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过去。他直着眼看我，像在辨析什么。旁边的矮子小声咕哝："不是，是个拐子……"
我的怒火再也压不住，脱口喊出："不准你侮辱人！你从哪来的？你要干什么？"
两个人被我突如其来的火气惊了一下，他们差不多都退了一步……只静了一瞬，瘦子伸出手指说："告诉你，我下一分钟就能把你逮起来……这会儿先不找你的茬，咱以后有的是工夫。我们这次来找那个持枪行凶的老头儿——他昨个向测绘所的同志开枪了不是？给我出来！……"
茅屋里的所有人都出来了。四哥晕躁起来，当他弄明白这两个人是为昨天的那场争执而来时，差点儿气晕过去。响铃和鼓额一齐数叨那些人怎么破坏园子篱笆、如何无理，面前的两个人根本不想听，只是坚持让四哥跟他们走一趟，并且要带上枪——那是凶器。
四哥简单地吐出两个字："不去。"
"真不去吗？"瘦子问。
"不去。"
"那好吧，拐子，这可是你说的。"瘦子挥挥手，领上矮子走了。响起一阵引擎声，原来园子外边停放了一辆汽车。
我知道事情有些严重。
我差不多能看到这件事情的结局。这是一个欺辱的故事，有点像欺辱外乡人——而我和四哥、我们小茅屋里所有的人，都出生在平原上……我们今天好像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故乡，于是也就失去了一种特殊的佑护。
我一遍遍想着这片平原上可能有的熟人、能在危难之中援上一手的，最后总算想起了海边小城里的一两个人。我建议四哥与我一起离开，我们要通过一些关系主动对应……四哥反复拒绝。他坐在斑虎旁边，大睁着一双眼睛。这双眼睛冷冷的。我有些担心。我想先走一步，但又不敢把四哥一个人扔在这儿。
——这样直到园子外边响起几声鸣笛，直到五六个人拥进来。
四哥一直坐在斑虎旁。奇怪的是这一次斑虎像他一样冷静。他只是吸烟。
那个瘦子踱到跟前，说了一声什么。四哥返身往屋里走去——这时很快冲上几个人，把他架住了……鼓额和响铃哭起来。斑虎跳着——我知道这些人什么事都做得出，就把它关到了屋里……四哥被架到车子跟前，枪也给拿走了。
我也必须走开了。我最后对那个瘦子说的是：谁也不能碰他一下，谁如果那样，谁会后悔的。瘦子笑了，仰着脸，语气出奇地和蔼："是吗？"我冷冷答一句："是的。"
车子开走了。
我第一次让这小城里几个所谓的"朋友"帮忙。他们面有难色，都提出需要"打点打点"。
他们要钱买了很多高级香烟之类，说要从上面找下来才管事儿……
我忍受着屈辱——一边丢下尊严，另一边去找回尊严。这是不可能的。但我愿为四哥做平时极不愿做的一切。我得用力地忍住。我想起了这些年里，我们葡萄园遭受的全部不幸。
我们不知多少次与土管、税务、周围村子、园艺场打交道，我们已经遍体鳞伤。
眼前面临的只是又一次忍受……
整整两个昼夜，四哥都在外面度过。第三天他才回来，看上去人瘦了一些，白发也增多了。他没有背回那支心爱的枪。
我扶住了四哥。他说："他们逼着我们软下来。狗杂种……"
他不知道我们葡萄园被罚了重重的一笔款子。我明白四哥不能失去那支枪——那是他在前些年游荡时的一个伴儿；他身边必须拥有响铃、猎枪和狗……
这就是我们葡萄园最新经历的一件事儿。它还没有结束呢。
鼓额总想与我讨论点什么——她好像长大了许多，关心的东西越来越多，不仅仅是自己，而且还有其他——很多很多。这使我想到了一个沉默的少女有多大的悟力，她原来平时在想那么多的事情，这些事情有时简直就无关乎自己……
我因此而感动。她常常叙说自己的童年：极度贫困和极度欢乐的童年。这引起了我很多回忆，让我一遍又一遍去想象那片丛林。
