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费解、难懂、易生歧义，所以还是要说普通话。www.mengyuanshucheng.com

然而方言又是很有趣的。同一件事情，用方言说，就可能比普通话有趣。

一、麻烦与趣味

方言这玩意，有时想想是很麻烦的。

比方说日本。在东北人嘴里好像是“一本”，在湖北人嘴里好像是“二本”，到了上海人嘴里，又好像是“十本了”。到底是几本？其实一本也不本，是日本。

方言中的麻烦不少。除了语音的问题，还有词汇的问题。比如广州话把危险叫做“牙烟”，把儿媳妇叫做“心抱“，就很费解。危险怎么是牙齿冒烟呢？儿媳妇又怎么能用“心”去“抱”？“本地状元”的说法也很可笑。所谓“本地状元”，其实就是麻风病人。如果“本地状元”是麻风病人，那么“外地状元”是什么病人？艾滋病吗？更可笑的是把“合在一起凑在一块”叫“共埋”。我想和你一起吃饭，就叫“我想共埋你食”。外地人听了，还不得吓出一身冷汗？共埋？什么共埋？殉葬啊？

想想广州人也真有意思，他们忌讳“死”，却不忌讳“埋”，说“埋”的事情不少。比如进店叫“埋栈”，入席叫“埋位”，靠岸叫“埋头”，算账叫“埋数”，结束叫“埋尾”，结账叫“埋单”。埋什么单？当然是账单。北方人不懂“埋单”是什么意思，只知道埋单的时候要付钱，便想当然地写成“买单”。后来弄清是“埋单”了，又猜想这大约是因为广东人要面子，才会用钞票把账单“埋”起来。其实“埋”在粤语中，有“靠拢”和“闭合”的意思。所以“埋柜”可以暗指抢劫（抢劫要靠近柜台）；“埋街”也可以暗指从良（意谓妓女关门不再做皮肉生意）。埋单，则应该理解为把账单“合”起来，而不是“埋”起来。它既不是拿钱购买账单，也不是用钱埋葬账单。

方言费解、难懂、易生歧义，所以还是要说普通话。

然而方言又是很有趣的。同一件事情，用方言说，就可能比普通话有趣。广州有句话叫“砂煲兄弟”。砂煲兄弟也就是酒肉朋友，但比“酒肉朋友”更俏皮，因为有双关的意义。广州人把混叫做捞，把泡叫做煲。混日子就叫捞世界，泡电话就叫煲电话粥。吃沙锅，是既要“煲”又要“捞”的，所以“砂煲兄弟”就是一起混世面煲生活的人。至于他们“煲”的是不是“无米粥”（没有结果的事），那就只有天晓得。

这样形象生动的说法全国各地都有。成都话“贴心豆瓣”，上海话“连档码子”，武汉话“夹生红苔”，北京话“柴禾妞儿”和广州的“砂煲兄弟”都有异曲同工之妙。所谓“柴禾妞儿”，就是乡下姑娘；夹生红苔，就是又蠢又辈又不懂规矩的人；连档码子，就是同伙；贴心豆瓣，就是心腹。但用方言一说，就特别有味。尤其是“贴心豆瓣”，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妙处和风味。四川人的豆瓣是拿来做酱的。酱谐音将，贴心豆瓣也就是心腹干将。但这干将再贴心，也不过豆瓣酱。豆瓣酱的用场，无非剁碎了做麻婆豆腐或者炒回锅肉。所以，当成都人说某人是某某大人物的“贴心豆瓣”时，讥讽调侃的味道便很麻辣。

其实，甭管什么方言什么话，只要说得好，说得漂亮，说得有趣，就有艺术性。艺高人胆大，北京人手艺（也许得叫“嘴艺”）好，就特别敢说。比如说一个人精，北京的说法是“要是长毛，就成猴了”；说一个人坏，是“拍拍脑袋，那脓水儿就能从脚底下流出来”；说一个人为了巴结别人东奔西跑地献殷勤，就叫“狗颠屁股三儿”；说一个人笨，则叫“人家偷驴，他拔撅子”。是不是很有趣？

方言为什么比较有趣呢？因为方言是民间话语，不像官话那样有许多讲究。官话的讲究是很多的，比如要求统一、规范、标准。不统一，不规范，不标准，就没法让尽可能多的人听懂，也就不成其为官话了。方言则不同，它原本就是“一方之言”。只要一个地方的人听得懂，就能成立，所以各地方言中都有一些外地人听不懂的词儿，就连北京话也不例外。比如不忿（不服气）、不吝（不在乎）、抽立（输光战败）、搓火（着急上火）、底儿潮（有犯罪前科），都是正在流行的当代方言，外地人听得懂的也不多。

多样也带来了丰富。比如“打”，在粤语中就有十几种说法。除了一般的打，还有春（用拳头从上往下打）、挞（用手背打）、捆（用手掌打）、凿（曲着指节从上往下敲脑袋）、做（悄悄地打）、砌（狠狠地打）等等（其他一些用粤语方言字表示的说法恕不一一列举），正所谓“怎一个‘打’字了得”？

