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0 “对立”、“统一”和“阶段性”
且套用一句黑格尔和恩格斯辩证法上的术语，一个“正”（统一，thesis）向一个“反”（对立面，antithesis）加压力，这个“反”只有到无懈可击之时，它才能发出有效的反弹，与“正”重行组合以产生一个“新的统一”（合，synthesis）来。
再举个最具体的例子。在清末提倡西学最为激进的思想家康有为，他本人便有妻妾六人。有妻有妾在“汉族中心主义”和孔孟道统之中，都是名正言顺的。但是在一个优势文化的“欧洲中心主义”挑战之下，这位新人物就是个行同禽兽的异端和蛮族了。孙中山后来便在这项西俗挑战之下让步到底。也只有让步到底，我们今日才能向爱滋横行的西方社会，在性道德和婚姻制度上，作出有效的反弹，而再来个东风压倒西风。——此是后话。
所以过去一百五十年我国的社会转型运动——不管你叫它“西化”也好，“现代化”也好——它都显示出清晰的“阶段性”，它从科技改革开始，进步到政治体制的改制；再从君主立宪的构想，通过“辛亥革命”落实到议会政府的实习。每一阶段都有或大或小、或明或暗的进步（也可说是对“欧洲中心主义”作更多更大的让步）。当然也有表面上或大或小的逆流，使人感觉到“民国不如大清”。
不过这些十年一变的小阶段都是过渡性的。既然是遇渡性的，没有永恒或较长时期存在的属性，则每一阶段的发展就必然以失败结束。这也就说明了近一百五十年来，我国出了无数个“失败英雄”的基本原因。但是这种带有明显阶段性和进步性的失败，也正是成为引发和推动次一阶段发展的基因。如此生生不息，一阶段一阶段地向前推移。穷则变、变则通，终于推入其“最后阶段”，百川汇海，发展出一个百年，甚或千年不变的“定型”来。只有在那个“虽百世可知也”的“定型”形成以后，中国文明才能恢复它已失去的“优势”；才能有效地向现有的西方文明作“反弹”，而推动全人类的历史进入其“超西方时代”（thepostwesternera）。
笔者作此妄语，是否是“国学大师”式的自豪自信，认为中国文明是世界之最哉？非也。只是我们东方社会这次“转型”己转了一百五十年。一百五十年的经验已替我们累积足够的数据（data）。就根据既有的数据，把“过去”看清楚，一个社会科学家不需有太多的“数学矩阵分析”（mathematicmatricalanalysis）的训练，也可据以推算“未来”，用不著像陈抟（？～九八九）、邵雍（一〇一一～一〇七七）那样去寻找超自然的象数了。
8.11 从全盘西化到如何西化
要言之，我国近一百五十年的“西化”（现代化）过程里，一九一九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应该是个分水岭。五四之前我们的现代化运动的重点是“汉族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被迫让位的问题。迨“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我们这个“让位”过程已在文化上一让到底——是所谓“打倒孔家店”也；是所谓“全盘西化”也。所以五四之后，已经不是应否西化的问题，而是如何西化和选择那样西化的问题了。“新文化运动”原是个“启蒙运动”，则继之而来的便是“启蒙后”的问题了。
“全盘西化”之初次提出是惊世骇俗、全国哗然的，但是它也是势如破竹，当者披靡。读者今日可能尚有不服的。但是阁下与我都不妨对镜自窥，你我除掉黑眼球、黄皮肤之外，我们上自网球帽，分装发；下及洋袜、皮鞋，我们身上还有哪一点没有“西化”？西化原是个生活方式。试问我们自早晨起床，刷牙漱口，上班上学，到晚上看电视、穿睡衣上床；除掉拿筷子吃饭之外，我们的传统生活方式，还剩下几两？西化是个价值观念，是一种文化心态和教育内涵。读者试思，我们从九年国教到四年大学，我们学了一身本领，有几项本领是来自传统国故？有几项不是来自西方？我们连中国语文的教学，都彻底西化了。
朋友，吾日三省吾身——我们的生活和思想，至今还有几项没有西化？呜呼哀哉，我们都早已“全盘西化”了。只是其来者渐，我们都不知不觉罢了——这种全盘西化的过程，只是五四以后的一代，才心服口服的啊！但是站在五四这个分水岭上，左手承先、右手启后来推动这项全盘西化的“启蒙大师”，我们就不能不公推胡适为首了。
8.12 胡适的两大“突破”
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在这一阶段中的贡献，盖可归纳之为两大“突破”：
