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商鞅变法自公元前三五〇年变起，至前二二一年始皇统一凡一百三十年，始搞出“秦法政”来（毛泽东语）。但是秦皇“任刑太过”（顾炎武语），再继续向前“转”进。又实验了一百余年，至汉武帝以后才慢慢地搞出个“霸王道杂之”（汉宣帝刘询的话）的中央集权文官制和重农轻商的大帝园的“定型”来。这一汉家制度的“定型”，一“定”便是两千年。基本上没有原则性的改变——所以毛泽东告诉郭沫若说：“千载犹行秦法政。”——在始皇前、武帝后这两个定型之间，“转型期”延长至三百余年！
近代欧洲社会的“转型”，实始于十四世纪初年（一三零零）的“文艺复兴”。一转也是三百余年，直至十七世纪（一六零零）之末，才逐渐“定型”；变成以自由个体为社会基础，以大规模机器生产财富来源的“资本主义”（capitalistic）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和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代议政府”（representativegovernment或parliamentarygovernment）来。这一现代西方的“定型”已维持了四百余年。可是在一九九一年底苏联帝国之崩溃，原苏联各邦同意再组邦联。西欧各国与此同时也正在大搞其“帮同型”（commoncurrency），一个新的西方政治社会的“转型期”，又已显其端倪矣。——现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尚前途漫漫，而当代西方社会又已开始转型，这大概是现代科技快速发展的必然后果吧！
在近代世界社会转型史中，以日本转得最快。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后，不出一代，日本便已跻身世界先进强权之列。这可能是维新前，日本的封建制度与中古欧洲封建制的基本“型态”甚为接近，因此日本一旦实行“欧化”（欧洲式的现代化），则社会发展程序若合符契，所以就一鸣惊人了；另一点则是岛居小邦的关系。西方的现代化，尤其是“经济起飞”，都是从“小邦”（smallstate）开始实行的[而现在又逐渐走向大型的经济邦联（economiccommonwealth）]；美国独立之初不也是十三个小邦的邦联吗？现在亚洲的“四条小龙”还不是四个“小邦”？
我们中国是个有特殊历史和“亚洲式社会”（asiaticsociety）背景的大国，一旦搞起“西式”的“现代化”（简称“西化”来，凿枘不投，就没有日本搞西化，一拍即合那么轻松了。我们搞“西化”，尤甚是搞脱胎换骨的“全盘西化”，那就要迂回曲折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慢慢地向前爬行了。——康梁变法便是这次爬行中的一小段；搞“全盘西化”的胡适则是另一小段的领袖。
4.5 固有文化的“现代”处理
“全盘西化”这个口号多吓人！胡适原来就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可是在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咒骂之下，这位调和性极重的启蒙大师乃改口说什么“充分西化”和“充分世界化”。其实“充分世界化”这口号大有语病，甚至欠通。“全盘西化”这口号听来虽吓人，但是我们今天如把海峡两岸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国共两政权管辖下的中小学教科书翻开来看看，其中除掉我们继续用筷子吃饭一些小事物之外，还剩下多少“固有文化”呢？近百年来在教育上，在日常生活上，朋友，我们几乎在不知不觉之间，是真的“全盘西化”了。在政治上、在社会上，我们虽然还遗留有若干固有文化的残余，如中央政府的极权制，和农村中的盲婚制等等，但是那些只是有待清除的渣滓啊。
可是我们的固有文化就真的一无可取哉？——怎能如此说呢？“中国的固有文化”至少可以和“西方固有文化”分庭抗礼，甚或占“世界固有文化”之一半。怎能说一无可取？只是“文化”加“固有”二字，便属于前一型态或中古型态的文化了。它要经过一个痛苦的西式“现代化”（二次大战前只叫“西化”）的洗刷，才能属于转型期以后的次一型态或现代型态。就以中医来说吧！我国传统医学是世界之宝，岂但“国宝”哉？但是“中医”（尤其是妇产科、小儿科）如不经过“现代化”的清理程序（所谓中西医结合），则是一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也。文化云乎哉？（日本维新之后，严禁中医几至百年之久。国民政府早期亦曾封杀中医。）再说海峡两岸今日最时兴的“气功”吧！如不经过一番现代化的处理，则天大迷信一条也；刀枪不入的“义和拳匪”也。把它说成中国固有文化，岂不丢人哉？