这是古风。古人说话，其实比今人讲究。比如肌肉皮肤，在古代就不是一个概念。人曰肌，兽曰肉；人曰肤，兽曰皮。皮是和毛联系在一起的。毛长在皮上，所以说皮毛皮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人身上没有毛，因此不能叫“皮”，只能叫“肤”，同样，肉是可以吃的（肉食或食肉）。人不能吃，因此不能叫“肉”，只能叫“肌”。“肌肤受之父母”，不能说成“皮肉受之父母”；而大老爷在堂上恐吓人犯，说“从实招来，以免皮肉受苦”，实际上就有点不把人当人了。

后来就没有那么多讲究了。肌肉皮肤，混为一谈。因为语言要统一，许多地方都得马虎一点，只好含糊其辞。简单、含混、粗线条，才易于流通，所以普通话往往粗疏，方言反倒过细。比如“没有”，闽南话就分“无”和“未”。无是不存在，未是还没有，一个立足于空间，一个立足于时间，但到了普通话那里，统统都是“没有”。

难怪方言的表现力比较强了。

二、吃不了兜着走

方言丰富、有趣，大家便都爱说方言，至少在亲朋好友们聊天时是这样。

聊天，北京叫“侃”（侃大山），上海叫“吹”（吹牛皮），广州叫“倾”（倾渴），成都叫“摆”（摆龙门阵），东北叫“啦”（啦呱），西北叫“谝”（谝传），新疆叫“宣”（宣荒）。其中新疆的说法最有意思。宣是讲，荒是远，也是荒唐荒诞，甚至只不过道听途说的“荒信儿”。宣荒，自然可以漫无边际地东拉西扯，从家长里短一直扯到地老天荒。闽南人的说法也很绝，叫“化仙”—乌龙茶一泡，榕树下一坐，看着潮起潮落云散云飞，天南海北随心所欲地聊开去，便飘飘欲仙了。

方言中的话多惊人妙语，我怀疑就是聊天时聊出来的。方言不同于官话，除了有和官话相同的那些用途外，还多半用来说闲话。说闲话的特点是放松，是百无禁忌，用不着一本正经，周吴郑王。可以胡说八道，可以信口开河，可以张冠李戴，可以指桑骂槐，甚至可以不考虑语言的规范，因为万一“吃不了”，还能够“兜着走”。

事实上说话一旦随便，也就容易出彩。方言中很有些让人拍案叫绝的说法。比如一个人在别人面前张牙舞爪耀武扬威甚至叫板挑衅，武汉话就叫“抖狠”。抖，可以理解为抖擞，也可以理解为抖搂，还可以理解为振作（抖起精神）。不过，狠，是骨子里的东西，如果都“抖”了出来，一眼让人看穿，显然是不智之举，所以但凡“抖狠”者，多半都有些虚张声势。如果对方比他还狠，他就会一边开溜，一边说：“你等着，我回去叫我哥哥来！”

北京话当中形象生动的说法更多。比如说一个人不识抬举，别的地方叫“给脸不要脸”，北京叫“给脸不兜着”。这“兜着”，就比“要”生动，鄙夷的成分也更重。意思说你这家伙平时就没什么人赏脸，好容易有人给了，还不赶紧兜着？又比如一个人行为乖张，就说他“吃错药了”；脾气暴躁，就说他“吃枪药了”；态度恶劣，就说他“吃了耗子药”；无所畏俱，就说他“吃了豹子胆”；一点小事就兴高采烈，则说他“吃了蜜蜂屎”。蜜蜂是酿蜜的，蜜蜂屎想必也甜，但再甜也是屎。何况蜜蜂屎才多大一点？小甜头么！

上海人也爱说“吃”，比如吃牢（认定或咬住）、吃硬（碰硬）、吃瘪（压服）、吃慌（着急）、吃酸（棘手）、吃排头（挨训）、吃生活（挨打）、吃夹档（两头受气）、吃马屁（听奉承话）、吃花功（受人迷惑）、吃卖相（只看外表），就连开车开到路口过不去也叫“吃红灯”。红灯是管制交通的，怎么能“吃”呢？上海人也“吃”。

红灯能吃，豆腐就更是吃得。吃豆腐，就是占女人的小便宜。说些轻挑的话啦，做点小动作啦，嬉皮笑脸半真半假地挑逗啦，大体上属于性骚扰的擦边球，因此叫“吃豆腐”。豆腐白嫩，使人联想到女人的肉体；豆腐又是“素”的，意思是并无真正的性关系。所以，吃吃豆腐，在许多男人看来也没什么了不起。但如果碰到特别洁身自好的正派女人，也可能让他“吃耳光”，甚或让他“吃官司”。