第一，他突破了孔孟和儒家在“汉族中心主义”中所制造的瓶颈，而使“独崇儒术”恢复到先秦时代，群经与诸子平等的地位。这也就是把董仲舒以后，二千年来“被扭转的历史再扭转过来”。是一种文艺复古、文艺复原的文化运动。须知欧洲“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原义就是文艺冲开中世纪教会所制造的枷锁，而复希腊罗马之古啊！不破不立。现代的欧洲文明之崛起，“文艺复兴”实在是第一炮。胡适所领导的“中国文艺复兴”（thechineserenaissance），高唱“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在现代中国所发生的作用，也正是如此。
第二，胡适更进而突破了“汉族中心主义”这项自我束缚的民族文化的瓶颈，而代之以“欧洲中心主义”的宇宙观。要中国民族文化的领导地位干脆让给洋人，以夷变夏。这是一桩放开小我，提高理智，极其大胆的“启蒙运动”（theenlightenment）；也是那原先发自十八世纪巴黎的欧洲启蒙运动之延续。欧洲的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末期，科学知识大跃进的结果。在新兴的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天、生物学和人类学）光彩照耀之下，那原先的“造物主”（creator）上帝的权威，整个动摇了。
可是上帝是今日所谓“西方文明”的总根；是白种民族安身立命不可一日或缺的精神源泉。上帝一旦不见了，则整个社会都要惶惶如丧家之狗，如何得了呢？所以他们在十八世纪这个所谓“理智时代”（theageofreason），要把上帝、大自然和人类文明中新近才被解放出来的“理智”（reason）作个适当时安排。三造和平共存，相安无事，一个史无前例、光彩辉煌的近代西方文明，就在历史上出现了。
胡适所领导的中国启蒙运动，也正是如此。它不是受科学发展的影响，而是受西方优势文明挑战的结果。在占绝对优势的西方文明挑战之下，我们那至高无上的孔老夫子的权威，也整个动摇了。
孔二先生那个孔家老店，搞垄断贸易，已搞了两千多年，把我们消费者压惨了，所以胡适要率领红卫兵“打倒孔家店”。朋友，你纵使是国学大师，你说孔家店不该打倒？你纵是神学大师，在新兴的“进化论”的科学论证之前，你还要坚持“人是上帝造的”？
不破不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不把孔家店打个稀巴烂，新的思想便无法生根。新的西方学理，就引不进来。
“胡老师，本位文化真的就一无是处？”他的不疑处有疑的学生不免要怀疑一下。
“哪个民族，能丢得掉他们的本位文化？”
真的，十八世纪的欧洲丢不掉“上帝”；二十世纪的中国能丢掉孔子？把孔家老店要不顾一切彻底的破坏掉？孙中山不也说过“破坏难于建设”吗？打倒孔家店，只是个反托拉斯的运动，并不是要毁灭孔子。
果然，旧文化、旧思想，落荒而去。
新文化、新思想，就随著新的文化传播工具（语体文）排山倒海而来！
去岁余访沈阳“帅府”，见壁上斗大金字，歌颂张少帅是“千古功臣”。这就是《汉书》上所说的“曲突徙薪者无恩泽；焦头烂额者为上客”的标准例子了。焦头烂额的张学良，怎能比得上曲突徒薪的胡适之呢？
若论共产主义在中国之兴起，“千古功臣”应该是毛泽东的老师胡适之啊！
8.13 水清无大鱼
可是胡适对他自己在文化发展上所作出的成绩，和历史发展中所负的责任，却一辈子也未弄清楚。他一会儿西化，一会儿现代化，一会儿又是世界化。说了数十年，说得不知所云。
记得四十年前，余尝把大陆上批胡之作，一篇篇地携往胡氏公寓，灯下与老师共读之，其乐融融。那些批胡之作虽多半都是“打差文章”，但亦不乏真知灼见的杰作。那时我尚年轻，遇有可诵者，我即以老师不牵鼻子之矛，以攻老师被牵鼻子之盾，和他认真辩难。适之先生为笔者所亲炙的最有容忍风度的前辈。但是他也是一位有七情六欲的老先生；我们师徒所见亦每有不同，而我学习的态度又十分认真——不被说服，即不愿苟同。所以有时老师也有几分恼火。他不喜欢一个学生，为一个有真知灼见的批胡者助阵嘛——这也是胡师很可爱而不矫情的地方。
