里，而给射击带来不便呢？

供述里没有提到这一点，只好由我们来推测了。他大概是想说：为了不引人注目才把手枪包在手巾里的。但是既然犯那样胆大包天的罪行，单单藏起手枪不让人看见，听起来倒不自然了。何况又是在下午七点半这样一个天黑以后的时刻干的，如果用白糊糊的手巾包起来，反而更显眼。把黑色枪身赤裸裸地露出来，在黑暗中倒更便于隐蔽呢。而且包在手巾里，就好像故意要在扣扳机时给自己带来不便。

关于手巾的这个说法，只能认为是由于现场上只掉着一个弹壳，在供述中却又说开了两枪，为了解决这个矛盾，迫不得已而耍的一个花招。

前文中已经说过，关于枪声我也有自己的看法，这一点留待后面再谈。

实际上只开了一枪，却说开了两枪——追平这种证词是用来圆这个谎的。如果像辩护人方面所断言的，追平证词是根据传闻得来的，同时又是他捏造出来的，那末就只得说以上全都是追平的杜撰了。

七

这一点似乎连札幌高等裁判所也无法放过，它不同意第一审判决书上所载追平供述中的以下两部分，并予以否定：“用手枪打了两枪，但第二颗子弹的弹壳裹在包手枪的手巾里了。”“佐藤博曾说，他行凶后，马上就到村上那儿去汇报。村上说：辛苦啦，今天就喝杯酒睡觉去吧，并且给了他钱。”——高等裁判所对这两点批驳说：“难以置信。”

但是尽管高等裁判所否定了这个具体事实，却断定：就整个氛围而论，“大致可以相信”佐藤博是直接枪杀白鸟警部的犯人。

那末，既然只射出一颗子弹，为什么会听见两声枪响呢？

是不是由于附近房屋密集，引起了回声，听上去就像是两声枪响，因此证词才有一声和两声的不同说法呢？这样看也未尝不可：报纸上采纳了两声的说法，因而报道说开了两枪。追平诡称是从左藤博那里听来的，就袭用了这种说法。

此外，还有旁证足以证明凶犯不是佐藤博。

那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目击者的谈话，其中有一个是住在佐藤家附近的妇女。

她说：“这时，从东边驶来了两辆自行车。我走到路当中，望了望靠我这边的那个人的脸。他的脸色非常苍白，穿着黑大衣，戴着黑帽子。记得另一个人穿的好像也是黑衣服。那时，右边并行的那个人朝着靠我这边的人（白鸟）说了些什么话，但是他没有回答。附近有电灯，我记得照得相当亮。”

这个目击者在相当亮的地方把其中一个人看得很清楚，甚至看出了他的脸色非常苍白。如果她看到的另一个人是自幼就住在附近的佐藤博，她应该马上会认出来的。但她却把那个人完全当作陌生人，只轻描淡写地说“记得另一个人穿的好像也是黑衣服”，这就是说，实际上他并不是佐藤博。

再者，就犯人的心理来说，他难道会在自己家附近行凶吗！即便遇到机会，也会想到地点不合适，而另寻离得远一些的地方去下手吧——我认为这才是正常的犯罪心理。

不管怎么说，这段话并不是佐藤博自己供述的，而是追平“从佐藤嘴里听来的”。根据这段话，佐藤博就被当作枪杀的凶手，村上国治则由于“共谋”而被控以杀人罪。

关于追平的这份笔记，还有件奇怪的事。据说，追平在东京被捕、由侦查员押送到札幌之后，并没有马上被送入拘留所，却在月寒派出所拘禁了一个来月，接着又转移到市区的道农俱乐部（旅馆）去，被解除了拘禁，受到优厚的待遇。安倍检察官和负责警部经过协商，叫他以《到“白鸟事件”为止的札幌委员会的动向》为题，写了一份长达五百五十页的笔记。

于是，这份笔记就一字不改地成了他的供状，已出版的《白鸟事件》的梗概所根据的也就是这份材料。共产党方面指控这个笔记不是追平自己写的，而是由检察官方面帮忙，以追平的名义写出的。

总之，在本案中，自始至终只有状况证据。

无论是重要的凶器——手枪，还是犯人所骑的自行车，都没有被发现。

为了这辆自行车，侦查当局大概也曾煞费苦心。

追平起初说，他曾问过佐藤博：“自行车是向谁借来的？”佐藤回答说，是“向oto（音）借来的”。但经警察一讯问，追平又改口说：“也许当时佐藤说oto不是指音川君，而是指‘弟弟’。”然而警察署对佐藤的弟弟进行调查的结果，查明他的自行车已经残旧不堪，完全不像是目击者所说的“声音轻而速度快的比较新的车”。警察又就这一点对追平进行了盘讯，结果他又改了口：“也许佐藤说的是‘omote’（意思是表面。——译者注）吧。”omote指的就是公开的党，意即那是共产党札幌委员会所使用的自行车。对这一点也作了调查，但是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关于这一点，追平的证词含糊不清，也受到了辩护人方面的抨击。

