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台北十天了。www.xiaoxiaocom.com

除了公干，就在酒店休息。说实话，也够累的。这次来的只我一个人，早上七点半就得起床跑厂家，看货色,与经理谈论生意问题，不停的十天，像疲劳轰炸似的，真要倒下来了。

晚上，厂家的老板请我吃饭，请到酒家去——“来来来，陆先生，你第一次来台北，观光观光。”

我去啦，去了一次，贵得不得了的地方，菜也不错，陪酒的女孩子都廿二、三岁年纪，美丽得很，温顺得很，听话得很，差点儿没跪下来敬酒，酒来酒去，据说几万台币就完蛋了，这笔账将来可不能算在公司货品头上。

我不喜欢酒家，一般中年男人是喜欢的，他们以为花点钞票，弄几个女孩子来陪着，呼么喝六，显尽威风，那班女孩子却想：“这些瘟生，不过低声下气，给个笑脸，他们的钞票就到咱们口袋来了，这真天下第一营生。”

不过我不愿做瘟生，也不想把别人当瘟生，去过一次，不是味道，从此婉拒，几个老板都觉得“陆先生”难伺候，到了台北也不找几个临时女朋友，这男人有毛病。

我不是不好色。

天下哪有不好色的人。

女人喜欢好看的男孩，漂亮的珠宝，美丽的衣服，也都是好色。

何况我。

只是我好色范围略窄一点，他们是“人尽可色”。

厂里有几位年纪轻轻的女秘书，对我很有好感，和蔼可亲，台北的女孩子都很温柔，轻轻的，糯糯的，像她们惯吃的蓬莱米，然后，笑，半掩着嘴，轻轻的，带着畏羞的笑，半古典半时髦，她们都好看，雪白的皮肤，合格的身裁，态度也过得去，都有种洋娃娃的感觉。

香港的女孩子是太妖冶干瘦浓妆了。

星加坡的都黑，且粗，黑得连五官都瞧不清楚，也就失去了兴趣。

这几位女秘书问我：“陆先生结了婚了？”

我说，“是，三年了。”

“有孩子了？”

“一男一女。”

“叫什么名字啦？”

“男的叫思，女的叫恩。”

“很好的名字，听说陆先生在英国念的书？”

她们当真不厌其详。

我是无所谓，摆什么鬼架子，人家与我说话，也是给我面子，一大叠一大叠的文件，不读完脱不了身，闲谈几句，也有好处。不过后来这几个女孩着实被她们上司严责了几句。

当时我答：“是，在英国伦敦念了好几年。”

“念纺织工程吗？现在与纺织打交道。”

我笑了。不不不，我念的是“高能物理”，与纺织一点关系也扯不上。只是祖上连父亲三代都开着纱厂，最近想到台北来投资，想到的自然是我，我是他唯一的儿子，他派我来调查调查，而我呢，居然也干得头头是道，真是好笑。

我有什么好处？，

我唯一的好处是懂得投胎，我老子有钱，不是那种有几个钱的人，而是真有钱。他的钱也不是苦赚来的，他运气也好，祖父也有钱，咱们家没暴发味道。我父亲从来不花三十多万港币去捧一个歌女，三十万买一对花瓶倒是常有的事，他也集邮，集的是中国古邮票，一大本子。

我是个顶普通的独生子，十八岁时开费拉里地通那。香港那些子的趣味低级，一部e型已经叫她们如痴如醉，那里懂什么通那，我着实清静了一辈子。

后来，后来就溜到英国去了，读书倒用功，自然，十年前生活程度那么低，我一个月的零用是两百镑，暑假到处跑。唉，那些日子。我有什么好处，不过是老子有钱，于是乎我这一生简直活得像丝像缎像花。

据说来了台北，不找女朋友，没地方可去。

我借了一部车，开到阳明山，阳明山是美丽的，一个人踱了很久，忽然寂寞起来。

我来得不是时候，应该春天来，冰凉的，又舒服，现在炎暑，灰尘大，怎么透得过气来，只好回酒店淋浴休息，老了，我想。玩都玩不动了。

妻来了电话，我照例与孩子说几句话，一岁的孩子居然也会叫“爸爸”了，我很开心。

声音里有倦意，妻听得出。

秦安慰我，“台北是好地方，该去的地方你都得去，他们那些做生意的人懂什么？争玩女人，我介绍你去故宫博物馆，包你走进去就出不来。”

我问：“你怎么知道我没玩女人？”

“得了，家明，你那德性，那种女人，你看得上眼？我还不明白你的？你要挑好的，挑到更好的，就扔了我，找那个更好的去了，我就担心那么一天。家明，人家都说你是不玩的男人，我知道你是骄傲……不提了，早点睡，办完事回来。”

知夫莫若妻。

我住在圆山，第一流的酒店。

每天晚上在酒店吃饭，西菜也做得好，布置十分堂皇，却又不俗，一个女人坐在那里弹钢琴，是那首不了情。我天天坐在那里吃饭，她天天弹不了情。

台北的夜色甚静，我老想着第二天该办的事。

弹钢琴人女人走过来问我：“一个人？”

“妻子在香港。”我说。

她笑笑，走开了。

妻子最近很像一个主妇，除了手上那颗三克拉的梨型完美钻，叫人受不了，那是妈妈给的，与我无关。她什么都改了，连剑击会都不去了，单单不肯脱那只钻戒，女人是女人，是女人。