再也看不到白沙滩上那一棵棵挺拔的白杨了，看不到它油亮亮的叶子在微风中抖动。我觉得它的消失是二十世纪平原上最可怕的一个纪录……鼓额很少提到自己的父亲，我发现她总是小心翼翼地绕开那个男人。她故意把话题岔开，有时转移得十分巧妙。"父亲"成了人的一个禁忌，这个现象也使我心动。
这有点像我。
父亲所象征、隐喻和代表的一切太沉重了。沉重得无法也无力提起，更不能炫耀。父亲把一个生命投到了这个世界上，就留下了全部尴尬与羞愧，然后再悄悄地退到幕后。
我们谁听不到一个男人在背后、在一个角落的寂寞长叹呢？那是一种让人无法忍受的声音啊！
每个人都有父亲。
真正的父亲是懂得羞愧的。
……算了，这个话题真该转移了。它从来不让人愉快。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深入地谈它。
鼓额在五六岁时就跟上母亲到地里做活，成为母亲的好帮手。其实从更早——不足一岁时她就来到田野上，那时她被捆在母亲的后背上，什么也不懂、不记得。她大概只会哇哇大哭，大人们因为忙，谁也不理睬，只在喂奶的时候把她解下，用沾满土末或植物绿汁的手擦擦她嫩嫩的脸蛋。
她说母亲翻土，她就把翻出的茅根捡出来，抱到地边；母亲给烟棵打冒杈，她就把它们堆到一块儿——烟毒把她的两条胳膊弄得又红又肿，母亲就用渠边上一种菜叶给她搓。那种火烧火燎的感觉啊，至今还记得起。她忍住了疼，她说她从来不哭。
那时天上的太阳比现在还要烤人，她说母亲、她，所有在田野上做活的人都给晒得冒烟了——真的，人人头顶那儿都往上冒烟，最后不得不往上泼水。赤裸裸的胳膊、腿，到处都像开水煮过一样，黑红黑红，摸一下烫人。
做活做到半上午，该歇一歇了，她和母亲就找个荫凉的地方喘气。哪里才有一棵树啊？地头上原先有三棵老杨树，后来被砍掉，做了猪栏。她们不得不钻到渠旁的紫穗槐棵下，在这种灌木枝杈下躺一会儿。好舒服的荫凉地啊，她爬到母亲身上，把母亲浑身的泥汗都亲吻得无影无踪。她说她那时一刻也离不开母亲，那时的母亲比现在的母亲健康高大和——干净……
她总喜欢说母亲被太阳晒得"冒烟"——这在我们听来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可是反反复复听下来，竟觉得无比真实。我真的看到了被烤焦了的、正在燃烧的农民。他们如今仍然在土地上燃烧，你如果走到他们中间，看着那一双双眼睛、如灰烬一样的头发、干硬的皮肤，一定会同意我和鼓额的说法。
"母亲在田野上，她正在烈日下冒烟……"
有谁向我说过这样的话呢？就是这样一幅想得出的图像，它使我忧心如焚、泪水盈眶。
鼓额说，她长到十七岁时，还不记得吃过白面馒头。她说全家只有干重活的父亲才有资格吃一块玉米饼。其余的人，就是她和母亲，只能吃红薯、菜饼和高粱。"金黄金黄的玉米饼啊，香味儿扑鼻子，我老看着它，妈妈就从父亲手上扭下一小块儿，塞到我嘴里……"
她的话是绝对真实的。我们很多人会拒绝这种真实。我想起了前几年，我们城里的邻居从南边雇来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保姆——她说从来没有见过苹果。当时我告诉梅子，梅子大不以为然地说："她说谎……"我却毫不怀疑那个小姑娘说的是真的。事实会证明她不是说谎者，而是我们一部分人无知和缺乏勇气。