唯一的物证是在幌见岭的演习场找到的子弹。尽管膛线在这两颗子弹和从白鸟身上取出来的子弹上留下的痕迹不同的可能性只有一兆分之一，大概是从同一支手枪里射出去的，然而从科学角度来看子弹的腐蚀程度，那无论如何也不是当初演习时所使用的子弹。关于这方面的争论，前文已经交代过了。

但是有高安在场的第二次搜寻时也就是说，第二颗子弹出现时一一跟着高安的警察在现场上一下子就拾到了它。高安瞧了瞧说：“就是它，就是它，就是像这样镀着镍的。”

看见找到的子弹，特意说什么“喂，就是这样的，的确是像这样镀成银色的”——这种辩解般的说法似乎有点不自然。这令人觉得是为了事后在记录中强调这一点而捣的鬼。高安在昭和二十八年八月十六日曾对高木检察官说：“我确实记得我们是在村手家里集合后一起去练习射击的。集合的时候，花井拿来一支勃朗宁手枪给大伙儿看——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这支手枪。记得子弹大约有三厘米长，是黄铜色的，跟步枪子弹一样。”（第三次供述记录）这两颗子弹是在完全不同的方向发现的。据高安和追平的证词，那是“长着一棵大菩提树的斜坡。以雪上的落叶为目标，队员们每人打了一枪”。那末子弹就应该落在一个地方喽，然而却是在相离甚远的地方拾到的。供词里又说是“以雪上的落叶为目标”，但幌见岭的雪是很深的，难道雪上面还会露着头年秋天落下来的叶子吗？

再说，从白鸟身上取出来的子弹是黄铜制的，而从幌见岭的演习场找出来的子弹是镀镍的。关于这一点，检察当局说子弹既然是四下里搜集来的，就是不一样也不足为奇。

但是这次演习时“队员们每人打了一枪”。只“打了一枪”，果真能说是“严格的”演习吗？而且追平的笔记里并没有写明射击时使用的是什么样的手枪。

他还说什么那次的训练“非常严格”，“同时又是一种恐怖行为”，但究竟严格到什么程度？所谓的“恐怖行为”究竟指的又是什么呢？——像这样的具体内容，他始终也没有提到。

这种射击演习被说成是由宍户提出来而由村上指使队员们举行的。据说村上以前就经常跟札幌地区的党员们说：“必须干掉白鸟。”原是追平、高安和佐藤直道等在证词里提到村上说过这话。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个个都是在狱中脱党的人。

究竟是什么人促使村上采取这一步骤的呢？有没有人在他背后指引他朝这个方向去做呢？

在这一案件中，成为关键性状况证据的是村上的这番话。尤其在没有物证的案件中，状况证据的分量必然会大大增加。

据说，特意被日共派到“北海道”去的、被称作志田重男的得力助手的吉田四郞，曾在“白鸟事件”发生后批评过村上，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流氓地痞式的急躁行为”，但有没有别人唆使村上采取这一步骤呢？

吉田是当地党组织的最高负责人，和村上同在札幌，竟然没有留意到村上的行动，过后又批评了他，这也是不可思议的。

在这里，我无意中想起了昭和六七年左右曾潜入日共内部的荖名特务m（即松村升）的一段插曲。

风间丈吉在《日本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一书中这样写道：

“据说早在昭和三年的‘三·一五事件’时，日本就有特务了。昭和六七年左右，m（或称松村）在党里占着最重要的地位。党的财务、房产、秘密工作、国际联络等，但凡可以说是地下活动的关键自全都掌握在他手里。这表示当时的中央委员——尤其是我，多么没有知人之明。松村从苏联回来后，先在田中清玄等人领导下工作。田中等党中央的成员被捕后，他就当上了党的领导骨干。我在昭和七年十月三十日上午十一点二十分左右被捕，他随即隐蔽起来。”

这个姓松村的人刚从莫斯科回来就当上了日共的中央执行委员，负责国际部的工作。

第二年（昭和五年〉，全国有一千五百人被捕，中央各机关几乎全部被摧毁。松村这次又逃脱了。

昭和六年八月，松村设立了组织部，成立之后就把组织部部长的位置让给绀野与次郞。松村本人则先后当过国际部、军事部、财政部以及其他各部的部长，又作了房产资金局局长。就在这时，他派人袭击了大森川崎第一百银行。

