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虽然一时有了饭吃，但我还心思重重，学无所进。

这一年高考，我竟考得一塌糊涂。

后来我又在荆州中学读了一年，也是惘然。那时，我已经是“大学生”了，我成了班上年龄最大的学生。

大学是没有我的份了，我想当工程师的梦想变成了泡影。

我该怎么办，难道我这一生就这样完了？

我没有脸面面对家人，然而我又不得不面对；我像一个在战场上打了败战的逃兵，回到家乡。

家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家里实行了连产承包，大伙都各干各的，不用集体劳动了；第二任大姐夫哥用他带来的家产，把家里的房子翻修了；侄子首宜在二任大姐夫哥的主导下，由毕玉明改成了周普兴；玉平和他爸闹翻，去了深圳；珍儿出了嫁；大毛跟侍秀结了婚……

社会在变，而我却变成了社会之外的人；我孤独寂寞，世界仿佛是别人的，与我无关。

这天下午有人传信，说大队（其实这时应该叫村了，人们却习惯叫大队）来了我一份报纸。

我知道，那是我从学里转回来的，一份《语文报》。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份报纸，它是我生活一抹亮色！特别是上面的“作文解析”和“作家的创作与生活”，我都一字不落，每份必看。

我从“作家的创作与生活”一栏里，看到了一则故事，是讲当代作家毕淑敏的。

说她在阿里参军那会，身背七十多斤的辎重，要翻过六千多米的高山，穿过无人区。走了一半，她觉得这个任务确实不能完成，当时她竟想到了自杀，她甚至都攀上了很高的悬崖，终于还是没有跳下去……最后她机械地抬动脚步，在蒙蒙月光下，走完了最后几十里路。

这个故事，给我启发：人有时看似没有路了，其实只要活着，这本就是路！

我的父亲不就是看不到出路，从我这个小肉蛋身上也看不到希望，或许根本就没看，就这么走了吗？

我呢，不能走我父亲的路，还是要活着，因为事物是变化的。

后来我又看了高尔基，看了鲁迅、李白，还有高适、岑参……

最后我决定，我不仅要活，还要向那些文学前辈学习，做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当一名作家！

于是，我开始钻研文学、练习写作，专心致志，足不出户。

然而家庭条件和外部环,又不允许我这样。队里人都知道我没考取大学，都认为这么多年“吃冤枉”，该替家里分担一点，该搞事了，都说，“老在家里闲着，又不是闺姑”……

是的，他们的观点无可挑剔，一点没错。

我只有任着他们叽叽咕咕，我没办法。出门见人就脸红。

家里，是这二任大姐夫哥主事，他认为家里人都要看着他的脸色行事，动不动就发脾气，我度日如年。

要说我这二任大姐夫哥，说话比谁都在理，心眼比针眼小，性格易反易复。

他的优点是，待外人特别客气。

记得那年春节，来了几个打三棒鼓的，留饭留宿；出家人见他这般客气，当然感激不尽。要笔和本子，写下他们地址，叫大姐夫有空去玩。

大姐夫到房里找了一会没找着，出来就望我说：“弟弟应该有笔有笔和本子啦？”

于是我拿来笔和本子，让他们写了。

由于忙于倒茶装烟，大姐夫竟忘了把他们写下地址的纸撕去，这就为我后来的人生变故，埋下了伏笔。

家里是待不下去了，我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写作。想了半天，也没有去处。于是就撒谎：《芳草》编辑部邀我去参加培训班，搞得好的话，就在那里工作了。

不管他们信不信，反正我要走了。

我正儿八经，说了走的日子。大概就是一个星期以后吧。

这样，一个星期里，我就显得客便了，人人都对我那样客气，我体会到了一份难得的优越感。这几天的“冤枉”，我就吃得大大方方呢。

首先是母亲回来了，破天荒的跟我买了床上用品，还有新衣服；接着是亲戚陆续来看我，还有给我塞钱的。

我记得我是乘船东下的。那天起的很早，头天小姐夫就安排我，在他的沙市亲戚家住下了。

走的那天，小姐夫哥说：“外头有点乱，自己要好生照顾好自己呵。”

我已经上了船甲板，我说“没事”，望他笑笑，船就开了。

船上的大厅很挤，我背着沉重的行李，就那样站着。

服务员过来卖票了，问我去哪里；我想，我应该去哪里呢？

“唉，你究竟去哪里呵？磨磨蹭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