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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同盟会是个革命大拼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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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就在同盟会成立前两年(一九零三),中山在日本还只是个灰溜馏的会党头目。www.xiaoxiaocom.com他显然自觉在日本久住无聊,乃于是年九月底离日赴檀香山。但是斯时中山潦倒到资斧全无,由侨乔黄宗仰慨赠银洋二百元,始能成行。

中山此次一别八年重返檀岛,再转美洲大陆的道理,显然是他在远东两次“起义”(一八九五与一九零零)之后,一筹莫展,想回到美洲,另觅机缘。中山先生这个人的长处是信仰坚定、百折不挠。必要时破釜沉舟,为着远大目标,不择手段,亦在所不惜——这就是不拘小节的英雄本色。写历史的人如把他老人家看成个循规蹈炬的圣贤或迂夫子,就大错特错了。他此次回檀岛,发现他早年的小团体早已风流云敌。檀香山已成了保皇党的天下。他的家这时还在檀香山,但是家人对他的态度,可能也是“妻不下织,嫂不为炊”了——这位满口大话,不事家人生产的“老二”,他们怎能相信他后来竞佩“六国相印”呢?一不做,二不休,中山乃于一九零四年初加入“洪帮”(致公堂)当了“洪棍”。洪门的义气居然帮助他穿过美国移民局的拘留所,而二次进入美国。

中山于一九零四年三月底抵美,在美一直住到是年冬季才应中国旅欧学生之约去欧洲。他在美国由西岸到东岸,跑了大半年。其目的无非是组织“兴中会”,并筹募革命经费。显然的他是一文未筹到。正式加盟愿意和他一道革命的,据最可靠的第一手史料——冯自由著《革命逸史》——所载,也只找到邝华泰一人。两个人,革什么命呢?真是可叹。因此在一九零四年风雪交加的严冬,中山形单影只地住在纽约市贫民窟中的一间单人房(roominghouse),真是四壁萧然。虽然他个性倔强,永远不认输!

可是就在中山命运的最低潮,“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真的“柳暗花明又一村”!他忽然收到中国旅欧学生汇来一笔巨款,据说有八千佛郎(亦译“法郎”)之多,并约他实时赴欧,共商救国大计。这一下峰回路转,中山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又进入一个新纪元。

7.1 大清帝国“墙倒众人推”

旅欧中国学生何以忽然心血来潮,汇款邀请中山呢?原来就在中山这段不得意的时期,革命意识和时机却在中国大陆迅速上涨。在丧权辱国的中日于一八九五年四月签订之后,全国上下还寄望于康有为、粱启超所发动的“强学会”和“变法维新”。孰知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彻底的失败了。失败之余,大清帝国也就在这一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年)几乎遭了瓜分之祸。笔者曾另有专篇纪其大略。别的不谈了,就说香港吧!九龙就是在这一年被英国强迫的“租借”了九十九年。——时至一九九七,租约期满,女皇陛下就要按期归还了。也就是这一年,德国强占了胶州湾;它的老搭档帝俄也“租借”了旅顺、大连。为阻止此二强垄断中国东海岸,英国又加租了威海卫。法国不甘后人,一下也就霸占了广州湾。大小帝国主义这时在中国都大搞其“势力范图”;要不是列强的野心为“均势”(balanceofpower)所阻,他们早就把“东亚病夫”这个大清帝国瓜分了——那个不幸的“欧洲病夫”鄂图曼大帝国就是被他们这样啃掉的。时至今日那个不自量力的伊拉克小独裁海珊,还想“收复失地”——并吞同文同种的科威特,哪里由得他呢?

