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是动物之一种。www.mengyuanshucheng.com

按“社会行为”来分类，则动物又可分为群居动物和非群居动物两大类。

像黄蜂、蚂蚁、鸿雁、企鹅、鸽子、海狗，乃至马牛羊和狼犬等等皆为群居。它们必须生活在一起。个体是不愿离群独居的，除非是被迫被诱而失去了自由意志。

至于其他动物如狮虎、豹子、熊猫，乃至鹞鹰和龟鳌等等，则是非群居动物。它们多半是单干户，除交配之外，是各不相顾的。这是现代动物学上，研究“动物社会行为”所发现的很有趣而不易理解的现象。

人类则是属于前一类的群居动物。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没有任何个人是可以真正地离群索居的。

既然群居，则群居动物就分群而居。这在初民的社会生活上，便叫做部落生活。

8.1 初民部落生活的特征

但是人类毕竟是“万物之灵”。他灵的地方是他会利用经验来改善生活。生活的改善也不只是个体，它也包括整个的部落。所以在初民的部落之间，他们也就有优劣强弱之分。

再者人类也是群居动物中，在社会行为上比较下流，可能也是最下流的一种。他们残酷自私、好杀好战好货，也无限制的好色。他们不但个体之间如此；团体之间也是如此。不但人兽之间如此，人人之间也是如此。不但异族之间如此；同族之间也是如此。原始宗教劝民为善，也是劝人如此行为的。

因此现代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发现，初民之间的部落战争是打不完的。部落之间不但没有和平共存的习惯，也没有和平共存的观念。强凌弱、众暴寡，是他们价值观念的基础，也是生存方式最重要的一部分。战争既然打不完，则彼此之间就必有胜负之分。有胜负之分，也就有了统治与被统治之别。这样发展下去就发生了不同型类的奴隶制度；再进一步，不同型类的封建制度，也就出现了。

以上是初民社会中所发生的大同小异的现象。因为人总归都是群居动物之一种。人的“社会行为”是有其通性的，所以他们早期的社会生活方式，是有其类似之处。

但是人毕竟是“异于禽兽”。在他经验累积愈多愈复杂的长期过程中，“性相近、习相远”，由于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之不同，他们的社会发展起来也就渐渐的南辕北辙，不是一个模式所能概括得了的了。

8.2 “国家强于社会”的东方模式之形成

试看我国古代社会的形式与发展，就有其特殊的模式，为其他文明所未尝有。

我国在西周时代所形成的封建制，便是那个蒙古族中，武力较强、人口较多的姬姓部落以武力强加于其他落后部落的结果。文武周公强迫这些小部落奉周室正朔，服从周室规定的封建等级，向姬姓王室服兵役、劳役、贡献财货，甚或去掉其原有酋长，改奉“姬姓诸侯”为本部落的领导。——总之它是以半独立部落主义，作为当时政治社会的基层结构的。但是这个结构历时数百年，经千万场部落战争，彼此兼并的结果，到战国时代（公元前四〇三～前二五六）就无法积蓄了。迨秦始皇削平群雄，把东亚大陆统一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这种以部落主义为基础的封建制度，就彻底崩溃了。

为著适应新时代的新需要，秦人乃根据他们原有的比较有效、更有进步意义的“秦制度”，从事一个全国性的改革开放和变法改制。这就是我们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上所说的“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了。前者是政洽改制，后者是经济开放，化公为私，根据供需规律，提高农业生产。

这是我们中国——不是，是我们东方，政治经济制度的大奠基；也是我们东方民族，第一次社会生活的大“转型”——从一个高等群居动物的“部落主义”（tribalism），转上一个以自由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制度；和中央集权，而以高度科学化的文官制度为骨干的，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宇宙帝国（universalempire）的政治制度。

在这个新制度和新的生活方式之下，它继续不断的统一了千百个还生活在部落主义方式下的“少数民族”。把他们通统纳入一个“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的混合民族“大熔炉”中，去称兄道弟，共拜祖宗；同其安乐，也共其患难。各民族之间的畛域终于渐次消灭，而至于天衣无缝。

这项诸民族不断融合，文化不断成长，而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却一成不变的观念与实践，竟历两千年而未稍衰。两百多年前雍正皇帝对西南少数民族实行“改土归流”，还不是“废封建、立郡县”的延续？两周之前，台湾刚选出的六位“山胞立法委员”，不也是这项民族融合的最新事例？