由于担任这样的职务，他对日共内部的情况了如指掌。又由于地位的关系，他不曾把自己的秘密住所告诉任何人。但是反过来，全体党员的秘密住所他都知道。当日共的领导人到某处来会见他时，他通知警察逮捕了他们。结果把日共毁灭得除了监狱之外，几乎没有其他活动余地了。

日共方面群情激昂，曾要求公开审判松村，但是尽管官司一直打到当时的大审院（最高裁判所的旧称。——译者注），松村的名字却始终也没有出现。

松村的目的是什么？他不仅要使日本共产党的组织遭到毁灭，还借口筹措资金，派人去袭击大森的银行，抢了当时的三万圆。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他的一个目的是叫各家报纸闭口不谈共产党的宗旨和纲领，而向人民大肆宣传共产党是个恐怖主义者的阴谋组织，专门使用杀人、抢劫，欺诈、美人计等强盗般的手段，为了获得资金而疯狂地奔走。通过抢劫事件，深深使一般人民对共产党产生了可怕的印象。不管共产党方面事后怎样提到躲得无影无踪的松村的名字，也无法否认像在“大森事件”中干过强盗行为的那帮人是共产党。因此，从特务工作这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件可以说是制造得很出色。

我不能断言“白鸟事件”中确实有松村那样的人，但是这种可能性是可以设想的。

前面已经说过，在本事件中辩护人方面会要求吉田四郞出庭作证，结果他突然从住所出走，不知下落了。检察官方面对这个重要证人一碰也不去碰，从常识上来判断，这一点令人感到有些奇怪。

目前公开了的有音川和成田的情况。

成田的情况是这样的：正当“白鸟事件”的侦查总部对日共地下组织一点不摸底细，侦查班的工作陷入困境，感到苦恼的时候，成田忽然在西边出现了。如果这是偶然的，那他可实在出现得太及时了，活像是“到来了神风”一样。

成田倒在伊东街头被警察收容时，“最初获得这个情报的是札幌方面的国警队”（据追平的笔记），但究竟札幌的国警队最扨是怎样把这情报弄到手的，笔记中却没有交代。笔记上还说成田散发抢煤的传单被捕后从拘留所回来时，“他遇到的不是同志们的热烈拥抱和敬意，而是猜疑、冷淡和轻蔑”。笔记上还写着：“上级机关也认为他不正常。”

这段文章写得很含蓄。也许成田是因为被捕才变得“不正常”的，由于某人的暗示他才在静冈县那经常有人自杀的锦浦徘徊，“倒在”伊东街头的呢！

幸而成田被一个好心肠的警察收容下来，又有个醋鱼饭卷铺的慈祥的老板救济了他，敎了他三年捏饭卷的手艺。那末成田是否当上了饭卷铺的师父呢？没有。三年之后，他又还乡务农去了。这不免使人感到在那三年中间，原是有人让他独自离开北海道，把他隔离在伊东温泉的。

然而我并不是说吉田、成田和音川都是“松村那样的人物”——他们还不是那样的“大人物”。尤其成田和音川，我认为他们经不起党员生活的严峻考验，是基层党耝织的牺牲者。

八

让我们想想追平写了些什么：

“村上刚就任札幌委员长，就对这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发生恶感。他把形同共产党生命的工厂支部的领导工作交给了有着浓厚的工联主义思想的佐藤直道去管，他自己则让北海道大学优秀的学生党员离开学校，把他们和打零工的组成‘核心自卫队’，在这两者上面找到了自己感情的寄托。就这样，不管愿意不愿意，札幌的党组织注定被拖进了‘白鸟事件’中去。”

意思就是说，是村上的方针把党拖进这个事件的。不管愿意不愿意——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种宿命论的说法并不是偶然的措词。是不是有什么人把札幌的党组织引到这个方向去呢？

佐藤博就是在这个“有着浓厚的工联主义思想”的佐藤直道下面工作的。倒在静冈县伊东街头的靑年成田被发现之后，佐藤直道才出现在当局面前。然后当局才开始对日共札幌地区的地下组织进行全面搜捕。