以此类推，则我国固有文明里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孔孟之道、四维八德……无一不需“现代化”（包括“科学化”、“民主化”）的处理始能适应于次一型态的社会。五一不需经现代化处理而能公之于全人类（世界化）的。因此所谓“西方文明”，非本质优于我“东方文明”也。近三百年来西风之所以能压倒东风者——包括西方小说之能够压倒东方小说者——“固有”与“现代”之别也。近百年来吾人所见之所谓“西方文明”者，“现代文明”也。他们通过这个“现代化程序”。早于我们三百年；而吾人口口声声所说之“东方文明”者，仍停滞在“现代化”前朝之“固有文明”也。“固有文明”比诸“现代文明”就相形见绌了。等到东西两个“固有文明”，都完成了各自现代化的程序，到那时两个“现代文明”，截长补短，才能言其高下。
但是我们如果要把全部“中国固有文明”都要加以现代化的处理，那就非一朝一夕之功了。它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分段前进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所领导的“戊戌变法”，便是这“分段前进”的“现代化运动”中的一小段——集中于“政治现代化”的一小段。
4.6 从“科技现代化”到“政治现代化”
但是康梁所领导的这一“小段”又是整个的“现代化运动”中的哪一段？
曰：从两千年的中国通史来看，它是第二个“转型期”中的“第二阶段”，也就是“政治改革阶段”。借用大陆上“文革后”的最新名词，盖亦可叫做“第五个现代化”。“政治改革”在清末原有“急进”、“缓进”二派。急进派以孙文为首。他们搞的是“驱除鞑虏、建立民国”；暴力革命，以美为师。缓进派则以康有为为首。他们主张“变法维新、君主立宪”；和平演变，排除暴力，以英国制为鹄的。——这两派之同时兴起、殊途同归，都是受了中日“甲午战争”（一八九四～一八九五）挫败，清廷丧权辱国的影响。在此之前，这两派原都寄望于“同治中兴”（一八六一～一八七五～一八九四）期间，中兴名臣所推动以科技为主。以船、炮、路、矿为内涵的新政，也就是所谓“洋务运动”。
这种早期的“新政”，事实上便是我国“现代化运动”中的“第一阶段”：也就是“科技现代化”的阶段。再用个最新的名词，那就叫做“四个现代化”吧！
其实搞这四个现代化的老祖宗还不是李鸿章等“中兴名臣”呢！当然更不是邓小平和陈云。它的两位老祖宗却是林则徐（一七八五～一八五〇）和徐继畲（一七九五～一八七三）两位总督大人，尤其是前者。他的幕僚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在鸦片战争时期就开始呼吁改制，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见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版《海国图志序》）。魏之所谓“夷之长技”者，用句目前的语言来说，那就是“西方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也就是“科技现代化”，也就是“四个现代化”。——一百四十多年之后，我们搞“洋务”的历史又“重演”一次罢了。
科技现代化经林徐二公首倡之后，至同治中兴，竟成显学。一时新政云涌，人才辈出，中兴名臣如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陈宝箴、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等等，把四个现代化实在搞得有声有色。虽然我们历史家一直在咒骂昏聩淫佚的慈禧太后，把建海军、修铁路（天津到沈阳）之款数千万两，拿去修治颐和园。纵使如此，我们的海军那时在规模上，还是超过日本的；路矿的资源就更不必谈了。自鸦片战败（一八四二）之后，我们苦苦的搞“四化”，搞了五十二年之久；纵自“同治中兴”算起，也有三十二年，谁知至“甲午中日战争”（一八九四～一八九五）之役，那些坛坛罐罐，被东洋鬼几炮就打掉了。