民国初年在“五色国旗”——每色代表一族——之下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反对“五族共和”这个概念，就是因为这个概念不符史实。纵然时至今日，中国境内还有“少数民族”五十个以上，则秦汉时代的数目不是十倍百倍而有余？“五族共和”哪能概括得了呢？

所以“中国”不是像英法德义或爱尔兰、乌克兰那样单纯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汉人”（洋人口中的chinese）也不专指某一特定民族。“汉”原是个地理名词，后来发展成一个朝代的名称而已。正如“亚美利加”原是一个人的名字，后来变成西半球两个大陆的名字；最后竟变为拥有数百种民族的“美国人”（americans）所专用的共名。当年东亚大陆上的“汉人”正和今日北美大陆上的“美国人”一样，它并不代表某个特定的民族；它是千百种民族大融合之后的一个共名。只因融合日久，它终于使用一种共同语文，形成了今日所谓“汉语民族”。正如二次大战前后，那位十分自豪的邱吉尔所强调的“英语人民”（english-speakingpeople）一样，是个“书同文”的文化现象。只是到目前为止，那些黑白分明的“英语人民”，还没有真正地融合成一个“英语民族”罢了。

我的老朋友张绥教授最近证明今日中国境内并没有个“犹太民族”。但是张教授也不否认犹太民族早日移民中国的历史。只是时历千年，犹太民族己与汉语民族融合得天衣无缝罢了。——这可能是三千年犹太移民史中极少有的例外。在一般情况之下，犹太人是绝少为土著民族所同化的。不过秦陵兵马俑不早就说明，远在两千年前，我们的国防军已经是一支不同民族的混合部队了吗？

因此在两千年前，由汉语民族所推动的那一次社会“转型”运勤，原是一种自发性的、起自社会内部，而具有世界规模的社会模式大转型。推动这一转型的主观、客观、必然和偶然的千百种基因，是说不尽的。它和发生在西欧、北非、中东、南亚，结果完全不同的其他民族社会的转型程序一样，不是起于某一单纯的社会，或某种特殊的基因，而单线发展出来的一种所谓“历史的必然”。

更具体一点的说，这次东方民族社会的大转型，是起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的“商鞅变法”，而完成于公元前二世纪末由汉武帝所落实的“盐铁专卖”。由这次转型，从封建社会转变到“国家强于社会”这一特殊模式的“宇宙帝国”，其后竟变成一种“定型”。一延两千余年，没有发生基本上的改变！——在这两千余年中，朝代兴亡、民族分合、文化盛衰、英雄起伏，生产升降、商业胀缩……千变万化，更是说不胜说。但是换人不换马，运行于这个定型之中的政治经济的组织原则，社会各阶层成员的生活方式，一般知识分子的思维逻辑、伦理与价值观念的社会基础等等，却稳如泰山，丝毫未动。根基既然屹立不移，则社会的上层建筑纵有剧烈的变动，也万变不离其宗。

8.3 从“千年不变”到“十年一变”

再把范围缩小来说。那约束人民社会行为的“三纲五常”，不但丝毫未动，就小到如“父母之命”的婚姻制度、嫡庶同居的多妻习俗、“守孝三年”的丧葬旧礼、“三考取士”的科举考试、之乎也者的晦涩文言、五言七言的旧体诗歌、载歌载舞的表演艺术、水墨为主的传统国画、千篇一律的宗教雕塑……乃至于痛苦呻吟的裹脚缠足，哪一项不是千年不变呢？

生活方式不变，并不是说社会没有进步。其实两千年来，就科技发展来说，至少有一千年是“东风压倒西风”的。中国的“四大发明”不用说了，就是内外科医术、制瓷、缫丝、造船等，直至现代前期，中国都是领先世界的。但是科技之进步与生活方式之变化是互为表里的。从常理推测，或根据白种民族的历史经验，则科技进化必然会导致生产力的递增；生产力的不断上涨，势必要引起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动。从而产生出“资本主义”。但是在那国家强于社会的传统中国里，这种社会自然进化的力量，却克服不了本社会中已经制度化而早巳根深蒂固的社会惰性。这一惰性也就限制了科技在促进生产力方面的发展。相反的，它却发生了抑制生产力的反作用，而迁就其一成不变的传统生活方式。