在侦查班的突袭下，村上被捕了。中川、石川、清水、村手等人也相继被捕。追平在东京被捕，押到札幌来，然后当局就确定佐藤博为真凶。也就是说，顺序是这样的：

发现成田——逮捕佐藤直道——（逮捕村上国治）——逮捕追平雍嘉——确定佐藤博为真凶。

从这里大概就可以看出，靑年成田倒在伊东的街头，被一个“好心肠的巡查部长”收留一事，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其实，发现成田是让佐藤直道上场的序幕，而佐藤又成为破坏地下组织的导火线。而且当局又是以“收留倒在街头的人”这样一种足以迷惑旁人的、极其自然的形式发现了佐藤，并和他发生接触的。

这就是说，由于佐藤直道被捕，追平才被捕，从他口里说出“按照村上君的指示，佐藤博杀了白鸟科长”这番话。看了这个顺序，我也感到有些奇怪。

前面已经谈到由于村上由更正了声明，社会上才开始形成“‘白鸟事件’大概是共产党干的”这样一个印象。

村上是日共北海道地方委员会的发言人。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一月二十二日），他说：

“党和‘白鸟事件’无关。这个事件是与党毫不相干的过激分子任意干出来的。”

但是他随即又更正说：

“我不知道‘白鸟事件’的凶手究竟是谁。……但是杀害白鸟是出于爱国者抵抗警察当局的镇压的英勇行为，而不是个人的恐怖行为。”

这一更正是个谜。事实上，是佐藤直道迫使村上由这么更正的。这一点在佐藤的笔记里也提到了，

“我在报上读了村上由的声明，咸到非常愤懑。我读的时候觉得，那个声明所持的立场似乎是说，党与此事完全无关。现在必须考虑的是：怎样在政治上发展这一事件，而照这样的说法，就等于掐断革命的萌芽。我自己感到满腔愤怒。这时在街头遇到了委员长。委员长也有同感，说希望我从下面彻底予以批制。因此后来召开支部书记会议和支部会议时，我就以激烈的语气批判了村上声明。记得我说过这样的话：‘那家伙不懂得做实际工作的人的甘苦，只知道像个大老爷似的游手好闲。年糕铺也好，日用品商店也好，看了招牌就可以知道它卖的是什么货。可他那块招牌是模模糊糊的，什么也看不出来。’在地方委员会上，村上由君大概也狠狠地挨了批评，所以后来重新发表了地方委员会的声明。”

经过就是这样。由此可见，佐藤曾迫使村上由把声明更正为“杀害白鸟是出于爱国者的英勇行为”。一旦发出这样的声明，那末谁都会认为杀害白鸟的是共产党组织了。

这也造成了把“白鸟事件”与共产党联系起来的浓厚气氛。

佐藤在笔记里一口咬定自己与这个案件无关，却说出自己没干，是某人干的，并且明确地指出促使自己说是某人干的原因。（暗指是警察迫使佐藤说是某人干的。——译者注）而且，尽管他这么办，实际上却不会受到任何刑事处分。

总之，如今被说成是“凶犯”的人们，虽然处在看来是犯人的状况中，但是没有任何因素足以肯定他们是真凶。尽管他们处在仿佛是真凶的状况中，不论是看断定他们为真凶的证据，还是仔细听所谓证人们所讲的话，都使人感到他们并不是真凶。

例如，村上国治在发言中说他与这个案件无关，声辩他当时不在现场，否定了高安和追平的证词。村上的申辩看来是真实的。高安在证词中说村上会发出这样的指示：“用手枪把白鸟干掉。马上开始调查白鸟的行动。”但是村上究竟是哪一天的几点钟、在什么地方发出命令的？高安的证词在这一点上谈得很含糊，追平的证词就更使人强烈地感到是编造出来的。

判定村上国冶有罪的一个根据是昭和二十七年一月四日他会与人共谋杀人，也就是说，当局认定他们从这一天的上午九点起共谋了半小时。关于这一点，佐藤直道作证说：“一月四日上午十点钟左右，地区的全体常任委员在我家集合，举行了‘组织和战术’的学习会。村上君一向都是提前来的，这一天他也没有迟到，一直待到傍晚。”另一方面，高安的证词却是这样说的：“一月四日或五日进行的那次共谋，连吃晌午饭大约用了两个钟头。”再说，从上午十点钟起在佐藤直道家召开的学习会还有另外许多人参加，就证明开这会是真实的。

但是，札幌高等裁判所判决书上说：“认可村上自上午十点钟起参加了学习会。但是没有证据足以证明他不会参加上午九点左右开始的共谋。如果是从九点开始的，那末他用半小时来共谋杀人，又用半小时从共谋的地点（门胁家或村手的公寓）前往佐藤直道的家去参加从十点开始的学习会，可以假定，这并非不可能。”但是只凭这样瞹昧不明的臆测就将村上判处二十年的重刑，审判官大概毕竟感到有些理亏。他们预料到会受到责难，就制造出下述牵强附会的判决理由：