我们甲午战败（一八九五），非由于器械之不精也、资源之下广也，或人才之不足也。我们之败，是败在颟顸落伍、贪污无能的政治制度！我们的“祖制”，也就是属于前一型态的老制度。搞“坚船利炮”搞了数十年，至此朝野上下始如大梦初醒。原来没有个赶上时代的政治制度，则纵有超等的坚船利炮，旧瓶装新酒，也无济于事。以古方今，这也是我的小老乡魏京生先生之所以认为“四个（科技）现代化”之不足恃；他宁愿坐牢，也要坚持搞“第五个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的道理。——魏京生要改变的，也就是中共的“祖制”。
远在魏子坐牢的八十多年前，这也是清末朝野上下一致的呼声，他们那时所坚持的“变法改制”这个大方向，正和大陆今天的“开放政策”一样，是历史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时代精神。除了最无知守旧和自私的少数冬烘之外，基本上是无人反对的（包括慈禧老太后在内）。因此清末在甲午、戊戌（一八九四～一八九八）之间，主张变法改制的时论和奏章，真如狂风暴雨，雪片飞来。在当时这类文献里，我们读得最沉痛的，莫过于日本的战胜者，对我国战败者的“劝降书”了。
4.7 一封沉痛的日本“劝降书”
在中日“甲午之战”的后期，我国当时最现代化的“北洋舰队”，被日方打得几乎全军覆没之时，剩下的几艘残舰，于一八九五年二月由海军提督（海军总司令）丁汝昌率领退守威海卫，被日舰重重包围，走投无路。当丁提督与他的高级僚属海军总兵张文宣正顶备自杀殉国之时，他收到一封敌军主将的劝降书。这封劝降书值得一读。以明国耻，以志其恸。今且节录若干段原文于后：
大日本海军总司令官中将伊东佑亨，致书与大清国北洋水师提督丁军门汝昌麾下：时局之变，仆与阁下从事于疆场，抑何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国事也，非私仇也；则仆与阁下友谊之温，今犹如昨，仆之此书岂徒为劝降清国提督而作哉？大凡天下事，当局者迷，傍观者审。……清国海陆二军，连战连北之因，苟能虚心平气以察之，不难立睹其致败之由。以阁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审矣。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由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黩荣之阶梯耳，岂足济夫实效？当今之时，犹如古昔，虽亦非不美，然使清国果能独立孤往，无能行于今日乎？[上句或有抄脱之字，否则可能是译者文字欠通顺所致，因此函原稿属英文。]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因。今贵国亦不可以不去旧谋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与我日本相战，其必至于败[亡]之局，殆不待龟卜而已定之久矣……（原函汉译全文见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民国二十年，大公报出版，第二册，第一九七～一九八页。）
伊东此函作于一八九五年阳历一月二十三日。十天之后（二月十二日），丁汝昌就自杀了。
伊东这封“劝降书”虽算不得是我国清末变法改制的重要文献，然此书出自把我海陆两军都打得全军覆没的敌军主将之手，它对麻痹已久的中国朝野，简直是一记“震击治疗”（shocktherapy），使战败国人民觉悟到“政治改革”实远比“科技改革”更为重要。因为在此之前，倡导变法改制的虽亦大有人在。——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吁请改制，便在甲午战争的六年之前。康之前还有冯桂芬、容板等人。但是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同情者固不乏人；认真的就寥若晨星。可是这一次为日本小弟所战败，情况就不同了。再加上伊东这封连劝带讽的劝降书，一朝传出，对古老的大清帝国，真是一极大的震撼。自此以后“变法改制”的呼号乃如狂风暴雨，不可抗拒。康梁师徒，风云际会，也就一马当先了。康粱师徒何以会有这样的机运？下篇且把老康解剖一番，自见分晓。
*原载于台北《传记》第六十卷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