鼓额长得瘦瘦的，她刚来时，简直让人看了心里发疼。你会觉得一个孩子、一个十七岁的女孩绝不该长成这样子的。她细细的手腕啊，脚杆啊，弱不禁风，仿佛经不得什么磕碰一下。那头发毫无光泽，像风雨吹打过的旧麻绺。再看她的衣衫，都是许多年前出产的布料，洗得没了颜色，破裂的地方又被精心缝连过。它们比她的身躯更瘦小，紧绷绷地裹在身上，她用力动几下它们就会破碎……我不明白她在艰苦的劳动中是怎样保护自己衣衫的。
就是这样一个贫寒少女走进了我的视野、我的葡萄园。这是偶然的吗？
神灵总是瞅准一切机会来提醒人——只要他能够领悟。
我将竭尽全力保护这个少女。我知道她与我的葡萄园具有同样意义，也同样沉重和淳朴、同样正在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
是的，她在这几年里似乎高了一点也胖了一点，头发乌亮亮的，黑黑的大眼睛覆在长长的眼睫毛下面，每闪动一下都有掩不住的光彩在泄露。她微黑的、杏红色的皮肤简直就是健康和青春的标志。她在葡萄园里是一个象征、一个精灵……
她过去很少牵挂这个园子的前途，因为她从未怀疑过我和四哥等人拥有的力量，认为我们几个男人足以保护它了。她现在似乎明白这有点过高地估计了我们。当那些可怕的侵犯和打扰过去之后，留给鼓额的除了费解，还有难以祛除的惧怕。她怕有那么一天，这葡萄园不复存在，那时她往何处去？
那是她想都不敢想的一天啊。她拒绝回到原来的村庄去，即便和母亲在一起。
我终于懂得了对葡萄园的爱护到底意味着什么。
可爱而又可怜的鼓额啊。
一连多少天都在设法为四哥讨回那支枪。它陪伴了一位伤残者，安慰了他多少年。人们说这杆土里土气的枪在他肩上已经几十年了。一个人怎么可以突然失去了这样一个伴儿？
孤单的时刻，它与他可以在原野上对话。
那时拐子四哥刚刚负伤回来，正赶上非常时期，大家都没有东西吃。河湾那儿有不少水鸟，他就用这支枪去猎水鸟。
他的猎物救了不少濒临死亡的人，也使他成了一个漫野游荡的人。
他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常常宿在野外。他的朋友与他一起游荡，一起在海滩上点起炊烟。传说有一次他们在半人高的白茅地里猎到了一只大鸟，另一只飞掉了——这原来是一对夫妻鸟。那天他们在烤那只猎获物，天黑下来，满天星星闪动，从天边就传来了另一只鸟凄切的呼叫。这叫声嘶哑一会儿尖亮一会儿，叫得人心上发紧。他们草草地吃掉了烤好的鸟，在草丛里躺下，准备过夜了。可是那只鸟仍在呼号。它一会儿远一会儿近，在空中徘徊……谁也睡不着。这真是煎熬的一夜。
从那以后，人们再很少听到四哥扣响扳机。他只是背着它。
我想，也许一个身上有着严重创伤的人特别需要一件武器。他近来越来越多地说到类似的话，"我总有一天要跟他们动动家伙"、"快惹我放枪了……"
那些人坚持说四哥是持枪威胁公务人员。我是当时在场的人，完全可以证明这是编造谎话。"非法持枪，而且——妨碍公务人员……"那个咕哝不停的家伙正是那个闯进园子抓人的瘦子，这会儿他已经被我的"朋友"们疏通过，凶气自然少了许多。不过他就是不愿最后把枪交出。
我问他："既然已经作了罚款处理，那枪也就应该发还了吧？"
"有持枪证吗？"
当然没有。所谓的"持枪证"是这几年里的新玩艺儿，早些年平原上的猎人多极了，谁也不懂给土制猎枪报个户口。我说我们葡萄园在秋天需要守夜，而且野外动物甚多，一杆猎枪绝对需要——那是否可以加办一个"持枪证"？
瘦子神秘而险恶地干笑几声，没有回答。
我觉得眼前这个人的鼻梁那儿只缺少狠狠的一拳。有了这一拳他也许会变得好一些。
离开时，他出人意料地送了几步。在门外的一棵杨树下，他站住了，压低着嗓子说：
"该花的钱还得花上……"
我只想快些离开这个恶棍。