“坦率地说，作这样的假定，也许会受到非难，说判决只采用了对本身有利的数据。然而这样的假定并非不能成立。……”

法庭根据这一点，再加上前面所提到的佐薛博用手巾包着手枪射击的部分，就以“个别部分难以置信，但整个说来大致可信”的理由判决村上有罪。

但是，对上述具体事实的否定，必然就是对追平证词的全盘否定。将事实否定之后，再凭着事件的整个气氛来断定为“大致可信”——简直不能认为这是着重核对事实而作出的判决，不能不说这是凭着概念或想象而作出的判决。也就是说，这是单凭气氛而进行的审判。

在幌见岭发现射击演习的子弹时，高安也在场。但是追平明明写着高安只到演习场去过一次，原文如下，“就在这样朝朝暮暮从事调查活动（指监视白鸟的行动）的同时，还继续进行非常严格的训练。乘午间有空，就由宍户率领，到圆山深处去练习手抢射击。高安只去过一次。”

参加射击演习的只有以北海道大学学生为中心的几名“核心自卫队”队员。那末到现场去查看时，为什么仅仅叫只参加过一次演习的高安到场作证呢？

既然找人到场作证，检察当局为什么不把去过好几次的其他党员带去呢？比方说，为什么不把高安被捕后五六个月才被捕的村手等人带去作证呢？难道是因为这样做会给检察当局带来不便吗？——头一年，侦查队员们像打零工的一样整天在那里找子弹，连草根树根都刨了，也没有找到；而高安在场的这一次怎么一下子就找到了呢？我在这里只提一下这是件奇怪的事。

高安是被单独分开来审判的。辩护人方面对此提出过抗议，因为如果对高安只以单独审判就判罪，则村上等其他被告的罪状就会自动成立了。

在幌见岭找到的子弹和从白鸟身上取出来的子弹是从同一支手枪里发射的——证实这一点的经过，前面已经交代了。但是不知怎地，无论是追平证词或高安证词，都没有明确地谈到在演习场上使用的是什么类型的手枪。

“‘白鸟事件’对策委员会”出的《单身监房》里说：

“实际上，这两颗作为物证的子弹是不是由与高安君的证词无关的什么人（自然，尽管这么说，除了侦查当局的官员之外谁也做不到）悄悄带到山上去，再装作找到的呢？”

这个怀疑是从《原田情报》里下面这段话得到启发的：“当局说所谓‘核心自卫队’在昭和二十六年秋天射击的子弹，过了两年多之后在幌见岭的深山里找到了。实际上这是在日本冷藏公司的仓库里打靶时射出的子弹。”据说共产党根据这个情报，“经过自行调查后，证实了这一点。”

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在幌见岭找到的子弹实际上是从练习射击时就埋在那里的，那末白鸟系被某党员枪杀的可能性就大了；相反地，如果那是警察在日本冷藏公司打靶时射出的子弹，那就是当局为了诬告日共党员是凶犯商策划的阴谋。《原田情报》还说，在日本冷藏公司仓库打靶时使用的手枪是从“畠山警部家里搜到的警察专用手枪？”。

我并不完全相信所谓《原田情报》，其中确实也有些不可理解的地方。然而它又给我这样一种印象：它的一部分内容或许接近真实情况也未可知。从上述情况来看，警察队进行现场搜查时找到的子弹，究竟是不是昭和二十六年秋天演习时射出的子弹，我是抱有怀疑的。

白鸟被杀害的时刻，佐藤直道竟偶然站在现场附近，这也是不可思议的。

他说这是因为他当时在等候追平，以便对某党员进行查问。他的笔记里有下面这样一段话：

“七点四十分，我在南六条车站下了电车；我看了看钟，记得是这个时刻。我站在车站上，半朝着药房，半朝着北面，等候追平。我站了一会儿，发觉自己一个人待着时就浸沉在奇妙的联想中。这时听到了手枪声。记得我抬头望了望药铺南边拐角处那座房屋的房顶，想到：唔，由于是晚上，小鸟和鸽子都不起飞了。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是枪声。追平君随即骑着自行车从南六条大街电报局那边过来了。”

发生凶杀案的时刻佐藤恰巧站在距现场不到一百米的地方，过了一会儿追平就来了。也许这是出于偶然，但是这却给人以莫名其妙的印象。

而且佐藤站的地方是南六条车站，从芒野方面骑着自行车来的白鸟警部和凶手两个人曾从那里经过。佐藤直道从七点四十分左右就站在那里，跟他面熟的白鸟警部和佐藤博路过时，他不可能没有注意到。