本来嘛！一位开创宗派和山门的思想家、哲学家和宗教家像孔子、老子、墨子、释迦、苏格拉底、耶稣、穆罕默德、马克思、杜威等等，他们成佛作祖，往往都是无意间得之；甚或出诸百分之百的偶然。他们生前也往往不知道自己“一辈子在搞些什么”？这句话就是适之先生亲口告诉我的“夫子自道”。老实说，这也是我这位弟子在“夫子自道”中，所发现的百分之百的真理。
耶稣这个小犹太牧羊仔，生前哪知道他死后合搞出个那么伟大的宗教来；两千年后他的生日派对，还那样风光？穆罕默德根本是个文盲，造反有理，当了皇帝。但是他又怎知道他那些文盲之言，后来竟成为穆斯林文化的总根呢？
以上所说的是宗教。再看比宗教更有力量的马克思。马老在一八八三年入土之前，就抵死不承认他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今日世界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年老了，动不动就说他要去见马克思。真要见了马克思，可要当心老马的拐杖呢！
总之，成佛作祖的思想家、宗教家，都是圣之时者也。他们是站在各自时代的尖端的智者和贤者。按照时代的需要，以言教身教来推动或逆转他存身的社会发展。但是他们思想和信仰的成长的程序都是复杂的；他们思想的效验与影响亦有赖于历史前进中的长期实证，因此水清无大鱼，人类历史上任何宗教和文化的巨人，其思想体系都是朦胧难辨的。他一旦捐馆，弟子信徒和新仇旧怨，就各是其是，各非所非。因此儒分为八，墨别为三，佛有十宗，回有两派，耶有百种，马有千家了。
胡适这位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也跳不出此一通例，因此当他在逐渐向历史海洋下沉的今日，他的思想体系、学术贡献、影响大小、功过何在，也早就言人人殊了。
而今而后，批胡者固早有百家之先例；而研胡继胡者，各觅师承，也寻之不尽了。
8.14 “一国两制”和“半盘西化”
再者任何思想家都是主观的；都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不患不知人，患不己知也。因此他对他自己思想的历史背景很难有客观的认识；他对他自己加于将来社会的影响，也绝对不能逆料。——胡适也是如此！
举个切实的例子来说吧：胡适言必称杜威，称了一辈子，为什么结果在中国反搞出个列宁来了呢？这是他所不能逆料，也不能提出合理解释的地方。但却是我们今日要提出的“启蒙后”（post-enlightenment）的问题了。
须知我国历史上第二次社会大转型（从中世纪的东方农业社会的型态，转向现代西方工商业的社会型态），实始于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之签订。但是你可知道〈南京条约〉签订后的六年，一八四八年，欧洲又出了个〈共产党宣言〉（thecomunistmanifesto）？
〈共产党宣言〉意味著什么呢？〈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是“欧洲中心主义”分裂的开始。远在文艺复兴的初年（一三〇〇以后）和宗教改革的高潮（一五二〇），欧洲的文化与思想，区域性已十分显著。在十九世纪中期欧洲中心主义开始分裂时，多少也是按老区域划线的。
不幸的是当欧洲文明日趋分裂之时，也正是我们中国西化运动逐渐加深之日。结果呢，就在我们决定搞全盘西化之时（一九一九的五四运动），也正是他们彻底分裂之日（一九一七的十月革命）。
试问我们搞“全盘西化”的启蒙大师们（胡适和陈独秀都是），现在“西化”一分为二，你们也只能搞“半盘西化”了，你搞哪一半呢？
胡适选择了杜威。
陈独秀选择了列宁。
两位老友分道扬镳，《新青年》也就变质了，“启蒙后”中国也就一分为二，“一国两制”了。——一国两制是从一洲两制开始的。
所以“一国两制”不是邓小平发明的呢！它是胡、陈二公根据“一洲两制”首先搞起的。只是胡、陈的模式是个你死我活的模式：“既生瑜、何生亮”的模式。邓公的模式则是个和平共存，“你死我做和尚”的模式罢了。
朋友，不是瞎说吧！七十年来的中国悲喜剧，便是列宁的“半盘西化”和杜威的“半盘西化”在中国斗争的结果。一九四九年列宁把杜威打败了。这项胜利的代价，据中国之友的史诺先生所作的最低估计是人头六千万颗啊！其后三十年发生在大陆上各项政治运动，还不是解放前“一国两制”斗争的延续？只是到一九七八年“三中全会”之后，邓公才把这桩“扭转了的历史，再扭转回来”。
胡适之和陈独秀搞一国两制，一分为二，分了七十年。如今在邓氏指导之下地下相逢，又可以合二为一，再办其启蒙后的《新青年》了。