换言之，人工制造的社会惰性，为自然发展的社会生产力设限；自然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有了极限，则生产力就不能促进社会本身作性质上的变化。如此一来，则社会发展的程序，也就就地打转，两千年不变。资本主义也就永远出不来了。

但是话说回头，“不变”又有什么不好呢？因此我们的哲学家、思想家、宗教家、政治家，都没有觉得不变有什么不好。相反的，大家对现状不满，却认为是今不如古，变坏了的结果。把乌托邦、理想国，建立于四千多年前的尧舜时代，大家就里应外合地搞出一套完整的东方文化的体系来。——这个文化体系与“西方文明”、“中东文明”、“印度文明”、非拉的土著文明是截然有别的。他们分别发展，各具特性，不是任何单纯的社会模型或发展公式可以概括得了的。

可是我们这个就地打转、千年不变的社会发展的模式，在十九世纪中叶，突遭冲击。既经冲击，我们这个“静如处子”的古老社会，忽然就“动如脱兔”的变了起来——简直是十年一变。一变则面目全非。女大十八变，一百五十年来，我们那个千年不变之习，一下就变了至少十五变。清末民初的古代不去谈了，就看蒋毛二公逝世后的最近二十年，海峡两岸各自在政治社会上的性质变化，就何止三变？

慢说“三变”，就是一变——如台湾的“言论自由”和大陆上的“一国两制”，在传统中国都是一千年也变不出来的花样啊！读者可能不以为意，因为你“身在此山中”。我们搞历史的一翻历史书，就大惊失色了。

两岸今天还在变啊！大陆上要变出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台湾要变出个“没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穷则变、变则通。变“通”了，则可以维持五十年一百年，甚至两千年不再变了。这就是所谓“定型”。变而未通，就只好继续变了。历史原是没有底的嘛！时间反正多的是。——但是生为“华裔”，我们总希望这个“通”和“定型”早日到来。

8.4 “突破”与“转型”的规律

反过来再问一句：中国历史原是千年不变的嘛！为什么一旦变起来，便十年一变，变得没个底呢？简单的说来，就是个“瓶颈”的问题了。文化和社会的发展都会发生瓶颈淤塞的现象。瓶颈一旦淤塞，则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就要像上节所述，只能就地打转，盘旋不进。永远冲不出瓶颈，则只有老死、横死或老而不死，带病延年，慢慢拖下去。

这项冲出瓶颈的程序，在哲学上叫做“突破”，在史学和社会学上则叫做“转型”——由某种社会模式转入另一种社会模式，以图继续向前发展。可是不论“突破”也好，“转型”也好，二者都有“穷则变”的规律。换言之，也就是一宗文化或一个社会，当其面临崩溃，滑坡至山穷水尽之时，人心思变，它就变。相反的则是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或一个居高临下、傲视四方、自满自足的文明，它也不会庸人自扰，主动的去求变。把这一历史现象概念化一下，也可说是衰世文化就要变；优势文化则不变。

变也有“量变”、“质变”之别。量变则是“改良”；质变则是“改制”。改制亦有文改、武改之别。文改则为“变法”；武改则为“革命”。革命亦有“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也有积小革命为大革命的“多次革命论”，也就是孙中山所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大家慢慢革下去。

试看今日美国。美国是以都市为灵魂的现代化国家。可是它今日的灵魂已变成匪窟、毒区、妓寨和相公堂（同性妓院）。它这个堕胎国家的社会，已被个人主义的滥用而频临崩溃的边缘。它如果不能实行一项彻底的“变法改制”，它这个“瓶颈”便永无突破之一日。但是美国佬如今忙于捍卫他们的“美国生活方式”（theamericanwayoflife）之不暇。他们的嬉皮大总统正为著“中国的人权问题”、前南斯拉夫境内和中东北非等地的“部落问题”忙得不可开交。他们怎会想到那些朝朝寒食、夜夜春宵的“美国生活”也急需搞个“变法改制”呢？我们这些外国来的旁观者清的教授老爷，偶在课室之内讲讲笑话，鼓吹变法改制，说得黑白学生起立鼓掌、欢腾一片，而我们的美国土生上司们，还以为你在危言耸听、鼓动学潮，要加以杯葛呢！本来嘛！一个正处于巅峰状况的优势文明，怎会想到它的灯红酒绿之间也已经暗藏杀机呢？美国今日之变不了法、改不了制的瓶颈，正和我国两千年不变的道理如出一辙。