在一八九八年大清帝国已危如累卵,瓜分之祸,迫在眉睫;可是我们那个昏聩胡涂的慈禧老太后,竟然异想天开地搞出一套“刀枪不入”的“义和拳”,来“扶清灭洋”;那就荒唐透顶了。作者落笔至此,何敢冒犯那质量高贵、大义凛然的贫下中农所组织的“义和拳”?我所可惜的只是他们气功未练好,惹起了“八国联军”,又抵挡不了洋人的刀枪直入。在中累得我们四万万无辜老百姓,每人各赔纹银一两罢了。——那时我祖父家中,男女老幼也有十多口;所以我家大致也赔了十多两银子。因此在下写这段历史,也大有可抱怨的权利。

拳变刚了,又爆发了两大强邻的“日俄战争”(一九零四~一九零五)。这两个混帐的帝国主义竟然为抢夺我中国的土地财宝,在我国境之内,开起火来。而更混帐颟顸的,却是我们的满清政府。它无力阻止两个强邻在我国土上作战,竟然公开地把辽河以东的土地,划为“战区”,而自己在辽河西岸,宣布“中立”。

朋友,这时的中国哪里还配称为“国家”呢?我们连殖民地都不如。一般的“殖民地”都还有个殖民国来保护它。我们这个“次殖民地”(中山警语)就只好作俎上之肉,任人宰割了。但是有时有若干知识分子对大清政府发点牢骚和警告,而那批满族统治者竟能把脸一抹说,大清政权维持不下去时,则“宁赠友邦,不畀家奴”。这种话哪是人类嘴里说出的呢?

贤明的读者,你我如果也是那时的中国人,你我作何感想呢?

所以中国内忧外患,发展到日俄战争前后,已变成所有有良知良能和最起码知识水平的中国人的切肤之痛、燃眉之急。认识它的严重性,已不限于“得风气之先”的身居海外的青年华侨了。因此就在这一两年之内,国内救亡团体之组织乃风起云涌。少数爱国者甚至下惜采取牺牲个人的行动,以暗杀满清当道。一九零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吴樾烈士(一八七八~一九零五)在北京车站谋炸“出洋五大臣”未遂而惨烈殉难,便是个突出的例子。这种恐怖主义虽无补于大局,但是它既表示出民愤之深;也炸得清吏胆寒。辛亥革命时,我们安徽第一大码头芜湖,就是被两颗“咸鸭蛋”光复的。老乡吴樾导夫先路之功也。

这时长江流域的革命小团体之建立亦如雨后春笋。一般性的民变和小规模的组织撇开不谈,那两个最有影响的“华兴会”和“光复会”,也就在这两年成立的。“华兴会”是黄兴、刘揆一、宋教仁、吴禄贞、张继等于光绪二十九年除夕(一九零四年二月十五日;一说一九零三年十一月四日)在长沙成立的,以湖南青年为主体。“光复会”则是一九零四年秋成立于上海。蔡元培当选会长。成员有徐锡鳞、秋瑾、章炳辚、陶成章等人。以苏浙皖三省青年为主体。与两会同时,一批湖北青年也在武昌的湖北陆军之内,组织了一个“科学补习所”(一九零四年五月成立)。社员中有曹亚伯、张难先等,后来也都是革命阵营中的骨干。一眼看来这些革命小团体,似乎是各地区青年分别组织的。其实不然。他们彼此之间乃至他们与“留日”、“留欧”、“留美”等学生团体的“海外关系”不但声气相通,会员之间更有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复杂的往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则是他们的宗旨、目标和方法,实在是完全一致的。至于武昌起义的前夕,更有一些新的小团体出现如“共进会”、“日知会”、“社”等等,其实都是上述这些小组织的骈枝机构。只是搞小圈圈,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性。君不见纽约市爱好“国剧”的“票友”们,他们唱的都是些完全相同的《武家坡》、《春秋配》一类的戏目,但是他们却组织了五、六家不同的“票房”,结果没一家可以单独“上台”唱戏的。要“宣扬国粹”,还得彼此“挖角”和“借角”。人们或问:诸公诸婆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呢?朋友,要能联合起来,岂不变成德国人和日本人了?那还是什么中国人呢?