8.15 也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近十五年来，海峡两岸社会转型的速度是惊人的啊！按我们在海外所能读到的数据，十五年前从零开始，大陆上的私营企业中，个体户今已增至一千四百万单位；集体户亦有六百万之多。其他如外贸的发展和总生产的累积，人均收入的提高，都是史无前例的。
笔者在资本主义国家教授资本主义历史，前后凡四十年，如今翻翻陈旧的教科书，对比一下手头崭新的数据，我还没有发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曾经有过像今日大陆上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呢！我应该告诉我的学生们，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还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呢？按社会科学的定义，它应该是后者。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远景来看，则二者都无不可。
但是如此发展下去，中国就不姓“社”了吗？非也。君不见美国在十九世纪末季的“镀金时代”（thegildedage）搞了一段很短的金权政治之后，一进入本世纪，它的资本主义就开始修正了？二次大战后，美国已吸收了社会主义国家许多主要的优良制度，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福利国家。美国将来的问题是在社会道德之崩溃，和法律制度之瓶颈。它自动调节的经济制度，无膏肓之疾也。
所以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发展，大陆经济如不节外生枝，则问题不大，而且顺利发展，必能合二为一，融社资于一制；拉平沿海与宝岛的差距，而引导两岸的政治合流。
台湾今日“金权政治”的发展，原是一百年前美国“镀金”的模式。等到黄金不能左右选票时，它就会烟消云散。
因此今日海峡两岸的前途多半仍决定在大陆。大陆如经济与政治平衡发展，则一百五十年来的“转型运动”，很快就会合二为一，进入“最后阶段”。制度出现“定型”，则百年盛世，东风压倒西风，也是预料中事，不算是什么奇迹了。
不过，将来社会的定型，今日在地平线上虽已颇见端倪，但是历史发展毕竟因素繁多，中途转向，再兜几十年的圈子，也不算意外。只是当前两岸掌舵者能多一分远见，少一分私心，则最后十里应该不难渡过。只是行百里者半九十，翻车多在家门前，究不应掉以轻心罢了。
8.16 “启蒙后”的显学
本篇之作的原始动机，是为吾友欧阳哲生教授的大著《胡适思想研究》，写篇序文。如今下笔万言，未提欧阳一宇，岂非离题千里哉？笔者之所以如此做者，正是看中吾之小友这篇论文的重要性，所以才不愿草率下笔，敷衍了事。
我个人觉得，胡适思想研究，今日在海峡两岸既已逐渐解禁，按照压力愈大、弹力愈大的力学通则，它今后必成显学无疑！杜甫大师说得好：“汝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胡适是中国文化史上照耀古今的巨星，岂是暗探特务所能禁绝得了的。
但是“胡适研究”这门显学，在下世纪的发展，又有个什么样的趋势呢？
记得往年胡公与在下共读海峡两岸之反胡时（那时在大陆上叫做“反动学术”；台湾叫做“毒素思想”），胡氏未写过只字反驳，但是也未放过一字不看。他看后篇篇都有意见。只是当时没有袖珍录音机，我没有把话录下就是了。大体说来，他对那比较有深度的文章的概括批评，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胡适是位很全面的通人兼专家。他的专家的火候往往为各专业的专家所不能及。所以各行专家如只从本行专业的角度来批胡，那往往就是以管窥豹、见其一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为通人所笑，认为不值一驳了。
最糟的还是胡适死后，他的遗嘱执行人年老怕事，任人乱挑学术大梁、妄下雌黄，不特使佛面蒙尘，也把个活生生的博士班导师，糟蹋成“春香闹学”里的学究，实太可惜。
这些都是文化史上的不幸，今后不会再发生了。可是新兴的胡学又将何择何从？