那正是行人稀少的时刻，而且街头的灯光也相当亮。佐藤直道说是在等待追平，那末他一定会四下里张望。他说他不知道有这两辆自行车经过，这才是咄咄怪事。难道他因为耽入了这样的冥想：“唔，由于是晚上，小鸟和鸽子都不起飞了”，才没注意到吗？

再来谈谈同佐藤博一起失踪了的宍户均。

正如追平所说，宍户是个出色的组织者。刚一开始贯彻军事方针，他就被选为“核心自卫队”队长。他为人“精悍”，曾把手枪揣在口袋里尾随美国兵，准备予以狙击。率领队员到圆山深处练习手枪射击的也是宍户。从某种意义上说，使札幌的日共战斗化，鼓动他们采取实际行动的恐怕就是宍户均吧？

事件发生后，他“不知是上了天还是钴进地里去了，下落完全不明”，但是如今看来，检察当局并不热中于追查他的下落，这是为什么呢？

检察当局也好，共产党方面也好，为什么不进一步把宍户当作一个问题来追究呢？

九

这里还要考虑一下所谓《原田情极》里谈到的札幌信用合作社理事长佐藤英明的事。照原田的说法，佐藤性格非常乖僻，经常注射菲洛本。他为人阴险——例如把来访者的谈话录下音来，事后加以分析等等。据说他又是个变态性欲者，同时他还患有菲洛本中毒者常患的被迫害狂般的症状。

照原田的说法，佐藤还举办过某种猥亵的展览，从而使他在札幌市的知名之士当中颇吃得开。原田还说，他利用理事长的地位非法向外贷款，还挪用公款。原田本来是札幌信用合作社的职员，因此，就这一点来说，他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大概是信得过的。

无从查明佐藤非法贷出的款项和挪用的公款究竟用在什么地方了。照原田说来，佐藤让当地的暴力团自由出入他的家门，当他们的后台。

为什么佐藤要和暴力团站在一边？原因是不大清楚的。

从“反间谍队”的家伙们总是乘着札幌信用合作社的汽车到处跑这一点来看，他们大概平日间就与佐藤有着某种联系。

事件发生后，佐藤被捕，拘留在北警察署里时，他曾说：“过两三天就都说出来。”当天晚上他曾企图自杀。以后被移到看守所，由十名律师出面将他保释出狱，但不久就呑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了。

佐藤自杀的原因是什么呢？难道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由于他非法向外贷款和挪用公款的事被揭露，这会使他丧失社会地位，因而感到苦恼，才寻短见的吗？

《原田情报》说：“他才是‘白鸟事件’的元凶，是他怂恿曾经用手枪犯过一次人命案的流氓a枪杀白鸟警部的”，并且认为他是“由于眼看这事要败露，才自杀的”。

a过去在东京某处参加地痞的群殴，用手抢打死过对方的头子。他还当过自行车竞赛选手，据说车骑得很好。目击者果然说过这样的话：“像是凶犯的那个人骑着自行车逃走的时候是平伏着腰疾驶的。”大家都知道，自行车竞赛选手骑车疾驶时总是平伏着腰的。

一方面杀过人，另一方面又有这种职业上的习惯，看起来犯人的确像是a，似乎可以赞同原田的说法。尽管《原田情报》说“由于佐藤英明托付a枪杀白鸟，a才干下杀人勾当的”，却不能断定佐藤没有同样委托别人枪杀白鸟。

佐藤为什么要豢养一个暴力团呢？据说他有着独特的梅特涅（梅特涅（一七七三——一八五九），奥地利政客，以专横暴戻着称，在他任首相时，曾镇压民族运动。——译者注）式的性格，然而难道他只是出于异常的性格癖好才养着一个暴力团吗？不然的话，他的实际目的又是什么呢？

这里就令人想起那伙持手枪的强盗们闯进札幌和北海道其他地方的共产党办事处的事。二十几名成群结队的强盗把值班人绑起来，抢劫了文件和钱财。札幌的共产党办事处接连三次遭到袭击。虽然报了警，警察却不理睬。后来由于共产党提出抗议，市民也群起责难，警察才不能再置之不理，就抓了五六个人，但都是些小流氓。

共产党方面说，抢劫案是当时“反间谍队”雇用的当地右翼分子干的。这种让强盗侵入民房的事件，事实上是为了把放在办事处内的共产党文件弄到手而策划的。但是当局并没有追查到实际背景就罢手了。不，也许警察不敢去碰，因为说不定这就是当地“反间谍队”所干的一部分勾当。