8.5 “汉族中心主义”与婆媳循环

两千年来，我们的朝代嬗递、农民暴动，中原板荡、夷狄交侵，老百姓惨不忍言呢！但是我们这个“文化”却始终没有丧失它那自高自大、自满自足、居高临下、傲视四夷的崇高地位。——再用一个文化学上的术语来帮肋解释，这就叫做“汉族中心主义”（sinocentrism）。我们这个滚雪球式不断扩大的“汉语民族”，常常被“四夷”、“五胡”打得灰溜溜，有时甚至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我们皇帝对异族的统治者叫爸爸叫哥哥。被人家活捉去了，也不惜忍辱偷生，穿起女服务生的制服，向外族主子“青衣行酒”。

但是奇怪，我们这个“汉族中心主义”却始终没有动摇过。君不见当十三世纪边疆少数民族的蒙古人入侵中原时，他们不是搞一蒙古二色目，把“汉人”打成三等公民？更不见他们把一向“以天下为己任”的汉族臭老九，排班在“妓女”之下，“乞丐”之上（所谓“八娼九儒十丐”）。但是曾几何时，元朝大皇帝不也要开科取士。满口文武周公的臭老九，不还是“四民之首”？

总之，我们传统“中国”凌驾“四夷”的中心主义的观念，盖远在商周时代即已萌芽，至秦汉大一统之后而变本加厉。自此以后汉家制度在东方人的观念中就成为天下的通制。——什么君臣父子、贫富贵贱、男尊女卑、士农工商等等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人人视为当然。不用说明君贤相、公卿大夫不想去变动它，纵是被压迫阶级出身的私盐贩黄巢、小和尚朱元璋、贫下中农李自成、张献忠也不要去改变它。——满腹怨恨的媳妇，只想去做婆婆；做了婆婆，再去虐待媳妇。因此我们传统社会的发展，便在婆媳之间作恶性循环，兜了两千年的圈子！

或问：婆媳之间为什么不能搞点“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保障人权”呢？

答曰：这些文明概念，基本上与群居动物社会行为的通性是不符合的。杰弗逊说：“人人生而平等。”其实婴儿呱呱坠地，智愚两分、强弱互见，有什么生而平等呢？

8.6 “自由平等”是社会力量平衡的结果

平等是一种首见于西方社会发展经验中，两种社会力量相争而互不相下，结果和平共存、平等相处的结果。有平等才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它们都是先有此社会经验而概念化始随之而来的。（笔者曾另有专篇详论之，此处不再多赘。）

我国通俗笑话书上有一首打油诗嘲笑欢喜在墙上写诗的诗人。诗曰：“满墙都是屁，为何墙不倒？两边都有屁，所以撑住了！”

所以所谓“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等这些现代文明的精髓，都不是什么神圣先知的告诫，或圣主明君的恩赐。它们是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偶然出现的“两个屁撑住了”的结果。——而两千年来，我们“汉族中心主义”所发展出来这个“国家强于社会”的模式，则始终是个“一边倒”的模式。只是“一边墙有屁”，则一座平等之墙就永远不能出现，社会永远不能“转型”；宇宙观也就永远不能“突破”了。但是在我们这个古老的模式里，媳妇终有做婆婆之一日。小和尚也可做皇帝；牧牛儿也未始不可点状元……，社会也不无公平合理之处。胡适曰：不觉不自由，也就自由了。大家心安理得，也就无意求变了。

马克思认为社会的发展是生产的社会关系变动的结果，至理明言也。但是马氏的老师黑格尔则认为群众的集体意志，也足以决定群众的集体行为。把他们师徒二人的智慧交互为用，则历史家对我们“汉族中心主义”两千年不变的认识，虽不中，亦不远矣。

8.7 “十年一变”是“转型”的阶梯

以上各节是说明我们东方“汉族中心主义”的宇宙观，何以数千年无法“突破”（breakthrough）；“国家强于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何以两千年没有“转型”（patternchange）？