没有人愿意“吃官司”，也没有人愿意“食死猫”。“食死猫”是广州话，意思是受冤枉背黑锅。广州人不说“吃”，而说“食”。比如食谷种，就是吃老本；食塞米，就是白吃饭；食猫面，就是被申斥，相当于上海话的“吃排头”；食碗面反碗底，就是忘恩负义，翻脸不认人。最让人看不起的是“食拖鞋饭”，意思是靠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女人出卖色相过日子。“食拖鞋饭”和“吃豆腐”正好一对，都不怎么体面，但前者更没面子。

一个人，如果总是“食死猫”或者莫名其妙地“吃官司”，那就是运气不好了。运气在吴语中叫做额角头，也叫额骨头。额骨头也就是额头。运气为什么叫额头呢？大约因为运气是要“碰”的。人身上，最容易被“碰”的就是额头。所以，一个人运气好，在吴语中就叫

“额骨头高”或“额角头高”，甚至直接就叫“额角头”，比如“侬今朝额角头”，就是“你今天运气特好”的意思。

野史中额骨头最高的人是苏小妹。苏小妹据说是苏东坡的妹妹，曾被苏东坡作诗取笑说：“脚踵未出香房内，额头先到画堂前”，可见其额头之高。小妹也不含糊，当即以老兄的长脸作答，道是“去年一点相思泪，今日方流到嘴边”，也可见其脸面之长。看来兄妹两人都其貌不扬，一个“冲头”，一个“马脸”，正所谓“人不可貌相，海不可斗量”。

额骨头最高的神则是寿星。谁都知道，寿星的额头又大又高还肉突突的，不折不扣的是一个“寿头”。然而在上海，“寿头”却是骂人的话，意思和北京的“傻逼”差不多。因此傻里傻气就叫“寿头寿脑”，上了当还一点感觉都没有的则叫“寿头麻子”（也叫“寿头码子”、“寿头模子”），而呆头呆脑、土里土气、不懂世故、不通人情就叫“寿”。这就奇怪，难道做寿星不好？原来此“寿头”非彼“寿头”。它不是寿星头，而是猪头。江南习俗，冬至之前，要买猪头腌透风干以备敬神之用，又尤以额头皱纹如寿字者为上选，叫“寿字猪头”，简称“寿头”（参见薛理勇《闲话上海》）。所以，寿头的意思就是猪。显然，谁要是做了寿头，或被看作寿头，旁边便多半会有人在磨刀子了。

“寿头”既然是猪，“冲头”也跟着倒霉，都被看作是最好欺负，不斩白不斩的“翰大”；而怂恿那些“寿头寿脑”的家伙冲锋陷阵盲目行事，自己坐收渔利的行为，就叫“斩冲头”。上海人一个个“门槛精来兮”，好容易逮住一个“寿头”，岂有不狠狠“斩一记”之理？

真不知长着一个大冲头的寿星老儿听了会作何感想。

大约也只能“吃不了兜着走”了。

三、捣糨糊，还是倒江湖

上海人把傻叫做“寿”，成都人则把傻叫做“瓜”，比如瓜儿（傻子）、瓜兮兮（傻乎乎）、瓜眉瓜眼（傻头傻脑）。傻为什么是瓜呢？原来这“瓜”不是西瓜南瓜冬瓜葫芦瓜，而是“傻瓜”。去掉一个“傻”字，就成了“瓜”。

猪头变寿头，傻子变瓜儿，其实都是方言在“捣糨糊”。它总是在那里指桑骂槐，其结果，是弄得我们连这三个字究竟是“捣糨糊”还是“倒江湖”也搞不清。杨东平先生的随笔集《最后的城墙》中就有一篇文章谈到这个问题。我同意东平兄的意见，“倒江湖”也好，“捣糨糊”也罢，都有点调侃，有点无奈。但“倒江湖”在调侃无奈的同时，毕竟还多少有点身手不凡、高深莫测的英雄气，“捣糨糊”就纯粹是调侃甚至嘲讽了。它往往有胡日鬼、瞎折腾、惹是生非、调皮捣蛋的意思，也指那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浪头很大，货色不怎么样的人。你想，糨糊就是糨糊，再捣也是糨糊。捣得越起劲，就越可笑。再说，什么不好捣，捣糨糊？所以，谁要是自称“捣糨糊”，那他不是自谦，就是自嘲。

然而语言又是需要“捣糨糊”的。因为语言既不能“闹革命”，又不能“倒江湖”，咱折腾不起。要想生动活泼一点，也就只有“捣捣糨糊”。

北京人就最会“捣糨糊”。

北京人是语言天才。话语到了他们嘴上，就像足球到了贝利脚下一样，怎么玩怎么转。一个普普通通的词，他们也能玩出花样来。比如“菜”，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词，可北京人却整出颠菜（走人）、来菜（好事来了）、出菜（出活、出产品、出成果）、瞎菜（抓瞎）、歇菜（歇着）、晕菜（晕头转向）一连串新词儿出来。这可真是太会做“菜”了。至于这些“菜”之间有什么关系，那就只有天晓得，所以是“捣糨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