这么看来，如果把佐藤英明支持右翼并且与“反间谍队”下级特工人员过从甚密这两个事实联系起来，是可以看出一些苗头的。据说佐藤理事长曾盗用札幌信用合作社的公款并且非法贷放。但是这笔钱究竟到哪儿去了呢？实际情况是不清楚的。说不定是充作这两方面的经费了。现在还有这样的实例：某着名银行过去被“反间谍队”的下级特工人员敲诈过，拉的亏空至今还没有补上。

“反间谍队”本身的预算并不宽裕。这与战前日本军部没有公布所谓军事机密费有很大差别。因此，这些机关就本着经费不足就地筹措的方针办事。尤其是下级特工人员，胡做非为的似乎居多数。

最初，这些特工人员大概刺探到佐藤英明的违法行为，就以不揭发为代价敲诈了他吧？

但是有迹象表明，在升官思想支配之下白鸟警部打算揭发佐藤英明的违法行为。白鸟曾经由于揭露北海道拓殖银行的非法行为而立过功。

白鸟的情报工作本来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是他究竟做到了怎样的程度，人们一直完全不摸底细。他死后市警当局对共产党的情况一无所知，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无论是对日本的治安机关来说，还是对“反间谍队”来说，白鸟大概都是个重要人物。

但是要搜集警备方面的情报，势必就得加强与走私分子的接触。白鸟科长侦查的结果，发现佐藤英明正在干这方面的勾当。白鸟起初只是向佐藤和他那一伙人提出警告就算了。大概随着接触和侦查的进展，他就越发看出佐藤向“反间谍队”提供资金、替“反间谍队”的骨干分子垫付经费，并且给他扪介绍冶游的地方等等并不单纯是反对共产党的活动。这时他大概终于考虑要断然行使职权，揭发佐藤和他那一伙人了吧。但是白鸟太粗心大意了，他不知道佐藤和“反间谍队”特工人员之间的关系多么密切。他了解局部的情况，但不了解全貌。这就是白鸟警部的悲剧。

白鸟警部一方面搜集日共方面的情报，一方面负责管理芒野（当时的冶游区）的风纪，在那一带他颇吃得开。他似乎从那方面也搞到了情报。此外，他还担任着一项重要的工作；替从东京来的美军总司令部人员物色女招待。那些从东京到北海道来的所谓“大人物”，每到冬季就必然去猎熊。他们要找个“旅伴”，据说拉皮条的工作就落在白鸟警部头上。大概这种女招待是专门从芒野方面“征召”来的，不过那些被迫陪伴美国人的可怜虫只是白白遭到蹂躏而已，拿不到相应的报酬，听说无论老板还是女招待都把白鸟恨之入骨。然而干这种营生的人都怕警察，如果违抗白鸟的命令，不知事后会遭到怎样的报复（比方说，从此事先再也得不到警察要来抽查的通知了）。因此，他们大概万般无奈，只好任凭白鸟摆布。此外，暴力团和这些花街柳巷有着密切关系一事，也是值得注意的。

发生事件的那天，白鸟曾到酒吧间“紫浪”去过。这说明他常到“紫浪”去。这里是他做侦查工作时经常落脚的地方，又是“反间谍队”的联络站——“反间谍队”总部在札幌的“大饭店”。

日共办事处就在酒吧间“紫浪”附近，我认为正如日共所指责的，强盗闯进去抢劫文件是“反间谍队”干的，而且事先一定在附近暗中放了哨。白鸟警部准知道这些内情。

当时设在札幌的民间出版审查部的主要任务是审查出版物和报纸，首先是共产党的机关报，连油印的印刷品和小传单都想方设法搜集到手。民间出版审查部的部长是名叫葛特的二世（文职人员），与“反间谍队”队长坪田格外亲密。据说他们有着密切联系，每天晚上不是在这家就是在那家边打桥牌边商谈工作。札幌市警察署的白鸟警部和畠山每星期也冷不防到民间出版审查部来三四次，在葛特的房间里谈公事。据说白鸟警部总是板着面孔，没有露过一丝笑容。突然袭击日共在圆山的宣传站和苗穗的也是民间出版审查部，日本警察并没有随行，估计“反间谍队”的队员参加了搜查工作。“追平证词”里提到的姓向井的中士也是个二世，他是“反间谍队”的骨干分子。据说他还负责验收卸在小樽港的占领军物资。