以下则要说明，我国“千年不变”的老制度，何以在十九世纪中期，也就是“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以后，忽然来它个“十年一变”？

君不见鸦片战后，不及十年（一八五〇），便出了个儒释道三妖通吃的洪秀全；再十年之后在政制上又冒出个两千年未尝有的外交部（总理衙门）；其后接踵而来便是李鸿章的洋兵洋操、康有为的君主立宪、义和团的扶清灭洋（一九〇〇）、孙中山的建立民国（一九一一）和胡适的全盘西化（一九一九）。差不多都是十年一变。而每一变都是传统中国千年也变不出的新花样。

再看我们“五四”（一九一九）以后出生的这个“老辈”——打我们记事时起，不是每十年一个不同的中国？且看二九（国民党的统一和内战）、三九（抗战）、四九（人民中国建国）、五九（大跃进）、六九（林四文革）、七九（三中全会）、八九（六四）、九九（？）。——也不是十年一变，而且每一变都面目全非；每一变还不都是老中国千年也变不出的新花样？

古语云：“宁为太平犬，不作乱世人。”笔者这一代便是不幸地生于这段人不如狗的乱世。跟着时代翻了七八个觔斗，被翻得家破人亡，还不知伊于胡底？幸存海内，哪家没有一本“难念的经”，偷生海外做“美国人”做“台湾人”，日子也不那么好过。

痛定思痛，生为现时代的中国人，何以一寒至此呢？一言以蔽之，我们是不幸地生在中华民族史上第二个“转型期”中，而“十年一变”正是转型的阶梯啊！社会转型是痛苦的，是长期的——尤其是这个第二次转型。它不是自发的、渐进的。它是西方帝国主义欺逼之下，突发的剧烈的民族运动和社会运动。吾人亲身卷入这场浩劫，竟能幸存。套句四川话，也应该自庆“命大”了。

8.8 “定型”和帝国主义的关系

但是我们社会这个“第二次转型”，要转出个什么样的“定型”来呢？

那样我们就得搜搜那些压迫我们转型的西方帝国主义的老根。笔者不学，不想效颦先贤再写一本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只是数十年来在多民族的大学课室里所说的话，而为各民族青年所能欣然接受者，再以汉语简述之，以就教于海内贤达耳。

原来也以部落生活为基础的古代白人社会，最初在罗马共和，尤其是与我们东汉同时的罗马帝国的幅员之下，也有逐渐统一的趋势。不幸罗马帝国本身就始终没有摆脱部落的传统。西罗马帝国便是内亡于藩镇跋扈；外亡于蛮族入侵。西罗马既亡，西欧为蛮族（今英法德义人之祖宗）所盘踞，而此诸多蛮族虽终为天主教廷所统一，在精神生活上渐渐趋向于“行同伦”，但在政治组织上却四分五裂。直至九世纪以后，这些原始部落始逐渐进入略同于我国春秋时代的封建制。由封建时代他们也很快的进入一个相互兼并的战国时代。由于国际间的激烈竞争、生产力之不断增长，和中小城市之迅速出现，他们在战国末期也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现象，这在西洋史上便叫做“文艺复兴”（一三〇〇～一六〇〇）了。

凡此种种，中古的欧洲和先秦的中国，在社会发展的程序上，都有其维妙维肖的相似之处；只是西欧较东亚要晚了一千五百余年就是了。

可是在“封建后”（post-feudalism）的发展中，东西双方就完全南辕北辙了。在东方，我们形成了一个“国家强于社会”的大帝国。在这个模式里我们迂回了两千余年，未能突破，已如上述。在封建后的欧洲则出现了无数个“民族国家”——燕赵韩魏齐楚秦平等竞争的局面，而他们的民族王国之间，却始终出不了一个秦始皇来削平群雄、统一欧洲。

就在这诸多民族国家竞争最激烈的时候，他们的航海技术也有了迅速的突破，使达伽马于一四九八年绕过了好望角直航印度，打开对东南亚的通路。哥伦布于一四九二年也发现了美洲。不旋踵之间，原先那些不见经传的欧洲海盗小国，一个个都变成向海外无限殖民、无限掠夺的大殖民帝国，吸血吮髓的赤裸裸的帝国主义。