很多天之后，我想起那张瘦脸还感到恶心。我毫不怀疑，如果不按他说的办，那就不仅是失去四哥那支心爱的枪，恐怕还会出现新的麻烦。最后我只得通过"朋友"交上了那一笔钱——这一回是直接递到瘦子手里的。
这一切当然都得背着四哥做。
好久了，一直传着一个消息：有关方面正在与国外紧张谈判，这事儿已进行了一个多月，结果总算出来了。
原来国外的一个公司要长期租用这一片大海滩。可能是地价的争执，谈判归于失败。我们这会儿才明白了那一次丈量是要干什么。
那个公司是搞人造石油的。
这次合作的失败肯定是件好事。可是会不会重新开始其他的合作呢？
我们葡萄园西面不远是一处国营园艺场，那是多么阔大的一片果林啊。我不曾在别处见过如此美丽的一片园林。可是如今园艺场的头儿正在频频接待海外和内地的一些大公司经理，一心要开办一两个能赚钱的项目。眼下他们正在谈合办一个化工厂和电镀厂，还发誓说要设法引进外资，建一个华东数一数二的大型氯碱厂……
各种各样的汽车不断顺着园艺场与葡萄园之间的马路开来。车子开开停停，不时有人下来遛一圈儿——他们大概坚信，只要瞄上了随便哪一个地方，那儿的人立刻就会伸出双手迎接。他们大概不知道，这片平原的丛林和稼禾后面，藏下了多少憎恨的眼睛。车子继续往前开，一直开到无路可走的地方。这条铺了柏油的公路被称为"国防路"，尽头消失在一片生了荩草的沙子中。这是片绵软的沙滩，再往前一百多米就是大海了。
"多么美的地方啊，这儿要建别墅的。"他们哼着下了车，抹着腰对陪伴左右的官员说。那些官员都是从海边小城来的，一个个差不多都长了臃肿的身材，满脸堆笑，结着一截皱巴巴的领带。他们讨好地对外来客吐出一个英语单词，地方口音又浓又浊。
从车上下来的女人都涂了青黑色的眼影，脸上搽了红色化妆品；偶尔也能遇到将脸染成金色的；有一次我还见到一个把脸染成了蓝色的人……她们无一例外地戴了大耳环、抹了鲜亮的口红。她们惊讶地呼喊，大笑大闹，张着血盆大口。
她们大概想吞下整个不幸的平原。
几乎每个人都持着一部无线电话，站在离海浪不远的地方"喂喂"大叫。四哥吸着烟看着，说如果前些年，这些家伙在这儿胡闹，肯定会被当成特务抓起来。"女秘书也随我来了……是的，我让她以后跟你联系……"
原来那一群女人都是"女秘书"。
他们践踏着这样一片平原，毫无廉耻。有人为什么如此疯狂、拼上命招引一些污染项目？难道他们不知道这对于一块土地而言是致命的吗？后来才弄明白：所有的目的只为了搞钱、为了痛快一场。污染在他们看来是不足道的，因为从来没有什么人对污染太过认真。搞不到钱还可以借机"考察"，到世界各地旅游几次，出去看看"洋人"。
一股浊流正以惊人的速度向登州海角推进——仅仅是几年的时间，这里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宁静。我和我的朋友好像进入了最后的守望，正等待着一个结局。这使我想起莱夷人的撤退与固守，他们在面临狄戎进逼时的情形。
历史正以稍稍改变了的形式重演。
看着那些"女秘书"们涂成了血色和铜色的脸，难以压抑的绝望就会淹没过来。我的脑海一遍又一遍闪过丛林中那座沉默的茅屋，不止一次记起了父亲从南山归来的那个上午——他在大海滩上转了多半天。他在干什么？他在寻找一个墓。那是战友的墓。
如今，所有烈士的坟头都与沙丘混到了一起，或者干脆被它们所覆盖。一片又一片丛林在消逝，大风旋起了沙子。天浑浑的，大风把沙子扬到高空，又飘移到海上。
当年的莱夷人不断地退却。
可是我们呢？我们已经无处可退了。我们再无须退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