但是当时占领军的物资大批被盗卖到小樽市内的黑市上。据估计，那是“反间谍队”队员为了搞到冶游费用而指使朝鲜籍的黑市商人干的。这种盗卖越干规模越大，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有一次在小樽港的铁道支线往货车上陆陆续续装货时，把几车货物连车皮一起盗卖了。

干这种勾当的以二世居多，据说品行最恶劣的也是二世。白鸟警部大概与“反间谍队”里的有些队员也结了仇。原因是，由于风纪太坏，据说占领军领导会暗中命令他揭发“反间谍队”队员中不良分子的行为。

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那末由于当时“反间谍队”的二世队员与暴力团在盗卖军用物资方面也是互相勾结的，就可以推断出也许是被白鸟盯上的“反间谍队”队员指使暴力团枪杀白鸟的。据谣传，出现在前面所提到的《原田情报》里的a，也与“反间谍队”有联系。

写到这里，我的推理不得不慎重了。胡乱猜测的轻率做法是不能允许的。当然，我无法说出实际下手枪杀白鸟警部的究竟是谁。

但是根据现状，以下两点大概是可以说的。

一点是手枪的声音。前面已经说过，有两种证词：一种说听见了一声，一种说听见了两声。听见的人觉得声音很轻。正如拙文开头处所说的，勃朗宁手枪的声音要大得多，多半是“嗞——嘭”一声震撼肺腑的轰鸣。

声音听起来很轻，会不会是因为那支手枪有着特殊的消音装置呢？按说当时只有美军使用的勃朗宁手枪才有那样的装置。

再说，两辆自行车沿着南六条的雪道。行进时，有个目击者说：“其中一个人（指凶手）跟另一个人（白鸟）说了些什么话。”他还说，像是白鸟的那个人“脸色非常苍白”，也许是犯人在行凶前威胁了白鸟，因此白鸟的脸色才变得苍白的吧？但是他也许对这种威胁半信半疑，随后半信半疑的事真的发生了，一刹那之间他的背被子弹射穿，就倒在路上了。说不定就是这样的。

如果这是个经过周密策划的阴谋，枪杀白鸟时就不会由跟他面熟的人出面。凶手大概是跟白鸟连一面之缘也没有的人，却以某种方式认出了那就是白鸟。

比方说，可以设想有个人告诉他那就是白鸟，于是他就靠近了正骑车行进的白鸟，先问清楚“您是白鸟先生吗？”然后再行的凶。说不定他把会成为物证的手枪暗地里处置掉了，把自行车也拆开，浇上汽油焚毁了。但是以上只是我的推想，没有任何根据。

如果犯人是佐藤手下的流氓，那就不是普通的暴力分子了。《原田情报》里提到了从黑龙会里解散出来的一个人的名字，我估计不是这样的人，而是某方面经过正规的射击训练的日本人。这样的组织和骨干分子都在潜伏着，而且这又是边骑自行车行进边射击的。

总之，尽管距离非常近，从一枪就击毙白鸟这一点来看，干这事的大概是个枪法极好的人。在幌见岭上每人只打了一枪的所谓“核心自卫队”队员决没有这种本领。似乎也可以断言，更不会是连幌见岭的射击演习也没有参加过的佐藤博。

那末佐藤博为什么要潜入地下呢？假如真像检察当局所说的那样，他受到日共组织的庇护，由人民舰队机关经由海上送到国外躱避去了，那末日共为什么又要这样做呢？谁都会想到，如果他没有行凶，他就应该光明磊落地到法庭上进行辩护。

然而这只是局外人的想法，如果根据实际情况来考虑一下这个事件中被告的处境，也许这一点是办不到的。

“白鸟事件”与“下山事件”等等不同，它并不是个一开始就安排好了的、有计划的阴谋，而一半是偶然发生的。但是，在事件发生之前就已经制造出即便日共的地下组织犯这样的罪也不足为奇的气氛。这种气氛一方面可以说是从“外面”对日本共产党内所进行的勾当造成的，另一方面，在党内也有所滋长。

枪杀白鸟的案件是偶然发生的，然而它的背景却是老早就准备好了的。即便把它作为“日共干的勾当”而加以利用，舆论界也不会觉得奇怪。不仅“白鸟事件”是如此，如果另外发生了一桩完全不同的震撼人心的事件，结果一定也会同样变为“札幌的共产党干的勾当”。

这样的背景随时都是准备好了的。看吧，“白鸟事件”发生之后，北海道最强大的、形成整个北海道中心的、札幌地区日共地下组织不是已经被破坏得一塌糊涂了吗？这不正是制造“白鸟事件”的人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