亚非拉的无限财宝，无限的良田沃壤，迅速的养肥了欧洲，刺激了生产，引起了工业革命，壮大了城市，也培养了迅速成长的城市中产阶级。它对上要架空王室、排斥教会、夺取政权、解放思想、争取自由。对中层的自己伙件，则要搞民主法治、公平竞争、按理出牌。对下层工农，则恩威兼施、禁止造反。……迅速地一个“社会强于国家”的模式，便在西欧各国出现了。资本主义也就随之而来。以此为基础的“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的宇宙观，也就囊括了世界。凡与这一宇宙观抵触的一切事事物物，不是“野蛮”（barbarian），就是“异端”（heresy或paganism）。非其种者，锄而去之。在这场疾风暴雨之下，这个地球就是“欧洲扩张主义”（europeanexpansionism）的天下了。

也就在这场疾风暴雨之下，古老中国的大门被英国的鸦片毒贩所冲开。那宗老弱无力而昏聩自大的“汉族中心主义”，就和来势汹汹而新兴的“欧洲中心主义”短兵相接了。

8.9 向“欧洲中心主义”逐步让位

众所周知的，中西文化一经接触，我们那经历两千年无劲敌的“汉族中心主义”就被摧枯拉朽了。因此一八四二年以后的中国近代史，便是一部“汉族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的不断让位史。——也就是由传统中国的社会模式，向现代欧洲的社会模式让位的“转型史”。

有许多现代史家，为顾全我民族的尊严（其实只是面子），乃把这段历史美其名曰“中国现代化运动史”。其实“五四”以前的中国现代化运动与西化运动本是一个铜元的两面。“西化”就是“现代化”啊！

在这历时八十年的“西化”过程中，我们首先向西方让位的是以“船炮”开始的科技西化。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六）所说的“师夷之长技”之谓也。在这项科技现代化的过程中，做得最起劲，工作最有成绩，失败也最惨的，要算是李鸿章（一八二二～一九〇一）和他的“北洋海军”了。

可是纵在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一八九四）之前，通洋务、有学识、有眼光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看出科技现代化而没有政治现代化相配合是徒劳无功的。这群人中之佼佼者，要算是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和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了。但是张之洞毕竟是个做事谨慎而畏首畏尾的老官僚。他虽早已看出“西艺（科技）非要、西政为要”，他却不愿挺身而出，大力谋求政治改革。可是比张小二十一岁的康有为远在一八八八年就不顾一切，直接向皇帝写信，呼吁变法改制了。

早年的孙中山（一八六六～一九二五）虽然也是个改良派（reformist），但是早在戊戌变法前四年（一八九四），他就已经看出旧瓶不能装新酒。要搞政治改革，就得“驱除鞑虏、建立民国”，推翻满清专制，彻头彻尾，重新来过。

在清末这三位政改专家是一个比一个激烈的；一个比一个彻底的。也可说是“汉族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让步，愈让愈多。到孙中山名下，简直就变成政治制度全盘西化，彻底转型了。

但是他们三位先哲却拖著一条共同的尾巴——他们都不愿和这个古老的“汉族中心主义”一刀两断；而偏要婆婆妈妈地来个藕断丝连。

张之洞搞的是“中学为体”，不必谈了。康有为鼓吹的分明是个英国模式的“君主立宪”，他却偏要搬出传统的“今文经学”作陪衬，以表示他所致力的“变法改制”，是“为往圣继绝学”，不是以夷变夏。

孙中山本是领导我们搞政治全盘西化的华盛顿，但是他老来也偏要自认是“承继文武周公的道统”。什么是文武周公的道统呢？三纲五常？君臣父子？男尊女卑？贵贱有别？士农工商？子分嫡庶？婚有妻妾？……这样承继下去，哪还有什么“民国”呢？

凡此并不是表示我们老一辈的思想家的“思想”不彻底。天下并没有什么“彻底的思想家”；甚至没个一思便不再思的思想家。尤其是政治思想家，他们都是他们自己时代的发言人。在上述三位老辈的时代里，我们的社会，我们“汉族中心主义”的宇宙观，对西方模式的让步还没有让到最后阶段。衰势文化对优势文化的让步，原是步步为营的，能不让就不让。它不被逼到山穷水尽、渣滓全销、无懈可击之时，它这个“对立面”只有被摧枯拉朽的份儿。它是作不出有效的反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