我闷。

在家也闷，但到底有一大堆说话的人，不管你爱不爱听，他们总是絮絮的说着。

到了第十二天，生意谈得差不多了。

我看到了她。

她穿一件芝士布米色淡绿的衬衫，一条扎染黑底带绿的长裙，瘦瘦的，那胸部却长得好，显得腰更细。看，我早说了，我是个好色的男人，她的脸有点特殊的憔悴与静默，仿佛是与生俱来的，美丽的一张脸，毫无做作化妆的脸，只有一抹深红的唇膏，配着白皮肤，黑头发，有一种悲怆的味道。

中国女人的脸缺乏表情，顶多挂个甜甜的笑，笑久了，她们腻了，看的人也腻了，难得有一张特殊的脸。

她的脸不该在台北出现。

她一个人坐在我隔壁桌子吃饭，吃得考究，吃完签一个字，正眼也不瞧我，就走了。

饭厅里只有我与她几桌人。

据说我是个算得上漂亮的男人，她却不看我，算了。

又过一日。

侍役与她低声说话，侍役走後，领班来了，领班与她细声说话，她铁青着脸，诉说了几句。我略略的听到几个字：“……我管他是刘什么人，他来到了我的地方，我就管他，他再闹，给我轰出去，叫派出所！”

我心想，好厉害的女人，谁得罪了她？好大的口气。

等众人都走了，我跟侍者说：“请那位小姐过来坐一下。”

侍者变色，偷偷看了她一眼，“先生……”

我塞去一张百圆台币。

“先生以为她是谁？”侍者不敢要钱，尴尬的笑。

“唱歌的？”我问。

“先生，她是咱们的副总经理啊。”

我一呆，马上收回钞票，随机应变，“那么我过去，请你代我说一声。”

侍者还是为难，大概这女的脾气不佳。我只好考虑-会儿。是的，她好看，她动人，她年轻，她显然只能干，副总经理——别像我就好了——酒店是她老子开的。

我终於走了过去。

她抬头看看我，寒星般的眼光，低领子黑色的衣服，胸前坠一颗钻石，闪闪生光，手上没有戒指。

“我希望可以坐下。”

“请坐。”她大方的说。

我看着她。她的头发如此短，如此直，不过二十六、七岁的年纪，副总经理。

“不满意什么地方？”她礼貌的问，声调是职业性的。

“一切很好，谢谢。”

“听说陆光生住了十五天？”她问。

难得，她日理万机，客人的细节还记得。

我点点头。

“有没有出去走走？”她问。

“没地方可走。”

“有去故宫博物馆？”

“没有机会。”

她微笑，一个客观的微笑。

那个女人又在弹“不了情”。我忽然问她：“你可愿跟我跳个舞？”

她略想了想，站起来，“我多年没跳舞了。”

做了副总经理，谁敢找她跳舞？

她是一个好舞伴，轻盈美妙。她的英语有伦敦口音，我诧异问：“不是美国留学？”她反问：“美国有什么好？每个人挤到美国去，读书除非念理科，否则总得挑个有文化的地方。”我说：“我也是伦敦来的。”

就此陆陆续续的谈了起来。

她没说到她业务问题，我也没说到我业务问题，只是闲谈着。

忽然我问：“你常常与客人攀谈。”

“看什么客人，圆山一千多房间，现在旺季要开始了，哪里谈得了那么多？”

她唱了很多酒，毫无醉意，白兰地是最好的“小香槟”区产品xo，第一流。

然后我们礼貌的道别，那女人也停止了弹“不了情”。

她是很不错的，那气质一流，只有我开头才会把她当歌女办，居然叫侍者请她过来坐一坐，由此可知女人长得好，也不是美事。

我深深的懊悔着，怕这待者把香港的观光客都当呆大了。

第二天一早我下楼去吃早餐，在梯间看到了她。她一件白色棉纱t恤，一条破牛仔裤——副总经理？我向她打招呼。

她笑了。“早。”停了一停：“这么早？”

“上一家厂去，最後一家了，做了报告，拿回家参考才决定投资哪一家。”我答：“你呢？上班？”

“我休假，兜一圈就走。”她答。

“昨天那讨厌的，姓刘的人，赶走了？”我笑问。

“走了。”她也笑。

早上看来，她还像个孩子。头发益发黑，眼睛益发亮！憔悴只隐在嘴角里。

我很大方的说：“你休假，我下午没事，你说故宫博物馆好，我想去一趟，邀你同行，你有空，就说好，没空，千万别客气。”

她更大方，“两点钟好不好？我在这里大厅等你。”

“好！”我高兴之极。

我们昨天都喝了点酒，难得今天都没事人似的，如此清醒。

最後这家厂太马虎了，父亲不喜欢，我礼貌的走了一周，就回来了，买了几份报纸。到了两点，依时下楼，她在大堂查帐薄，见到我，就走过来。

她换了衣服，是件丝旗袍，宽柔的，流荡的，一件带自来旧颜色的旗袍，上面有一只只的蝴蝶，只只若飞又飞不起来的样子。这样的人，也一定有她的故事吧，然而我们陌路相逢，哪有时间互诉过去。

她的旗袍低及膝下，穿双绣花鞋，时光彷佛倒退了五十年，在那几秒钟里，我爱上了她。

我柔声地说：“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她说：“陆先生，我叫玫瑰。”

“谢谢你陪我，你必是博物院常客，去也去累了。”

“哪里会累。你要怎么去？叫街车？叫酒店的车？还是坐我的车？”她问。

“你的车，”我想都不想，“然后我请你吃晚饭。”

她微微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