有一次在他公寓里，我记得胡氏兴致甚好，向我大谈民国政治。他表示对“民初国会”之失败深为惋惜。因为那些议员“都是了不起的人才”。他又对国民党没听他话去“一分为二”，表示遗憾。否则中国当时不就有两党制了吗？
听后，我嬉皮笑脸的反驳他说：“胡老师呀！您提倡的抽象学理，无一不对；您所作的具体建议，则无一不错。”
胡公闻言颇为光火，大骂我“胡说、胡说”。但他还是留我晚餐，餐后还和我这位学生清客聊到半夜。
我当时所说的虽是冒犯座师的一句戏言，但是四十年后反刍之，则觉学生之言，未始没有三分哲理。盖“抽象学理”每多出于智慧，可于参禅打坐中求之；而“具体建议”若无长期“实验”安知疗效。这原是“实验主义”之精义嘛！
至若“多谈问题，少谈主义”之实验主义的抽象学理，岂非“黑猫白猫”哉？微黑猫白猫，焉有今日一千四百万之个体户？
余访大陆城乡，闻工农传语，今日之“万元户”只算“贫农”；小康者以十万元起码也。今岁春节，举国爆竹喧天、锣鼓动地，恭禧发财，万众欢腾，真是黑猫白猫不出，如苍生何？但是黑猫宗，实胡学之正宗也。邓子之徒或有异言曰：吾党“有中国特色之社会主义”也，与胡适河有？曰：无伤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不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两者究有什么区别？申韩法家岂非儒生荀卿之徒？儒法既是一家；国共又何分轩轾。分久必合，此其时矣。
以上所说的实是石破天惊的胡学回潮的大事，然究系有质无名。可是有实有名的胡适研究亦已在大陆每一地区崭露头角，而这一新阵容竟以青少年为主。盖大陆上老一辈的胡学家已所余无几，而五四以后出生的中生代知识分子，则成长于一个“大陆不知胡适，台湾不知鲁迅”的沙漠时代。他们虽经恶补，亦难知三昧。盖胡周二人在此时期都被曲解。去其脸谱，重识真面目，至不易也。可是出生于胡适死后（一九六二）的这个新生代的中国知青，就不同了。他们有自由意志、安定环境和求知的欲望和训练。他们如今阵容之大，排山倒海而来的声势之猛，真使老辈瞠目结舌。一个新的中国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正山雨欲来。一种很快就要向西方倒流的东方新文化，正在起步。此非笔者哗众取宠；实是在大洋三岸兜了几十转的实际心得！试看大陆上的社会科学院一处即有研究人员六千人。生活虽苦，个个都在孜孜不倦，埋头钻研。统治者如停止文字狱，对学术自由不加干扰（现在差不多已是如此），让他们各自成家，那还得了！我辈偷生海隅，老大徒伤悲的陈腐高知，面对此一阵容，真有滴水被卷入钱塘巨浪之感。——这也是我对我的小友欧阳哲生博士特别看重的道理之一。
8.17 吾友欧阳哲生博士
欧阳还是一位年未而立的青年，但是他这本优秀的博士读文已使他超迁而升任至少三十七岁始能担任的副教授。前年在两岸胡学论文竞赛中，竟然在胡学老巢的台北也压倒群雄，高挂榜首。我们算是有缘，在海外一次胡适思想研讨会上不期而遇。读其文、执其手、观其人、听其言；一表青年俨然又是一位小胡适。
哲生要我替他行将出版的博士论文写篇序。我虽是个无事忙，也自觉不能不从命。哲生是他们这一代（胡适逝世后才出生的这一代），以自由意志而研究胡适，我所认识的第一人。他这本书也是他们这一代扎扎实实的第一本书。作者今后至少还有六十年的著作时间。十本八本更有分量的专著会接踵而来。在他背后，我也知道更会有几百几千和他类似的青年学者，相率出现。在他们推动之下，胡适学将有一番光辉灿烂的新天地。对他这本处女作作锦上添花的推崇或吹毛求疵的批评，都是不必要的。重要是他这第一本书，在这个启蒙后胡适学中所占的位置。因而我不想写一篇无关痛痒的序文。我想趁此机缘来谈谈我们这一辈对胡适的看法——胡适的出现是有个什么样的时代和文化的背景；在这一时代和文化的背景之中，他又起了些什么作用，把中国文明又推向另一个新时代。
胡适是个很全面的人。各人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他，他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我只是提出我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尤其希望青年的这一代的朋友们能对拙见有所匡正，那就是抛砖引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