长话短说,时至二十世纪初年,大清帝国害了癌症,气数已尽,非垮不可了。“墙倒众人推”!众人推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方法也完全相同。只是你推你的、我推我的罢了——这便是满清末年,中国革命运动的形势和性质。

7.2 驱逐满人,建立民国,以美国为模范

再问一句:这些革命团体和革命单干户的共同方向、共同方法,又在哪里呢?要言之,则以一九零三年出版的畅销书,邹容烈士所写的《革命军》,最有代表性。我们这位死年才二十二岁的“邹大将军”主张:“推倒满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蛮政府”;“驱逐居住中国之满洲人”;“诛杀满洲人所立之皇帝”;“建立中华共和国”——这个“共和国”还要“以美国为模范”。如此而已。——这几条简单的口号实在是辛亥之前,大清帝国之内,从朝到野、从男到女、从老到少、从农村到都市、从国内青年到留日、留欧、留美的学生,乃至绝大多数华侨,一致的呼声。他们的方法则是组织革命团体,活动新军,联合会党……“他们的精神,干干干;他们的武器,手枪炸弹……”。

可是把这个全国统一的意志(nationalconsensus),简单的概念化(conceptualize)一下,还不是孙文那两句老口号:“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这个口号,孙文和杨衢云在十年前不早就叫过了?那时无人理睬,现在却变成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这一下不得了,孙文就变成全国共同意志的发言人,将来中国的形象;和意蒂牢结中的“先知”(prophet)了。大家想到了他,敏感的青年留学生就要扳请他出来现身说法,甚至实际领导了。这样一来,就使得我们的国父中山先生从美洲的灰溜溜,变成欧洲的香饽饽了。

7.3 佛郎、马克如雪片飞来

首先汇了八干佛郎把中山请到欧洲去的,是一群湖北籍的留欧学生朱和中、贺之才、胡秉珂、魏宸组等人。朱、贺等湖北青年原来也是武昌城内满口新政、革命、排满的小捣乱,声势颇大。湖北早期地方当局的张之洞等原亦是新派官潦,对这些小把戏一面羁系、一面“充军”,乃拨资把他们送到海外留学,以免他们在国内鼓动青年造反。其中最激烈者则送往遥远的欧洲,较和平者,则送往东邻日本。所以他们都变成留欧、留日的“官费生”。

那时的“官费”和后来的“庚款”一样,是十分充裕的。因此每一个“官费生”都是个小富翁。加以他们又都是富裕家庭出身的小少爷,轻财仗义。既到“花都”等大城市,才发现自己原是些土包子,而孙文却是满口流利英语的留学生老前辈。敬佩之心,不觉油然而生。乃通过与中山有旧的鄂籍旅美学生刘成禺,邀请中山先生赴欧一晤。

这时待在纽约的孙中山,原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我相信他那时在纽约以“打工”为生。五十年后的不才,也是纽约市内的一个穷光蛋,也以打工为生。深知这批打工仔当中不乏藏龙卧虎之辈也,而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便是我们打工仔前辈中最大的一条“龙虎”。只是在一九。四年冬季,忽然八千佛郎,凌空而降。他不啻中了“乐透”头奖。因此一下把“银盘”扔掉,一溜烟就跑到欧洲去了。——在欧洲,中山先生是有崇高声望的。因为他是当年震惊世界的伦敦“西安事变”的主角。

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在布鲁塞尔和柏林,中山与那百十个汉族留学生真是一拍即合。他是个名震国际、革命经验丰富、英语流利,又博极群书,满肚皮哲学,而又有正式m.d.学位的老留学生。(其实孙文并无m.d.学位,但是那时的留学生都以为他有,孙公亦未尝自谦。)那批斗志昂扬,却两头不通气的小竹节们,哪能和他比?很快的,中山就搬出他那“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老套套,把他们组织起来了。——这个新组织是没有名字的。中山怕引起留学生的反感,没有把他那个早已死掉的“兴中会”搬出来复活(事实上年前他尚在檀香山时,已不愿再用这老名字,而改用“中华革命军”了)。

这时中山自觉已经是个世界级的革命领袖,与英法政府当局都有往还,实在不能再住roominghouse了,他要搬入一级观光大旅馆。这意见一经提出,信徒们从无异言,据朱和中回忆,大家“争相捐助”,佛郎、马克如“雪片飞来”。中山既得巨资,在巴黎、伦敦大活动一阵,街余“万余佛郎”,乃乘高级邮轮,直奔远东去者。

【附注】那时留法公费生每月学杂费为四百佛郎。

中山在巴黎时虽然还有些不愉快的小事,如汤苏铭等四个“反骨仔”,偷他的文件向清吏告密。殊不知清廷驻法公使孙宝琦已早存戒心,不敢妄动;还是把法国公文直接退还孙博士,并恭送中山离境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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